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一个静谧的住宅区里，发生了一起带有潜在仪式感的残忍凶杀案：一对刚刚从中国回来的夫妻，丈夫遭到杀害，他的妻子则陷入了昏迷。

　　第二天，住在他们楼下的邻居在上班路上被一辆黑色的大货车撞倒。然后，一名中国留学生匆匆离开了哥本哈根。

　　刑事警长阿纳·贝尔曼和他的手下们开始展开侦查。这几起事件有关联吗？理由是什么——妒忌、复仇还是偿债？这位中国留学生是什么人？

　　这个案子的中国视角让贝尔曼怀着满腹疑问来到了北京，他带着极少的答案回到丹麦，新的线索又指引他来到斯蒂文斯，一场戏剧性的对峙最终揭示了案件的真相。

　　跋

　　每年的六月五日是丹麦的国庆节，丹麦驻华使馆同我国的驻外使馆一样，每年这一天都会在北京使馆内举行国庆招待会。我可能是由于获得过丹麦女王颁发的国旗勋章的缘故，年年都会被邀请去参加招待会。二〇〇八年六月五日，我像往年那样，又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了招待会。虽然每年都去，但认识的人不多，而我这个人又不善于交际，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往往是手中拿着一杯水，站在小圆桌旁，默默地注视着身旁服饰光鲜的人们，有的来往穿梭，寻找熟人，有的在热烈的交谈。二〇〇八年的那次招待会，当我像往常那样，一边喝着水，一边注视着身旁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我站着的小圆桌旁出现了一位和善、彬彬有礼的男士，他告诉我他是丹麦人，是警察，北欧驻北京的警务司长，刚来北京三天。警察！我感到十分新鲜，北欧在我们北京还派有警务司长。我也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当他听说我是搞北欧文学的，翻译过《安徒生童话全集》时，似乎也感到十分惊奇，问我除了安徒生外，是否翻译过丹麦当代作家？并告诉我他也是一位作家，发表过几部作品。警察加上作家！这使我更为好奇。这是我同福劳德·欧尔森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虽然已经过去了八九年，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忆犹新。

　　福劳德·欧尔森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他的作品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想要表达什么？其写作特色又怎样？作为一个北欧文学研究者，在碰上一个北欧作家时，这些问题总会很自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

　　通过后来多次的交往和阅读他的作品，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福劳德是位善良、善解人意和处处为别人考虑的人。我认识他的助手，她告诉我，她很幸运，能有这样的上级，在他手下工作感到舒畅快乐。福劳德长期在丹麦警界工作，已有四十余年警务生涯，曾经出任过丹麦首都一个区的刑警局局长，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任北欧及丹麦常驻奥地利警务联络官。二〇〇二年起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并赴巴格达出任多国联军部队和伊拉克内政部长的警务顾问。二〇〇七年下半年起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警务信息中心主任。由于长期从事跨国警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警务活动经验。

　　福劳德在工作之余，辛勤耕耘，退休前已经发表过三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纪实文学《狗吃肉，马吃草》（2002）。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在第三人的阴影下》发表于二〇〇一年，其余两部长篇是《下雪那天》（2007）和《哥本哈根-巴格达》（2010）。他是个警察，他的作品往往是以警务生涯中所碰到的真实案件为基础，因而他的作品可能会被归纳到悬疑小说一类，但是他自己不这么看。今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对《上海日报》（英文版）记者说，我要通过作品“向大家展示警官们每天所面临的艰难选择。我的作品要探讨正义：什么是正义，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拥有正义，以及我们如何知道何时停止侦查。”

　　虽然他不同意自己的作品属于“犯罪小说”，不过我觉得他作品的故事情节类似悬疑小说，一环扣一环，悬念此起彼伏，紧张生动。故事情节往往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而是发生在两个甚至多个国家，可以说他的作品又是他的多年国际警务联络官工作的写照：真实地反映出警务联络官既要维护本国政策和侨民的合法权益，又要积极配合驻在国侦破和堵截犯罪活动两者之间很难把握的分寸界线，并且要同驻在国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沟通信息，防止发生误会和纠纷。其作品的重大参考意义在于对跨国警务活动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而这样的作品只能由拥有切身体会和经历的资深警官才能写得出来，并且写得翔实正确。

　　福劳德当了四十多年的警察，接触到无数的犯罪案例。不过他认为从警生涯告诉他，世界上坏人不多，的确有人犯罪，一般说来，最恐怖的罪行是由精神病患者和控制不住情绪的狂人犯下的。而他看到电视中播放的犯罪片和小说中描述的犯罪故事情节都滑稽可笑，扭曲了世界的画面。他认为“真实生活中的犯罪案件没有那么糟糕”。这一切促使他去把自己经历过的案件用文艺的手法表现出来。

　　《龙抬头》（2012）是福劳德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是他在中国担任五年警务司长期间创作并发表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北京、河北和丹麦哥本哈根之间，人物除了丹麦人，还有中国人。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小说，篇目又叫做《龙抬头》呢？“龙抬头”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农历二月二日。那个日子正是早春时节，万物复苏，万象更新。这部作品的故事内容和“龙抬头”的概念似乎关系不大。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读到他在英文版《上海日报》上的讲话，我才忽然明白。他说：“中国人把‘龙’看成是好兆头。‘龙抬头’正是初春时节，人们开始整理打扫，万物气象更新，鸟类和动物在漫长的冬天之后又露出了它们的脸。而西方人则把龙视为邪恶和恐怖，这两种概念截然不同。”他认为这种不同是由于文化差异，以及媒体报道中的误解和成见、对中国的谣传和道听途说所造成的。他说：“我感到我有必要来写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更为符合真实中国的故事。”他还说：“我所了解的中国同我们过去在丹麦经常听到的和阅读到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同。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没有多少的不同。”看到他以上这些话，我想这部《龙抬头》或许是要告诉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不同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以在一起友好合作，相互配合，解决疑难问题。就像在作品中描写的那样：在丹麦和中国警务人员的协作努力之下，洗清了对中国嫌疑人的冤情，还了他的清白。

　　福劳德的作品坚持社会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描述准确细腻，精益求精。阅读他的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精神，体味到一种力量。那就是也许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友好合作，对于善与美好的共同追求是可以实现的。

　　石琴娥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于北京

　　东桥，哥本哈根，晚六点

　　熙乐瞥了一眼天色，开始加快了速度。风越来越大，乌云从西边汹涌而来，争相铺满天空。她马上就要到家了，可不想现在被淋湿。昨天和前天的天气都很好，对于晚秋季节的天气来说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今天早上天也是又高又蓝，苍白的太阳竭尽全力地想阻挡冬天的到来。

　　第一滴雨点打在了她的脸颊上。哎，不要现在下啊，已经这么近了！她向后方瞥了一眼，穿过了东桥街。只差三分钟了。又掉了一滴雨点，紧接着又掉了一滴，雨下起来了。

　　熙乐把自行车靠墙停好，锁上车锁，从车筐里抓起了手提包。站在干爽的楼道里，她气喘吁吁地转过身，一边用手梳理着她的湿发，一边肩膀对着楼道的门看着雨中。外面公园里的大树在雨中晃动，很快风就会把最后的叶子吹掉了。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潮湿的树木和黑色泥土的味道。她站了一会儿，听着楼道门慢慢关上，然后打开楼道的灯，开始上楼。上到一楼和二楼之间时，她听到楼上传来了一种叽叽嘎嘎的声音，她放慢了脚步。又是一声叽叽嘎嘎。她停了下来，一片安静。她紧张地站着听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有。她犹疑地倚着楼梯的扶手探身向上看去。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她感觉到有人。难道这又是她疑神疑鬼的瞬间，而下一瞬间一切又化为乌有？她鼓起勇气，迅速踏上了到二楼的最后几级台阶，快速闪进了自己的公寓，锁上了门。

　　她背靠着门静静地听着。什么都没有。她没有开门厅的灯，而是透过猫眼看向外面。走廊里的灯灭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能看清外面的物体。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我总是往最坏处想呢，她低声地说着准备转身。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几乎是沿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爬了下来，尽管她试图转过头去，但身上的肌肉却把她往相反的方向拖，发自腹部的一声急促的尖叫穿胸而出。那个身影停了下来，看向她的方向。熙乐感觉到一股寒气袭来，不得不双手抵住门，同时憋住嘴里发出的那一阵阵啜泣声。过了一刻，叽叽嘎嘎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她跑向客厅的窗户，透过浅色的内窗帘向下看。外面还在下雨，一会儿，一个驼背的身影穿过街道往公园里走去。走了几步之后，他回过头来，熙乐赶忙从窗户边闪开。过了一会儿，她再次把目光投向下面。他走了，她松了一口气，正要脱掉外套，这时她看到了公园边上的一棵大树下的那个身影。

　　恐惧迅速蔓延到了她的全身，她跌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的躺椅上。她找出她的手机，有点不安地看着键盘。几分钟后，她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边上的卧室。她慢慢地靠近窗边，小心地把头微微探向前方。他还站在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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