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标准及问责_托马斯•J•拉斯利_9787303217656

在教育领域中，关于学校标准与问责的相关问题一直处在争论中。
　　《美国教育热点丛书：学校标准及问责》通过14个针锋相对的话题辩沦，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美国学校问责的整体概念，以及教育实践的现状，并努力去探寻其现实意义和内在复杂性。
　　《美国教育热点丛书：学校标准及问责》目标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视角，理解教育变革、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复杂性，也包括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使课堂实践更有效率、学校更有责任。

　《美国教育热点丛书：学校标准及问责》：
　　雇主通常运用评价方法对雇员行为进行评价，尽管这个陈述本身代表着绩效，但它并不指“绩效”术语本身包括的很多方面。评价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确保每个工人都是富有成效的，评价过程可能包括根据成效确定个人的回报。在很多体系中，雇主可能尝试很多办法帮助效率较低的工人学习更好的技巧。此外，绩效还可能促进产生价值。
　　教育者的绩效形式多种多样。从20世纪起，绩效运动始终是进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学校更加有效。对于进步组织而言，绩效意味着学校领导者需要通过实践与成功实体进行合作。问题是这种商业模式鼓励开展评价，侧重减少教育中的可接受变量，错误地将效率等问题作为强调的重点。
　　问责作为有效组织
　　19世纪后半期，人们正式接受关于民主、政府适当角色的新想法。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前，人们反对国家控制学校，因为他们认为给予社团自主权是保护民主的最佳方式。战争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更大的组织运行现代的管理模式，以促进公平，其中涉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人们的态度发生改变是因为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改变。内战结束后，美国农村社区向工业城市让步。改变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大型公司的增长。巨大的信任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生产、分配过程中管理方法的重视。作为大型公司的美国钢铁（U.S.Steel）公司，通过减少对技术工人需求的方法，降低工人的工资。公司不再需要拥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因此劳动者发现很难形成联盟。公司声称这些改变可以降低消费者的消费，然而批评者认为，这些大型公司生产低劣物品，分销腐败食物，造成环境污染。无论如何，这些大型公司都能产生巨大的利益。
　　19世纪末，人们开始依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来制约大型企业。结果在1887年产生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在1890年颁布了《舍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随后几年里，进步主义政治家试图通过运用企业的组织方法减少社会问题。这个愿望虽然具有讽刺性，但意味着运用技术的、官僚的方法能够解决现实问题。
　　学校监督者认为如果学校效仿大型企业中的组织形式，则能够解决教育问题。首先应做的努力是对学校监督者进行领导权力的重组与合并，这是为满足混合式成功进行的努力。例如，在1870年美国只有29名城市监督者，他们管辖的城市中有226座城市的人口超过8000人。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很多城市开始转变为中心组织的某一形式，到1927年，《教育目录》（Educational Directory）中列出的城市学校监督者已经接近3000人。
　　随着监督办公室获得大众的支持，学校监督者同意城市学区遵守科学的运营方法，避免浪费，确保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其次是将学区管理划分为不同部门，每一部门都由经验丰富的专家负责不同的发展方面。例如，1895年美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NEA）第十五次全体会议批准，将城市学校行政管理划分为两个中心部门，一个部门监督商业事务，另一个部门确保课堂教学遵循科学原则。为了提升学校管理的有效性，报告建议两个部门的监督者需要具有权威性，并能对公共问责做出迅速的说明。
　　根据美国教育协会的报告，教学监督者需要确认教师执行的教学具有专业性。这就意味着，董事会成员或社区领导的个人愿望或偏见不能影响教师的选择。然而，董事会能够对教师资格进行解释，未来教师必须满足资格要求才能成为候选人。教学监督者对教师候选人进行筛选，筛选标准包括城市高中4年级的课程，董事会进行的测试，包括接受过城市学校1年的培训。一旦教学监督者选定了教师，监督者就有责任对教师的工作、任务进行监督，尤其包括个人素质、教学能力、可依赖性和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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