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_李钧_9787520301091

厘清1895-1945年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流脉，研析民族主义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解读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经典作家作品，阐释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美学特质，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建构提供有益启示。

　　“真学者”在竞相创新争优的学术平台上，往往是不显山露水的；然而一旦显露，其耀目的学术风貌与思想光彩即令人惊喜、使人赞佩！记得10年前李钧教授的第一部专著《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问世时，我曾评说：“它所研究的具体对象虽是20世纪30年代小说主题，而真正的学术目标却是从理论建构与写作实践的有机结合上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至少为重写30年代断代史作了成功的探索，也为整个文学史的全景观书写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叙述范式。”同时该书的创新趋优，“充分显示出作者具有独立驾驭重大研究课题的气魄、胆识和才华，更富有那种虚心好学、勤奋向上、废寝忘食、深钻苦研、为文去忧、唯书是乐的‘真学者’（梁启超语）的治学精神。”恰好“十年磨一剑”，若说第一部专著所磨的利剑在迎接科研的挑战中仅仅是初露锋芒，那么经过10年酷暑严冬的焠砺所磨出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这把剑，则寒光闪烁，锐气逼人。这部学术著作，不只承续了他第一部专著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以及研究主体“真学者”的治学精神，而且研究本体对象在深广度上有了重大突破，研究主体的思维更新、治学智慧和学术个性更有充分而显豁的展现，其学术文本也成为作者在人文科学研究征程上树起的一座令人赞赏的夺目丰碑！
　　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大胆的突破就没有学术硕果。尤其人文科学研究的突破既重要又艰险。尽管这是众所认同的研究规律，然而在科研实践中能够对所选课题坚持多维度全方位突破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从纲目设计到内涵阐述给人以全新的学术冲击，仿佛进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认知世界，足证研究主体在突破中求新、在求新中突破的逻辑循环内下足了力气使尽了功夫。这主要体现在：其一，选取“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突破了学术界既有的选题范围，对复杂形态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从理论与创作相互关联的两大维面重新规范整合，这给研究对象带来既深且广的拓展与“创新”领域。“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系统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中，长期以来主要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即使到了“拨乱反正”时期也没有得到完全“解禁”与解放。虽然近几十年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引起不少学人的关注，但是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实在罕见，大多还是支离破碎的零散研读，未形成有学理深度和史学体系的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所规范的研究对象具有前所未见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止，这“始”与“止”正值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发生最激烈冲突之际，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得以勃兴与高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也得以昌盛。以这50年来规范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合乎原生态的客观真实律，又有强烈的忧患感，告诫国人昔日仇寇亡我之魂不散。因此所研究的对象不仅在纵向上有晚清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民初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的启蒙与救亡互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30年代政党相争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及抗战时期全民共鸣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而且在横向上有不同的政治或文化生态——大陆与台湾、各民族差异互见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甚至还有大而广之的中与外、古与今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将这诸多的错综复杂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流派梳理出一个系统来，整合出一个体系来，是对研究主体的宏观学术视野、综合理论思维、渊博知识结构与纵横穿透能力的严峻考验；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以自足的整体系统屹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同体的总系统。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
　　蒋介石（1887-1975）5岁入私塾受启蒙，自7岁起读《大学》《中庸》《尚书》《易经》《左传》《纲鉴》和唐诗等古籍，“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他16岁开始学习英语、算术和理化等现代课程，23岁人东京振武学堂学习，毕业后在日本野战炮兵联队实习；他于辛亥革命后返国投身国民革命，因在永丰舰事件中与孙中山朝夕相处56天而深得孙中山信任；他于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1925年以3000名黄埔学生军两次东征陈炯明，随后提出北伐建议并在北伐过程中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经过一番合纵连横于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青年蒋介石即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民族解放而非阶级革命，在1923年秋冬到苏联短暂考察后即开始反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信中说：“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乃是消灭共产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武器，只要善于运用这个武器，唯物辩证法就没有打不破的道理。”他在《中国的经济学说》中说：“人类最大的战争，还是民族战争，并不是阶级斗争。”其《三民主义的本质》则声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人类自由和平的威胁，苏俄“夺取政权，实行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掀起了世界民主革命中的一股反动的逆流，竟形成了今日人类自由与世界和平安全莫大的威胁。”这些因素都促使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认同了法西斯主义民族（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法西斯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四个来源：早年所受传统儒学教育、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以说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蒋介石幼年从“四书五经”开始接受文化启蒙，《大学》则是其一生崇奉的典籍。他说：“我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疑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他将《大学》推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因为《大学》是科学的，所以我说《大学》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大学’。尤其是《大学》的第一章，乃为世界上最早的科学理论，亦即科学的祖宗，或者说是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其实《大学》一书，不仅是讲基本科学方法之科学的祖宗，同时更是我们中国正统哲学之唯一宝典。”
　　推崇《大学》并非蒋介石的发明，而是他从“总理遗教”继承而来。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④蒋介石推崇《大学》，一方面是出于对孙文学说的政治忠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欲以中国传统儒学思想来重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民族主义意图。《大学》之外，蒋介石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宋明理学是中国理学发展的巅峰，王阳明是集大成者。王阳明“心学”主张“致良知”“心外无物”与“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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