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场革命能解救人民，不受恐吓、剥削，走出错误的权力画地为牢的藩篱，那么这革命要走多远，才能自我保护，并保护给人民带来的福祉？多远，才能拾起足够的石块，再造它毁掉的墙壁和武器，再开始使用它们对付那些所谓的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

　　——戈迪默

　　主人公詹姆斯·布雷是一位英国殖民官员，十年前因支持黑人运动而被放逐。十年后，他以“贵客”的身份应邀回到刚刚独立的国家参加庆典。很快，他陷入了权力派别的争斗旋涡。与此同时，他卷入了一段浪漫的婚外情。随着新国家中派系之争和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布雷陷入选择的困惑……

　　戈迪默在小说中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刻画了丰富的情节事件和人物内心世界，再现了一个国家诞生之际的种种纷繁复杂。她着眼于权力的腐蚀性，所揭示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是与非，而是触及人性的根本问题，并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同时，在这部小说中，戈迪默似乎预言了“黑人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对现实做出了艺术性警示。

　　1.加西亚·马尔克斯、约翰·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苏珊·桑塔格、大江健三郎、伍迪·艾伦等人赞誉有加的文学大师。

　　2.在文学创作领域，戈迪默的政治小说，如同阿加莎·克里斯蒂之于侦探小说、苏珊·桑塔格之于文学评论。《贵客》是戈迪默政治题材小说中的风格与立意zui鲜明的一部，兼具政治的深度与文笔的生动。戈迪默是政治作家，但是不是丁玲式的，而是张爱玲式的。

　　3.戈迪默是曼德拉的知己至交，甚至被公众媒体称为曼德拉的幕僚。实际上，在《贵客》中，作家对政治人物的态度和对政治抱持的观念，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作品虚构了一个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对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的政治人物和权力追逐者进行了深度描写，对“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做出艺术的警示。

　　4.戈迪默的作品冷峻理性、寓意深远，不带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贵客》也是如此。有着鲁迅、奥威尔般的犀利、理性，常有寥寥数语，人物便姿态毕现、跃然纸上的“神来之笔”。诺贝尔人颁奖词称这部作品是戈迪默“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

　　5.政治与权力旋涡中的婚外情，是《贵客》的一个重要情节，本书译者感叹道：“能把一场婚外恋情写得如此动人，实在是太高明了！”“这是一本不辜负读者花费时间与精力的优秀作品。”

　　6.《贵客》，中文shou次出版。

　　译序

　　贾文浩

　　提到戈迪默的创作，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种族隔离制度”。没错，这是戈迪默无法“逃离”的囹圄。尽管她反复强调“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假如我生活在其他地方，我的作品可能不会过多反映政治，甚至我根本不会去写政治”。生于斯，长于斯，长眠于斯，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注定要融入她的生活、她的职业，乃至她的生命。

　　但是，仅仅把戈迪默的创作当作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解读文本，那是对戈迪默的轻视，也是对即将开始的“悦”读戈迪默先入为主的打折。单以反映种族问题的主题来看，戈迪默的作品，不一定比《汤姆叔叔的小屋》《辛德勒名单》《为奴十二载》等更能赚取读者的情感分；况且在南非早已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今天，再拿此说话，未免过时。尽管评论界常常提及政治因素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影响力，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那些在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笼罩下的作家和作品，是经得起时间和读者考验的。那些获奖作家和作品，最终是凭借文学的魅力和力量取胜的。我想，这也是戈迪默一直不认同“政治论”、一再强调写作初衷的原因：“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写作，那时写作是因为对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释生活和人性是怎么回事，这个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了我的写作生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遵循自己内心的写作诉求。”事实上，从文学角度分析戈迪默的作品，她在艺术上的追求是纯粹的，在写作手法、细节描写、情节安排、心理刻画、语言洗练、人性探究等方面，绝对是大师级的。这也是她赢得世界文坛的认可，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

　　至于本书——《贵客》，戈迪默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体现她文学探索和艺术功力的一个典型例子。作品在艺术层面、阅读体验上提供给读者的享受和启示，是极其优质和精妙的。先来看看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贵客》的评价：“长篇小说《贵客》（1970）是她前期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国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很显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更多地关注了作品的结构、语言、文体以及情节，而“国家”“殖民地”这些政治性名词，只是故事的舞台背景。

　　翻开这部小说，我们随着主人公布雷上校的足迹，从英国威尔特郡来到了非洲中部一个刚独立的国家。在这块从前的英国殖民地上，我们会见到这位前地区专员的各路朋友、同胞，上至总统，下至佣人。布雷作为总统的贵客，会带我们进入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上流社会、普通生活，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领域，做一次非洲内陆的“深度游”。这是作品非常直接的馈赠。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洋洋五百多页的原作，从头到尾，几乎无处不精彩。故事的动人之处，除结构外，还有对人物的精微刻画，对人、人性、心理、情爱的细腻而丰富的描写。

　　戈迪默塑造过不少精彩的男性形象，采用的手法不甚一样，各有各的特色。本书的主人公布雷作为英国殖民机构的地区专员，他违反了自己的使命，公开支持黑人独立运动，以至于遭到英国侨民弹劾，被遣返回国。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人文精神并反对种族歧视的白人先知形象。除了政治立场令人尊敬之外，布雷还具有一个典型英国绅士的可贵品质：高贵、正直、善良、诚信、忠厚、勇敢、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他在与莫维塔、莘札以及其他朋友的交往中，充分展示了这种品质，赢得了朋友们的一致信任和尊敬，甚至当地的黑人民众都对他敬若神人。当年出于正义感，他扶助莫维塔进行独立斗争。莫维塔胜利后当了总统，布雷一点都没有居功自傲；而当他看到莫维塔大权在握后，受到权力的腐蚀，有了独裁的倾向，也并没有因为友谊而袒护他。布雷后来转而支持与莫维塔对立的莘札，就像当年义无反顾地支持莫维塔一样，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始终有着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他最后坚持一以贯之的标准，做出了选择，并不掺杂利己思想和功利杂念。

　　在小说中，尤为精彩的是两个矛盾的设置与铺呈，极具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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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过程的叙述，像一部交响乐，宏大而清晰，把读者渐渐带入情景，节奏掌控十分熟练，收放自如。矛盾的发展、深入、转化、激化都顺理成章，形成一个个强烈的戏剧冲突，悬念交织，引人入胜。

　　在这个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的故事中，还贯穿着另一条线，像一道亮丽的彩虹，让作品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惊艳有遗憾。这就是布雷和丽贝卡的相遇。这是主人公深陷的另一个矛盾，是婚姻内外的感情矛盾。两人都是英国人，一个是五十三岁的老男人，一个是二十九岁的年轻女子，双方都远离各自的家庭，萍水相逢，不顾年龄的差距，忘掉了各自的婚姻，奋不顾身投入情网，爱得轰轰烈烈。小说中，情节发生得合情合理，毫不突兀。

　　丽贝卡为人直率、简单，完全听凭感觉的驱使，不喜欢周围献殷勤的人，对布雷情有独钟。这女子的特点是跟着感觉走，不受理性、利益等观念的影响。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当爱情出现的时候，毅然迎接，没有丝毫犹豫。这场爱是她的一次全新的经历，她发现这个老男人身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仿佛面前展开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瑰丽世界，她甘之如饴、视若珍宝，全身心投入，为之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个特性，追求自我主宰、追求情感满足，一旦时机合适，便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理性的制约，喷薄而出，惊天动地。

　　在婚姻和婚外恋情的矛盾中，布雷自然比丽贝卡想得多，不过在最初的本能冲动后，他总能说服自己，去继续拥抱这场艳遇。丽贝卡那种天然本色，甚至粗糙的行为举止、做事方式，他既好奇又欣赏。对他来说，丽贝卡是另类，与他婚姻中习以为常的那种温文尔雅、相敬如宾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突破规则，总能引人注目。而布雷和丽贝卡突破的是婚姻规则，这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那么美好浪漫的情爱，背后隐现着一个问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取舍？这问题太大，涉及了婚姻定式，不可能找到答案。小说情节的安排上，也回避了这个问题。也许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

　　纳丁·戈迪默（1923—2014），

　　南非作家，非洲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

　　戈迪默，一位拥有明星般美丽面孔和非凡文学才华的大师级作家。她以短篇小说蜚声英语文坛，以长篇创作闻名世界文坛。

　　戈迪默，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严酷时期、致力于创作反映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却不太认同别人对她“政治作家”的评价：“我的书被认为非常政治，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里充满由政治冲突带来的改变，当然，实际上也是人性的冲突。” “我的确是一名反种族歧视的活动分子，但不是一个鼓动家，我从来都没有利用作家身份专门著书立说来宣传或鼓动什么。”

　　戈迪默，“女作家”是她非常鲜明的身份标签，她却非常抗拒强调“女性”。1998年，她拒绝入选女性文学奖——奥兰治文学奖（即橘子奖）的短名单。她说：“我反对一切人为分类的所谓奖项……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专门有为男作家而设的什么文学奖项，我认为男女应该完全平等。”在戈迪默的作品中，很难看到温柔、细腻、浪漫的女性特质，一贯风格是简洁、冷峻、理性、犀利，即使语带嘲讽、刻薄，也是男性的味道。

　　戈迪默成名较早，是世界文坛出名的高产、高寿作家，与很多名人不同，她很少展示和谈论自己。1976年，世界上的700名作家被请求画自画像，戈迪默画了两只猫，她说：“我不会作画，也画不了自己，我那时养了两只小猫，很喜欢它们，所以干脆就画了猫。”戈迪默也从未写过自传。她说：“自传不能到老了才写，不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不能让你落到因为毁谤被起诉，更糟糕的是还不能自相矛盾。”

　　与其说种族隔离制度是戈迪默人生和创作的重要内容，不如说正义、公平、人道和博爱是她的特质。这一点在她的作品和社会活动中体现zui突出。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经济并不富裕，但是她将一部分奖金用于资助南非的作家。1990年代以后，戈迪默致力于南非的公益事业。2004年，戈迪默邀集马尔克斯、苏珊·桑塔格、鲁西迪、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契贝、奥兹、大江健三郎、伍迪·艾伦、阿瑟·米勒等文坛大腕共同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Telling Tales。此书出版后的所有的收入都捐献给了南非的抗艾滋病组织。2013年，戈迪默参加南非广播公司 “南非标志性人物”（1996—2001）系列短片的拍摄，这次节目拍摄的照片均拍卖，拍卖所得都捐赠给了南非的儿童医院。

　　2014年，享年91岁的戈迪默安然去世。

译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鸟儿在屋顶一声欢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下午已经过去一半，是在酷热的非洲，他立刻意识到身在何处。就连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那一刻，他也并没有流连于自己在威尔特郡的家，那里白雪覆盖，正处在寒冷的冬季。进村的路被雪封堵，狗儿在松软的雪地里尽情奔跑，喘气如牛……房子中央很暖和，开着燃油暖器，还有透过红窗帘射进来的光，奥利维亚的东西也都是温暖柔和的色调——小地毯、樱桃木和椴木摆设、红土陶罐、串珠饰品，还有他们从刚果淘到的两尊精致木雕。几天前，他在家里收拾行李，准备出行，把东西一样一样整理好，事先的决定一再让位于实际情况。要是烧水壶不灵了，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让麦凯来看看，先不要拿到城里去修。——真可惜，你把你的短裤送人了。——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地方，我敢穿短裤出去。——不过你的腰围没怎么变，连半英寸都没有。——看你的睡裤就看得出来，我给你新换了松紧带，尺寸跟原来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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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躺在床上，那张床像所有酒店的床一样，对他来说太小了点，他凑合躺着阅读。皮尔琪太太的夹子床头灯，颈部断掉了，他把灯泡拧下来安到了天花板的灯口。灯光投射在他两眼之间的一个点上。他把教育部的卷宗里所有文件都看了一遍，关于从哪儿下手开展工作的内容很少。大部分数据都没有适当的分析，而导致高比率失误的反复出现的“无法预料的情况”，或者最简易的实验计划被放弃，却始终没有任何解释说明。他关掉灯后，感觉到一种越来越深沉的寂静；仿佛已经走过的距离有多长，黑夜就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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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一致的掌声淹没了一些不同的反应。接着，听得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掌声，呈现反应的不同形式，好像一支管弦乐队，渐强时管弦齐奏，分辨不出乐器，渐弱时一些乐器不奏，另一些乐器保持主题或变奏，就立刻突显出来了：双簧管单独奏响的声音，弦乐一起发出的咏叹。喧哗声很有节制——总统讲完，每个人的手必须被看到在拍动——渐渐安静下来，一大部分热情的听众，巴掌拍得最起劲，还能听见，这是乐队里的铜管，声音更高了，伴着跺脚声，因影院有地毯而跺脚声沉闷。观众席这个区震耳的忘情喧嚣，搅扰了相邻各区的宁静；那些象征性地表示了感谢的听众，本来坐着不动，排斥过激表现，此刻也在座位上动起来，转着脑袋，暗暗发起对立的一致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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