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思想活动和缺乏学术氛围的大学校园，哪怕它在物质上再美丽、再现代，在精神上也是荒凉和贫瘠的。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就是源于学术。大学与学术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字面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学术，可谓大学的生命力与活力之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一所学术气氛浓郁的财经政法高等学府。范文澜、嵇文甫、潘梓年、马哲民等一代学术宗师播撒的学术火种，五十多年来一代代薪火相传。在世纪之交，在合并组建新校而揭开学校发展新的历史篇章的时候，学校确立了“学术兴校，科研强校”的发展战略。这不仅是对学校五十多年学术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历史性传承，而且是谱写新世纪学校发展新篇章的战略性手笔。
“学术兴校，科研强校”的“兴”与“强”，是奋斗目标，更是奋斗过程。我们是目的论与过程论的统一论者。我们将对宏伟目标的追求过程寓于脚踏实地的奋斗过程之中。由学校斥资资助出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就是学校采取的具体举措之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演义传统文化事象的多视角英译研究》：
然而，如果机械地按照描述翻译学的理论来解释同一原作所产生的各种不同译本，就会产生一种假象，即“各种译本都可以接受”；以宽容、达观的态度看待不同译本，肯定它们自身的不同价值，并不能等于“凡是存在的都是优秀的”这样一个事实（卞建华，2005）。
所以，在描述的同时，翻译批评还是需要价值判断，需要“揭示翻译中具有共性的、带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上升为能客观反映翻译本来面目的理论”（谭载喜，1988）；而生态翻译学则主要为本研究提供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指导，即通过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策略、译评标准、事后追惩等多维度，对传统文化事象的英译情况进行解释和分析，以期整合出中国文化负载项目在英语世界的环境里生存的适宜的平衡点。
（二）批评的模式
翻译批评的模式包括批评方法论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即要解决“怎么批评”的问题。根据文军（2004）的观点，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原则是指从事翻译批评时应当遵守的规范，它们对各种具体批评方法具有指导作用。概略而论，翻译批评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包括：客观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归纳演绎相结合的原则等。
正如上文所谈到的，当前国内传统的翻译批评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走向两个极端的不良倾向，即从宏观的“文化转向”，只考虑目的语语境，任意“摆布”或“操控”原文；到封闭性的、单一的只考虑译文和原文在微观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和“对等”。研究缺乏整体性、综合性、开放性，层次感不强。
王宏印（2006）④在谈到翻译批评研究时曾提出：“我们期求一种以质的规定性作为概念基础，以过程描述作为主要倾向，同时不排除价值和非价值判断，例如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而又有文化解释力的理论，作为翻译批评的完整的方法论模型，力图达到一种理想化的批评话语导向。”正是基于这种设想，本书整合描写翻译学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精华为本研究的理论导向，试图建构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选择的批评模式。
翻译批评是一个与社会、文化、语言不断交融、动态发展的活动，是一种多视角、多维度的描写与思考；辜正坤教授于1989年就提出了翻译标准的多元互补理论：“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若干个标准的共时陛存在，并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各自具有特定功能而又互相补充的标准系统。”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域或文化中，翻译批评可以有多个标准和尺度，这些参照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的时空发生各种变化，因此，翻译批评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同时，根据生态翻译学的观点，翻译活动就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不断选择的活动，那么，以具体的翻译现象为客体的翻译批评也应该是动态和选择的。
因此，本书的翻译批评模式是以描述翻译学和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以《三国演义》中的传统文化事象为批评切人点，以不同译本的描写比较为研究方法，以描写、解释、提炼翻译规律和价值为目标的开放的、多元的、综合的模式。本书试图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中观（译者的翻译目的、原则、标准等）、微观（文本层面的语言、文化、语用三维转换等）等多维度建立批评视角；其中，微观视角是本书的重心。
在当今翻译研究领域里各种思潮（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风起云涌的大环境下，吕俊（2006）②等学者提出，如果翻译研究过分专注于文本外因素，并与文本内因素割裂开来，那么该学科可能会仅仅作为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佐证而存在，从而使这一学科消融在政治学与文化学之中并成为它们的附庸。本书在综合考虑文本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的同时，还是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化专有项的三维转换（语言、文化、语用）这一微观的本体研究上，着重描述译者的翻译思路和方法，为这些翻译事实找到合理的解释，并提炼总结出文化翻译的规律和价值，也是为了使本研究更好地为翻译教学、翻译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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