加拿大版权法_Canda 著_9787513047500

加拿大版权法2016年修订*新中文译本，其中，包括了作品的版权和精神权利；表演者的表演、录音、通信信号的版权和表演者的表演的精神权利；对版权和精神权利的侵害及其例外；救济；行政管理；其他规定等，为我国著作权法学者提供参考。

长期以来，版权被视为加拿大政府最困难且最不讨好的政策问题之一。它吸引了包括创作者、消费者、经营者、教育工作者等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热切目光，也受到来自美国的重大政治压力。意见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立法改革似乎总是最后的措施，只有经历数月之迁延才能达成。

近些年来，由于加拿大政府进行创新改革，创设了以某些独特条款为特征的《版权法》，其版权法律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不止如此，加拿大最高法院也发布了不少解释版权法律的裁决，这些裁决为使用者权利以及版权灵活性设立了新标准。确切地说，加拿大最高法院强调，版权的“过度保护”就像“保护不足”一样，也会带来各种弊端。

现行《加拿大版权法》反映了2012年修订该法时的主要变化。这次修订所涉事项涵盖了各个行业的改革，几乎关涉所有人：表演者和摄影者的新权利、加拿大广播组织的新例外、BitTorrent搜索服务的新责任，还有诸如录制电视节目、将歌曲从CD转换至iPod等普通消费者行为的合法化。事实上，甚至还存在一个“YouTube”用户生成内容的混合例外，该例外授予了加拿大人在特定条件下出于非商业目的创造混合作品（remixed work）的权利。

加拿大政府在很多领域促成了真诚的妥协，包括改革了加拿大的合理使用条款。合理使用条款使版权作品得以不经许可而被使用。加拿大政府既拒绝了不作改变的请求，也拒绝了设立灵活的合理使用条款的主张――该主张将为法院在研究、个人学习、新闻报道、批评和评论等现有的合理使用类型之外增设例外开启大门。加拿大政府代之以确认一些特定的新例外，这些新例外有助于创造者（戏仿和讽刺）、教育工作者（教育例外、教育互联网络例外）和消费者（错时、格式转换、备份）。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同样代表了一种妥协。加拿大政府保留了“通知－反通知”制度，该制度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用户转交侵权声明。尽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该制度成本不菲，但其已被证明在遏制侵权方面颇有成效。

在法定赔偿规则方面同样存在妥协。原法定赔偿规则有导致非商业侵权情形下赔偿数百万加元的风险。新规则将非商业侵权赔偿责任减至从100加元到5000加元的幅度，该数额并非无足轻重，但大幅低于20000加元的赔偿数额。在法律上每一次商业性侵权的法定赔偿上限是20000加元。

该法现在还包括了反规避条款。这些条款――被广泛地称为数字锁规则――基于数字锁可于任何时候使用的基本原则而于2012年设立，几乎凌驾于所有其他权利之上。数字锁规则甫一出台即成为公共讨论的首要关注点，受到了所有反对党以及众多的公共利益、教育团体的批评。

加拿大版权法律同时也具有司法裁决的功能。通常每隔几年才会有版权案件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以此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审慎的分析和解释。2012年7月12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同一天裁决了5个版权案件，这一史无前例的记录撼动了加拿大版权法律的根基。事实上，这些裁决在加拿大政府通过其迁延多时的版权改革立法数周之后即作出，加拿大版权法律经历的剧变需要多年的梳理。

加拿大版权共同体旋即开始讨论这些判决所具有的更大的影响。一些问题迅速浮出水面。首先，这些案件毫不含糊地确认，诸如合理使用等版权例外应当被视为使用者的权利。加拿大最高法院于2004年首次提出平衡创作者权利与使用者权利的观点。出版者和创作者团体曾强烈要求加拿大最高法院撤回其使用者权利的观点，宣称那不过是个比喻。然而，加拿大最高法院通过这些案例再次强调了使用者权利的重要性。关于使用者权利的分析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版权案件，促使所有法院确保在创作者利益和使用者利益之间维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其次，加拿大最高法院赞同对版权法律适用技术中立原则。例如，在驳回向包含在所下载视频游戏中的音乐收费的请求时，加拿大最高法院指出“在商店里购买作品的耐用复制品与通过邮寄接收复制品或者使用互联网下载同一复制品之间，不存在实际的差别”。相反，加拿大最高法院将互联网比作“技术上的出租车”并警告说，因下载复制品而收取额外费用违反了技术中立原则。该院宣称：“技术中立原则要求，若无议会具有相反意图的证据，我们须以如下方式解释《加拿大版权法》：避免仅因作品交付给终端使用者的方式不同而施加额外的保护与收取额外的费用”。

通过这样做，加拿大最高法院成功地将技术中立原则嵌入到远超这些特定案件的版权法律中。未来的立法者无疑将主张，为确保技术中立，现有的例外可适用于版权作品的新用途。

再次，加拿大最高法院通过对合理使用加以宽泛与自由的解释，持续扩大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在贝尔案中，贝尔公司和苹果公司主张30秒的歌曲预听可被视为消费者研究而属于合理使用，加拿大最高法院同意该主张，断言：“限制创造性目的的研究同样与‘研究’的一般含义相悖，该含义可以包括许多不要求加入新元素或者得出结论的活动。它可以是零碎的、随意的、探索性的或者验证性的。事实上，它可以没有特别目的而只是出于个人兴趣。”

同样地，在阿尔伯塔（教育）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通过裁决个人学习（另一种合理使用的类型）可以包括教师授课且“不能将个人学习理解为要求使用者在极端孤立的环境中评议版权作品”，对个人学习作了扩张性解释。[2]这些判决为合理使用划出了非常宽泛的范围，使得合理使用可为众多的经营者和教育团体提供正当化理由：对版权材料的创造性使用因属于合理使用而不用寻求事前许可或者给予补偿。

伴随着全面的改革和众多加拿大最高法院解释版权法律的裁决，《加拿大版权法》成为大量学术和司法讨论的根源。鉴于世界各国都在设法保持各自的版权平衡，加拿大法律可以作为应对新兴的数字环境而设计创新性立法措施的重要示范和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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