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云霞出海曙：女性期刊滥觞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争先恐后竞风流：近代女性期刊概述

一 女性期刊的历史分期与重要女性期刊

二 女性期刊发展特色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学术梳理与资料整理

第一章 文学写作与自我发现：女性期刊的女性文学叙事

第一节 主体与真实：女性自叙传体叙事

一 创作动机：自我与“才”“德”的创伤体验

二 叙事内容：历史边缘化的真实女性世界一隅

三 叙事模式：女性“今我”与“旧我”的对抗

第二节 秋瑾弹词小说《精卫石》的“闺怨”、“豪侠”叙事

一 秋瑾《精卫石》的闺怨气韵与豪侠内核

二 《精卫石》的“怨与蜜”、“侠与寡”叙事

三 《精卫石》在弹词体例上的因循与创新

第三节 闺阁与社会：女性散文创作

一 游记——闺阁与社会空间的“越轨”

二 休言女子非英物：女性政论文创作

第四节 女性期刊的女性儿童文学创作

一 儿童的发现：女性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联历史溯源

二 伍季真、伍孟纯的女性儿童文学创作

第二章 塑造理想女性：男性在女性期刊中的策略叙事

第一节 闺装愿尔换吴钩：以《女子世界》为中心的爱国侠女形象

一 传统文化圈女性经典形象的再塑造

二 维新志士的“侠女”形象构建与女性期刊的回应

第二节 《妇女杂志》中新知识武装的贤妻良母形象

一 新旧“贤妻良母”观

二 《黄鹂语》、《春燕琐谭》的贤妻良母取向

第三节 幻想中的性对象：以《新女性》为中心的女性形象

一 《新女性》的“性”讨论

二 《新青年》乡土派作家的女性书写

第四节 欲罢不能的都市“倩影”：《玲珑》中的女性形象

一 《玲珑》“摩登”女郎观念的性别分歧

二 “俘虏”的都市暗喻

第三章 性别构建：女性期刊叙事话语与女性社会化

第一节 女性期刊与女性职业社会化构建

一 《妇女杂志》对女子职业社会化的积极作用

二 《玲珑》：女性职业社会化的都市困境

第二节 交流与碰撞：《妇女杂志》中的中日女性问题讨论

一 早期《妇女杂志》的日本科学常识启蒙

二 与谢野晶子“贞操观”与《妇女杂志》讨论

三 “有岛武郎情死”事件讨论

第四章 女性期刊与女性城市化性别构建

第一节 西方身体：“摩登”的发现

一 “美容术”与西方资本

二 服饰与西方审美

三 西方体育与跳舞

四 “西式”礼仪

第二节 “阮玲玉之死”：透视都市舆论传播性别偏向

一 上海20世纪30年代电影与《玲珑》“幕味”

二 《玲珑》与“阮玲玉之死”报道的前后

第三节 《玲珑》女性声音与上海“厌男症”

一 摩登弄潮儿的“厌男症”

二 不信任但也不妥协：构建中的两性关系

结论

附录

附录1 《妇女杂志》女性作者考证情况

附录2 《玲珑》重要女性作者情况

附录3 伍孟纯《鸦声》与伍季真《英兵与雀》原文

参考资料

后记

　　《近代女性期刊性别叙事研究》：

　　1935年11月13日一个下着阴雨的日子，在天津东南角的居士林，施剑翘借由听讲佛法的机会，三枪刺杀了军阀孙传芳。当晚，《新天津报》刊载“号外”，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在那个晚上不知刺激了多少人的眼球，标题称：《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次日，《益世报》头版头条登载详情，题目是《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一时之间举国哗然，“奇女子”、“侠女”、“烈女”的称号如潮水般涌来，伴随后续的漫长的司法审判和11个月牢狱之灾后的大赦，施剑翘成了那个年代又一个杰出女性的代表。施剑翘曾经在复仇后写下《告国人书》诗二首：（1）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2）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在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这位18岁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显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而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具有“侠义”精神崇尚武道的女性行动似乎并不是少数。将历史的目光向前漫溯，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曾在诗词《同胞苦》中留下这样的诗句：“手提白刃觅民贼，舍身救民是圣贤”，《柬徐寄尘》则表示“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而留在人们印象中最深刻的也是她身穿和服，手中横握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的照片。同为好友的“潇湘三女杰”的唐群英，在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指定的《临时约法》公布后，因为没有之前的“男女平等”的规定，而在3月19日上午8时，率领20余女性到参议院要求参政权。3月20日，在议事厅20余名女子将玻璃窗片捣毁，将议员置于抽屉的议案搜索一空，并以脚踢打警卫，21日早晨，60余名女子装备武器直人参议院，因为警卫势力单薄，孙中山不得不派禁卫军200人前去支援，并允诺彼等再提议请愿书，再讨论约法修改问题，众始散去。整个事件由始至终都受到了《申报》的强烈关注，以《女子以武力要求参政权》予以详加报道。《申报》1912年8月31日第2版又以《二十五日之湖广会馆》报道沈佩贞率领女会员阻挠国民党成立大会、唐群英扇宋教仁耳光的事件。从1912年3月24日到1913年5月24日，《申报》发表了大小报道十余篇，其内容全部围绕女性武力争取参政权利。其标题更用了《国民党干事选举会怪剧》、《唐群英大闹报馆之祸胎》的字眼。．以上的例子或许并不是当时女性的大多数，但是当传统的女性身影走出闺房在社会空间活动时，以武力和暴力革命解决个人恩怨和社会争端的案例却频频在传媒上予以传播，女性期刊上对于“侠女”形象的展示和推广，正是对时代发展下女性主体身份认定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无疑是一个由性别双方共同完成的过程。但是近代女性的身份认定却在这里显示了一种“突变”性的因素，即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并不缺乏女性雄性化的描述，但只有在近代这种雄性化女性的革命才形成了可能。那么这种雄性化女性倾向在女性革命中是如何起到推动性作用的，文学性的抒写又是如何从心灵外化为行动的，则成为一个研究近代女性文学发展与女性解放之间关系比较重要的文化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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