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旧世界_(英)佩里·安德森著_9787208143364

本书是一部直击欧洲一体化核心问题的巨著，也是欧盟及欧洲历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本书综述了欧洲大陆几大核心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缘起、进程和结局；就欧盟三大核心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共同市场形成之政治和文化背景作了详尽分析。还探讨了诸多有关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相互关联问题的“东方议题”，追溯了自启蒙运动至今的欧洲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同时展望了欧盟的未来前景。

　　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它加以描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欧盟目前涵盖的范围包括从利默里克到尼科西亚的广阔区域，它的创立为欧洲大陆提供了一种以复杂性著称、具有包容性的体制框架——它能够把欧盟的各个成员国整合起来，并使欧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割开来。欧盟全新的结构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如今我们时常用“欧洲”一词来简单地指代“欧洲联盟”，就好似这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不过，两者当然是不同的。其差异与尚未加入欧盟的零星分布于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关系不大，而是体现于已经加入欧盟的单一民族国家中，这些国家存在棘手的主权问题和多样化现象。国家与超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使得任何想要重建欧洲近代历史的研究尝试都会陷入那种分析方面的难以言表的困境。这是因为，无论在历史上欧盟是如何的史无前例，它无疑是一个政治组织，在其管辖权范围内或多或少具有统一效力。然而，欧盟成员国无与伦比的高强度政治活动绝大部分仍旧在各国国内开展。欧盟的任务是在同一核心思想原则指导之下，既要保持国家层面的稳定，又要保持超越国家层面的稳定，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让所有成员国都难以承担。就此意义上说，成立欧洲联盟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关于欧盟的著作趋于被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此亦不足为奇：其一是研究欧盟复杂的组织机构的专著；其二是粗略地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盟在这段时间里最多也不过是偶尔发挥作用，若果真如此的话——的欧洲大陆的历史学或社会学著作；第三种，也是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国别专著。
　　毫无疑问，这一困难在适当的时候将会被克服。但是目前，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此处所尝试的解决方案并非连续提出的。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相继发表的数篇论文，着眼于欧盟的过去和现在。其内容包括欧盟创建者的建设构想以及后继者所作的变更；它是如何演变为如今的形态的；围绕这些形态，产生了何种类型的公众的自我意识以及何种学术研究模式——而两者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内容。欧洲一体化自始至终被视为一项事业，其活动基本上以经济业务为主，而在各个方面，其经济目标和事务也始终是政治活动通过其他途径所追求的目标。尽管欧洲一体化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拒绝，但如今此为确凿的事实，和“舒曼计划”的时代一样。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研究视野转移到了国家层面。它关注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时最初签订《罗马条约》的六国中的三个主要国家，即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占最初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人口总数的75％。从历史上看，它们可以被视为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法国和德国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推动者和监督者，至今仍是如此。而相对而言，在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及发展早期，意大利的重要性较之比利时及荷兰都要略逊一筹；但是，在扩大后的欧共体的发展方向方面，它又适时地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仅是欧陆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众所周知，它们还拥有着最为丰富的文化史和思想史。这三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结构与其历史是分不开的，而在考虑这种政治结构的发展时，我已努力展现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文化背景。若不作此努力，那么，想要认清那任何国家国内生活的本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这些本质必然不会被欧盟官僚政治外衣所掩盖。近年来，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上演了一出出重头戏，而且三者之中每一个都很独特，它们与欧盟的发展是相互分离的。德国通过统一实现了转变，意大利经历了一个共和国的瓦解和另一个共和国的快速退化，而法国自从经过戴高乐的重整之后也陷入第一次信任危机。这些变化无法采取统一的处理措施，因此本书各章节的处理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虽然巴黎、柏林和罗马是欧共体会议室里面最大的巨头，也是“七国集团”中仅有的欧陆国家，但它们远远不能代表或代言冷战结束后作为整体的西欧。对于遗漏英国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自撒切尔下台之后，它的历史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在本书中，我原本很想介绍西班牙，它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平静，但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忽略这一地区那些较小的国家则又是我的另外一大遗憾，因为我从不相信面积较小就意味着不受关注，我也从未忽略爱尔兰——它是我主要成长之地。如果说区域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时间——造成了这些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学识自然会成为全面描写欧盟这个层面之下具体国家的更大的障碍。谁能够指望足以胜任或者均衡地描绘欧盟全部２７个成员国呢？就东欧来讲，这个问题更加棘手，东欧国家的语言的使用范围没有那么广，其国家事务也较少地被记载下来，这些国家更加紧密地连成一片，因而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存在着更强的武断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体上会忽视这些国家。相反，这些国家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加入欧盟等方面的行动，都造就了一大批关于它们的著作。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无可争议地被视为欧盟的一大成果。
　　目前，欧盟的扩张已远远超越上述范围，我们最好往东看得更远一些，将目光投向现在欧盟的最外边界及其未来在亚洲的扩张地区。因此，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关注2004年加入欧盟的塞浦路斯和2002年成为候选国的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规模相差很大，却交织在一起：一个是人口不足百万人的小国，另一个国家的人口则超过七千万人，并且很快将超过德国，成为欧盟成员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欧盟扩张议程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项，那么，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则是欧盟未来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将“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地区纳入欧盟时，也遇到了同样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对这项挑战的确切实质所知更少。其原因并不难发现。整合前共产主义区域并没有扰乱西欧的主导理念，事实上，从总体上看，历史的真相对人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命运和土耳其的影响力向欧洲的“良知”提出了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来自官方和媒体的礼貌性观点压制了下去。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棘手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在下面给出答案。从历史角度而言，新的东方问题对欧盟自身形象的影响类似于旧东方问题对大国协调上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采用了比本书第二部分更长的时间跨度，并且更加严密地集中在所涉及的两种社会的政治史层面。对于西欧三大国近期基本背景的介绍一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是20世纪问世的著述中众多为人们所熟悉的章节。但是这并不符合塞浦路斯或者土耳其的情况，我们需要对两国发展到如今状况的历程进行更多的重构。我们对此无需感到惊讶，亦无需作任何评论；而当我们以较短的时间跨度与更广的关注范围相结合去论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时，这才是更值得怀疑的。考虑到记载的缺乏和视角的局限，所有的当代史都算不上真正的历史。任何想要近距离记录现代社会的尝试，都难免是危险的。法兰西传统所谴责的“本质切割”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感觉的确存在着这一危险。这种危险性和更普通的无知或误判所隐含的简单化或者谬误最终将得到他人的修正。尽管这些论文的撰写时间超过了十年，但是构成连续性章节的那些文章完成于十年间各个关键性的时刻，并且都带有其时代烙印。我更想让这些论文成为时代的见证和对时代的思考，因此在修订它们的时候较少作改动。每篇论文的开头都注明写作时间。
　　书中所讨论的那一时期的统一性为本书设定了参数，它是新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带来的统一性。从历史上看，这可以用政权制度的两个重大改变来界定。第一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是随着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金融市场放松国际管制以及工业私有化和紧随其后的服务业私有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第二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它见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解体、崩溃，接着就是因此而造成的第一次东扩。在这种双重漩涡下，欧盟模式发生了变化，各个成员国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压力如何在超国家和国家两个层面释放，以及它们促使何种国内外政策的出台，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目前，新自由主义体系正面临危机。通常的观点（甚至包括许多它以往的拥护者）认为，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全球陷入衰退，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如果目前的危机得以缓和或者当这种危机缓和之时，该体系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修改，或者将被何种体系取代，仍有待进一步观察。除了“法国”一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其他部分均写于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之前。除了提及危机的爆发外，我并未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以论述其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影响，而是在本书结论反思部分，亦即回顾更为宏观意义上过去与现在的欧洲理念之时，我将对此进行分析。
　　较之欧盟成员国，英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更多的疑欧派。当然，我并不同意他们批评欧盟的观点。1972年，作为专刊，《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了由汤姆?奈恩撰写的长文《左翼反对欧洲联合？》，我当时正担任该杂志的编辑。那时，不仅英国工党，而且绝大多数左翼社会党党员都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EEC），不久前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议案刚刚由保守党政府议会投票通过。奈恩的论文不仅反对这种高度一致的共识，甚至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旧是左翼阵营中支持欧洲整合的最有力的唯一论据———如今，齐聚于镶嵌有金星蓝色旗帜下的官方政党、社会民主党、后共产党（主义）或者绿党中没有任何言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21纪初期的欧盟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共同体，但是，我对于其创建者的钦佩之情仍未减退。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历史上并无先例，自欧共体诞生以来始终持续散发着熠熠光辉。
　　欧洲的思想体系围绕着业已改变的现实已逐渐成熟，这是另一回事。尽管欧盟越来越难以赢得公民的信任，同时也越来越公开地轻视民意，然而，欧洲精英们及其宣传者的自满情绪使现在的欧盟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可以算作典范。这一趋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无人知晓。为了控制这种趋势，必须摒弃许多幻想，其中包括大部分现代思想建立于其上的一种信念，亦即：大西洋区域内欧洲要比美国体现出更高级的价值观，并且在世界上扮演着更加鼓舞人心的角色。考虑到（从有利于美国的角度）美国与欧洲有多少令人称羡的相似之处以及（从有损于欧洲的角度）两者有多少令人厌恶的相似之处，这一信条可被抛弃。对欧洲人而言，后一种批评更有必要。欧洲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欧洲的自治权，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小。没有什么比欧盟研究领域本身更能生动地阐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关系，第一部分“联盟”的第三篇论文就是用来论述这一点的。
　　总而言之，这一研究领域造就了一种充满高度专业化文论的闭塞环境，不与任何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相接。在欧洲，这一研究领域导致了包括专业论文、研究报告和咨询公司在内的巨大产业的形成——它主要由布鲁塞尔提供经费，即便布鲁塞尔没有控制这一领域的“高地”，那么它也占据了“高地”下面延伸的“平原”。通过这一产业，欧洲各国之间交流的密集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而且这些交流和许多其他内容，包括从历史学和经济学到法学和社会学等与其相关联学科的会议、工作坊、座谈会、讲座，奠定了能够跨越国界进行生动讨论的智能社区所需要的基础。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与学术界的弊端有关：学术面向的只是圈内的专业领域，而非同时面向外部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在这一总结方面体现了明显具有政治性质的领域缺乏可带来生机的政治分歧的状况。在此说“单一思想”可能会有失公允：它更像是那种盖棺定论的“从众观念”。媒体几乎发挥不了哪怕是一点点平衡作用，较之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及智库，专栏和社论坚持的因循守旧式传统欧洲思想观念更加明显。
　　这种一致性从众的结果之一是，它阻碍了欧洲任何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而所有人一旦对什么是可期待的事务、什么是不可期望的事务——参见随后连续发生的公投——事先达成共识，那么，对其他国家生活和思想状况的好奇心便荡然无存了。在此，如果别处所言所撰的内容的所有基本方面仅仅是重复此处已有的内容，那么读者为何还要对它感兴趣呢？在此意义上，人们很有可能认为，今日欧盟的各回音室不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有欧洲味。现如今早已没有多少像索莱尔和克罗齐之间的通信，拉尔博和乔伊斯的合作，艾略特、库尔提乌斯和曼海姆之间的争论以及奥尔特加和胡塞尔之间的论争这类文化气象，更不用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的各种激烈的论战了。那时，知识分子们组成了规模较小的、组织松散的团体，这类团体更深层的根基在于其共同的人道主义文化。民主化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播，并且向这一社会领域输送了大批人才。然而，不管民主化在其他方面的成果如何——显然成果丰硕——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在欧洲联盟里造就多少学术成果。笔者希望本书能对此有所贡献。

　　冷战临近尾声之时，移民依然没有通过欧洲精英们的严密审查而得到认可，此并未造就战后格局的重大变化。然而，当移民政策获得通过，多样性又被用来支持此政策。不过目前，随着这种变迁的规模减弱，出现了更为体系化的形式——意识形态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它起源于北美洲，实质上是对语言和种族议题的回应。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目的是试图适应魁北克的法语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也通过增加更多的受官方保护的种族群体以调和这种情况，他们是因纽特人、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亚裔。在美国，黑人对种族歧视和排斥的反抗伴随着多样性的发展，而作为一种种族文化身份以及不愿意像早期移民一样成为单一民族语言使用者的西班牙语群体的表达方式，这个问题更加容易解决。但凡历史上有移民的土地，每个社会面临的问题不完全是新的。多元文化主义诞生于漫长时期——可能是发展——的环境。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我们就更容易在欧盟层面（若非始终是在国内层面）论述这一议题。文化的多样性被赞为一种超越国家层面的共同体的吸引力。当务之急是增强并非在成员国之间而是各国内部差异性的吸引力，以包容最近引入的全新的移民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完全符合要求：此即无对抗性多元文化。然而，尽管它向把共识视为“共同体方式”的官方思想倾斜，但是却没有倾斜于周围的移民现实问题。此处缘由主要有二：首先，欧盟没有成员国是由外来移民建立的，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是由外来移民建立的，从历史上看，其社群的繁荣和认同归功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者和移民，且至今仍是如此，早期居民则被清除或者被边缘化。其次，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早期，欧洲国家接受了大量移民，其数量有时候和到达美国的移民相当，法国最多，其次是德国。不过这些移民所进入的社会已经拥有多个世纪连续积累起来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他们大多数人来自历史与文化相类似的毗邻地区，而且也不存在政体或者身份的结构上的改变，于是很快就被同化，民众甚至不记得他们是移民。
　　战后的移民问题完全不同于上述状况。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全欧洲范围内移民的规模空前之大。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移民并非源自欧洲内部而是源自欧洲外部——实质上是欧洲海外属地以及周边那些半殖民地所谓去殖民地化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欧洲很快就会面临着无异于美国的种族紧张局势。然而，黑人不能被视为移民，他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被如此看待或者对待。然而在欧洲，伴随着英国对来自加勒比地区移民的接受，相对而言，移民问题是间接的导火线；更严重的（尽管种族与宗教事实上几乎不可分离）不在于种族，而是宗教。超过半数的新移民是穆斯林。于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意识在欧洲经历了一种功能性的转变。伴随着从社会风俗到信仰体系的文化寓意的悄然转变，它从根本上成为相通的而不是种族间的多样性价值观的信条。此回归现象几乎毋庸强调：启蒙运动，更不用说激进的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早就期待超自然信仰永远消失，而官方和左派自由主义言论此时却倾向于增强信仰力量，似乎宗教信仰愈多愈好。当然，一般而言，这种价值观的倡导者自身并不依附于任何信仰，而他们却盛赞拥有信仰的信徒们潜在的和谐性，后者通常能够充分意识到其宗教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教义的不妥协性。
　　多样性意义转变的必然的结果是对欧洲新移民现实状况大规模的管控，对多元文化乏味虔诚的论述几乎与严峻的移民形势毫无关联。据估计，2009年前大约1500万名到1800万名穆斯林移民生活于欧盟较为富裕的人口达到3.75亿人的西方国家，其中大多数集中在法国（约550万人）和德国（360万人），随后是英国（160万人）、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大约各100万人）。这些数字只不过是粗略估算出来的，从占人口总量的百分比来看并不多。然而，伴随着国内出生率下降，乃至负增长，穆斯林人口比例日渐增加，尤其是大部分新移民定居的大城市。在布鲁塞尔这一欧盟之都，每年超过半数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移民家庭；在阿姆斯特丹，虔诚的穆斯林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要多；在伦敦，穆斯林占据了1/8的城市人口；在德国的主要城市，将近半数15岁以下的孩子如今来自外来移民家庭。每年涌入欧洲的移民总数约1700万人，和涌入美国的合法与非法移民一样多。在这些人里，贫困和失业率几乎始终高于国内平均水准，歧视无处不在，族内婚姻率很高。所有地区的民意都显示人们不欢迎新移民的到来。在相当多的国家，新的政党基于这种排外情绪提出新主张，迄今为止，法国、丹麦、荷兰和意大利始终是最为突出的。全新的多样性并没有培育出和谐一致。相反，它加剧了对立。
　　在这种快速增长而引起轰动的——有关欧盟内部移民问题的学术著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并非来自欧洲自身，也是来自美国。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ldwell）借助清晰的历史分析以及犀利的比较视角，其《欧洲革命的反思》没有陷入回避那一议题的伪善泥淖。考德威尔指出，回顾过去的25年，美国成功地整合了其移民浪潮，如今美国有3500万名非美国出生的公民，这有赖于一系列欧洲从未拥有过的环境条件。由来已久而且极为强劲的意识形态同化机制——“移民适应环境的强迫性的压力”——发挥了作用。美国依然拥有大量闲置的生存空间。绝大多数新移民来自拉美国家的天主教社会群体，较之其他地区的外来移民，其文化更加接近标准的美国文化。他们所服务的经济社会已经快速完成了自传统工业向服务行业的转变，而且不断增加了大量的技术含量低的低收入工作。较之当地土生土长的黑人，他们因为肤色或者犯罪活动受到诬蔑的几率更低，因而避免了政府的集中管制，也避免了社会底层的从业者形象。即便如此，由于该国大约1100万名非法移民的存在，对新移民的抵制越来越强烈。
　　而在欧洲，战后移民始自短时期的权宜之计，以弥补传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这些部门随即减少，从而导致他们陷入困境，不过此时他们至少没有被作为临时“外来工”遣送回家。对他们的同化吸收从来就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或者重要的计划，也从未就永久性的移民需求达成社会共识，伴随着家庭团聚以及寻求庇护者浪潮的冲击，在70年代移民门槛正式抬高之后移民数量仍持续增加。在去工业化之趋势下，新的共同体内的高失业率显示，因外来移民而导致的经济收益时常是稍纵即逝的，而其犯罪率则攀升——法国监狱里年轻的外来移民的比例已接近美国监狱里年轻黑人的比例。尤其是，迄今为止移民队伍中最大的一支来自伊斯兰世界，不仅在文化上与欧洲相去甚远，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两者处于相互敌对状态。考德威尔强调，尽管德国的土耳其人、英国的南亚次大陆移民、法国的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移民等来源地千差万别，但他们深受当前的穆斯林意识形态影响，对西方世界怀有强烈的敌意。而最终结果则是，截至新世纪来临之际，欧洲对这一迅猛增长的政治难题措手不及，这类移民比重的增加使得困难持续突出，将此比重最大程度地减少是欧洲精英们所坚持的观点，不过生活区域与之紧紧毗邻的广大民众对此却不能认同。对于欧盟的人民而言，唯有目前带来强烈打击的全面的经济危机方为更为重大的问题。
　　考德威尔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避免委婉说法或者危言耸听。就前者而言，他的确做得很到位。而后者，如同其著作的标题，不是那么到位。其《欧洲革命的反思》类似于罗伯特?卡根的《天堂与实力》，它们均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明晰而实实在在的比较，较之传统的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其对美国和欧盟的比较方式则更为令人信服，以全球化为框架，是对于世界不加辨识的新保守主义式的总体的设想。在两本著作中，最麻烦的地区位于中东，此处被视为恐怖主义危险分子的热点地区以及威胁西方世界的衰败国家，它向欧洲的穆斯林生活区透射出恶意之光。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散是极大的威胁。如果《欧洲革命的反思》构想包含有沙拉菲主义，正如伯克论述另一种“暴力极端主义”亦即雅各宾主义一样，那么部分原因是，就这些论述中的宗教观点而言，宗教在美国作为一种美式信仰的传统得到重视的程度远高于欧洲。考德威尔抛却了那些所谓所有主要宗教基本上完全一致的正统的虚伪言辞，指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世界长久而血腥的敌对状态，他怀疑穆斯林民众能否顺利地融入欧洲，并且预料到公开的紧张局势将加剧。基于这一观点和这件事的古代信仰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怨恨不是任意的，而是深深根植于教义方面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历史发展历程。
　　必须将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敌对状态视为当今最为基本的一种对立，事实上它在欧盟的西部阵营内随处可见，也不可能被置之不理以及镇压平息。实际上，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业已取代了阶级对抗。这种取代也是堕落。工人们不再是联合起来反抗雇主及政府，而是将反对矛头转向工友同事；贫困者之间相互辱骂。客观而论，这一认识并无错误，因为自从经济增长放缓以来，移民的流入的确抑制了低技术行业的工资上升且加重了福利发放的负担，如同考德威尔所观察到的那样，此亦与官方的措辞相反。过去数十年间，一种显著的转变是，欧洲工人阶级大幅度地转向了右翼，在英格兰，工人阶层的选民倒向撒切尔，在法国先后倒向勒庞与萨科齐，在意大利倒向极右势力“北方联盟”，这也反映了右翼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它不再处于社会阶级的底层，这是由于移民填补了这一底层的位置；与此同时，较之以前，它却愈发软弱无力且更加没有安全感，如今在社会中，工业产业不再受到重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却在稳步地加剧。
　　欧洲范围之内，不平等情况普遍存在；曾几何时，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极为突出，移民则加剧了欧洲内部的不平等状态。但是欧洲与世界的不平等状态又推动了移民趋势。这种不平等情况更加严重，导致了数百万非洲、中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为了逃避饥饿、危险与贫困而纷纷涌向欧盟。他们的到来的确是为了逃离饥饿和贫困的威胁，但移民并非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如果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命运真正加以关注，它就应当向移民输出地区投入财力进行无私的援助，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便利而随意地引进又遣返那些移民劳工。然而，这就要求一个群体有规划真正项目的愿望，而不是盲目顺从市场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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