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英文原著出版于1987年，是一部记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著作。作为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作者长期在法庭现场采访，报道了审判全过程，而且是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作者原本就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为本书又做了大量工作，如采访当年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查找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卷宗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历时四分之一世纪，行程超过十万英里”才写出这本书。完稿后没有等到出书，作者就去世了。介绍东京审判的书不多，而以目击者的身份叙述东京审判，特别是庭审现场情景的作品就更是寥若晨星了。本书基本以审判的时间为序，同时各章又有不同侧重，内容丰富、写法生动，可读性、可信度都非常高，无论对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东京审判全过程；在波澜诡谲的国际关系中，东京审判是否被各国利益争夺与平衡所左右；这场比肩纽伦堡审判的世纪审判，究竟是“胜者的审判”还是“正义的审判”？为何人们铭记纽伦堡审判，而“遗忘”了同样重要的东京审判？
一部描绘东京审判全过程的细致之书
一幅展示战争邪恶谋划、残酷进行与正义审判的历史画卷
作为不亚于纽伦堡审判的世纪审判，东京审判为何被历史所“遗忘”？
战后日本社会的全景式刻画
重现唇枪舌战的庭审现场，激烈交锋后正义天平如何摇摆落定
细致展现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邪恶谋划
审判过程中国际关系波澜诡谲，各种利益争夺中裕仁天皇如何从战罪名单中全身而退？
看末代皇帝溥仪在庭审中如何“表演”
鲜明揭露日本侵略者对各侵略国骇人听闻的残暴虐行
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白鸟敏夫等A级战犯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如何度过
白描11国法官，各人性格迥异，立场截然不同，如何做到正义的确实实现？
在战争与审判过去的70余年后，如何看待东京审判的历史作用？我们为何要记得这场比肩纽伦堡审判的人类伟大审判？
阿诺德 C.布拉克曼（Arnold C. Brackman）（1923年3月6日 – 1983年11月21日），美国记者、作家。曾任职合众国际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时报》，以报道亚洲事务著称，获得过海外记者俱乐部奖，一生中著有颇受赞誉的多部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拉克曼作为合众国际社驻东京的年轻记者，深入报道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另一个纽伦堡》是其耗费毕生心血的上乘佳作，他在手稿完成后不久去世。
如何解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几乎从历史中消失了呢？为什么众多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者和学者实际上忽略了东京审判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直已经被20世纪历史的最大黑洞吞噬了。
纽伦堡盟国检察团的一位成员惠特尼·R·哈里斯：“尽管如此，我们在回避昨日邪恶的时候却不应忘记它所造成的罪孽，更不应由于忘记而相信那些罪孽根本不曾发生过。”
【1】
巢鸭监狱，如今由美国陆军十一军第一卫队防守，是一组阴郁灰暗、四方形、矮墩墩、丑陋的三层楼房，有大约700间牢房。被告们在牢房阅读了起诉书。失去了权力和排场，剥夺了尊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看上去就是一群疲惫的老人，倘若在东京的任何一条街上走动都不会惹人注意。借用马克安东尼对雷必达的判词，他们看似渺小、乏善可陈、原本该派去跑腿的人。然而，他们曾经统治一个从朝鲜延伸到印度边境的帝国，他们的每次心血来潮都是圣旨。这里有天皇的顾问、陆军元帅、海军上将、内阁大臣、财经奇才，以及政治神话杜撰者，被关在阴暗的牢房里，像强盗和杀人犯一样等待受审。所有这段时光，当他们冥思自己的命运时，日本的神衹在嘲弄他们。
审判终于要开始了。
【2】
约瑟夫·季南和他的盟国检察团进入审判时，完全缺乏对亚洲事务、更不用说对日本事务的背景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成功揭穿了1930年代日本多变的政治场景，确认了那个年代充斥日本的警察国家心态，以及陆军对日本政府行使的独特控制。至于这种形势下的天皇，东京审判将他的角色搁置不议。记录显示至少他默认了陆军对“满洲”的占领。但是令人困扰的问题，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永远解不开的谜，就是裕仁到底是傀儡，还是操纵傀儡的人。这两种观点各自都能找到有力的事实支持，这是对这一时期日本阴暗政治形势的奇特诠释。也许，答案是天皇如钟摆一样。当他被猛力推向一个方向时，运动定律起作用了，同样强劲地把他推向相反的方向。当钟摆没有被推动时，它是静止的，自身处于和平状态——这正是如今天皇在日本的角色。
【3】
当我轻轻地、慢慢地走过关押日本主要战犯的无门牢房时，刚刚20岁出头。那次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这里，在我眼前，一臂左右之外就是从历史书里走出来的人物。就像作家吉卜林笔下伟大棋局里的棋子一样，他们曾经是后、是马、是车、是象。大权在握时，他们无恶不作。如今他们被贬为可怜的小卒子了。浓眉的板垣正在写东西，并不抬头看一看。脸色蜡黄，胡子拉碴的佐藤正在读书。海军中将冈在玩单人纸牌游戏。星野躺下了，身上搭着一条美国军毯。铃木和木村正在他们的榻榻垫子上睡觉。独腿崇光的拐杖支在牢房的墙上。白鸟抽着每天5支香烟配给中的一支。老奸巨猾、身材瘦小的木户和魁梧的大岛陷入遐想之中。贺屋茫然地回看我。荒木在写字，手握毛笔，一旁放着一个粉红色的墨水瓶。最让我吃惊的是东条，我那天见到的他穿着和服，而见到穿和服的东条竟然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一样。
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巢鸭监狱长指向一座矮小的、被成为“5C座”的建筑物。死亡之屋，他不动声色地说。在这座建筑的内院，几座崭新的绞架已经竖起来了。
【4】
前一次，我曾有6天时间作为随员加入了裕仁的日本全国之旅，那是他投降后最长的一次旅程，包括名古屋、岐阜、大垣和丰桥，着实令人难忘。大批的民众，主要是那天停课的儿童，热情地向天皇高呼“万岁！”此前我只见过天皇一次，是在他到国会颁布新宪法的那一天。如今我天天跟着他，裕仁出人意外地此项。他身着暗色三件套西装，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穿过人群时，他举起浅顶软呢帽，以尖细的声音不停地喃喃低语，“啊，这样。”他一个劲儿地打喷嚏，或许因为某种过敏。更令人意外的是，他是轻微痉挛性麻痹症患者，脑袋周期性不受控地尴尬颤动。他被一群皇家禁卫军官和其他人簇拥着，给人的印象是只惊弓之鸟，让人感觉他在图书馆会比骑在白色战马上要更自在一些。难以置信，就是以这个貌不出众、一脸困惑之人的名义，日本曾被淹没在血腥之中达14年之久， 而这个人曾被人奉为神明。
【5】
无论如何，1948年11月12日下午4时12分，在开庭两年零九十八天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休庭了。
同此前所述荒木的情形一样，每一名被告都曾单独站在被告席上聆听世界的宣判（法庭代表了人类大多数）。每一名被告都把翻译耳机戴在头上听取判决。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听到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之后，宪兵协助他摘下了耳机。他只是呆呆地站着，神经质地玩弄手中的耳机。广田这位相信生命终结于“空白”的不可知论者，在听到他的死刑判决后，对在媒体席坐着的两个女儿勉强笑了笑。除了大岛以外，每一名被告在来到被告席时都向法庭或向旁听者鞠躬。而大岛，这个与希特勒和希姆莱交往、被视为“比纳粹还纳粹”的将军和大使，挑衅地以普鲁士立正姿势站着。东条在聆听宣判之前向法庭鞠躬，并且在离开被告席之前再次鞠躬。在那些被判绞刑的人当中，土肥原独自显得释然。他事后说：“判决宣布的那一刻，所有的担忧都离我而去，几乎是马上我就开始感觉好多了。”板垣有不同的反应。“我完全被悔恨淹没了。”他喃喃低语道。但是其他人没有表达悔恨之意。财经官僚贺屋在被宣判无期徒刑之后说：“我的良心如日月一般清明。”
法庭大厅里一片混乱。记者们一口气冲向电话机。白鸟夫人在走廊上当众哭泣。东乡的妻子在律师办公室里晕倒。东条夫人在审判期间一直拒绝谈论感想（“因为我觉得我丈夫希望我不要开口”），现在说她不会筹划为她丈夫的死刑判决请求践行。她说：“我们国家到处都有家人死于战争的人。现在轮到我们是很自然的。”
[序]
中文版序
程兆奇（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
去年初冬参加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制作的纪录片《东京审判》的审片会，当荧幕出现科林·F·布赖恩（Colin F. Brien）在东京法庭解开上衣，袒露脖颈，讲述自己幸而未死的被斩首经历时，不由想起多年前在本书日文版（日文版名稍稍简化，为『東京裁判——もう一つのニュルンベルク』）中也曾看到过的这一幕。作者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 C. Brackman）在叙述了一组这类事件时说的一句话，至今在我脑际中仍留有深刻的印象：“当这类证词呈堂时，一些被告会摘下耳机。有的低下头，有的闭上眼，他们不愿或不能听到这些最恶劣的事情。展现在东京法庭上的场景就像希罗尼穆斯·博希（Hieronymus Bosch）在《堕入地狱》（The Descent into Hell）中描绘的恐怖画面。”布拉克曼之所以坚持要写出此书，根本的动机就是痛感不能遗忘的“罪孽”正在被遗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西方著述在谈到为什么要写作或讨论东京审判时，异口同声，都说东京审判受到了有意无意的遗忘。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几乎被人完全淡忘不同，布拉克曼等认为的“遗忘”，既是指与纽伦堡审判的大量著述形成的鲜明反差，更是指东京审判的正面意义受到了质疑。因为从早期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的“异议书”，到稍后理查德·H·迈尼尔（Richard H. Minear）的《胜者的正义》（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都是有影响的著作。有“影响”而仍不免被认为“遗忘”，是因为它们虽然在讨论东京审判，但结论、甚至目的却是否定东京审判。所以就“罪孽”而言，它们是比一般遗忘走得更远的遗忘。
本书从构想到成书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在东京审判的相关书籍中，大概没有哪一本像本书下过那么大的功夫。布拉克曼23岁被合众国际社派往东京报道东京审判，从那时起，他即有“写一本书”的“朦胧的念头”。所以他不仅尽可能多的出席了庭审，还开始收集包括隔日印发的前一日的庭审记录在内的各种文献。以后布拉克曼转任东南亚等地，各种新任务纷至沓来，但为东京审判写书的想法始终没有放弃。
五十年代回到美国后，布拉克曼遍访档案馆、图书馆、高校等公私收藏机构，查阅了用“巨大”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的大量文献，在当今世界，在东京审判这一领域，大概没有哪位的阅读量超得过布拉克曼。为撰写本书，三十余年中，他还采访了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与不少法律界人士及法学教授有过交流和讨论。作为一个记者，跟踪一个主题如此之久，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采访东京审判是布拉克曼平生最早的工作，本书是他的绝笔，完成不久，他就去世了。东京审判是名副其实的贯穿他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似乎就是为了东京审判而生的。
与西方、中国不同，日本数十年来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从未间断，本书的日译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的译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日暮吉延。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日暮为本书日译本写了长篇解读。日暮认为：一、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日暮进而认为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于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二、“实证”为本书的显著特色。除了庭审记录与证据文献，本书还博采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相关文献，就从对于庭审内外活动描画的细致而言，不仅在美国，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本书中述及的外界从来不明的法官团内部的情况。由于亲身参与审判采访的特殊经历，审判的逸闻也是本书别具的一个特色。三、对当事人做了相当多的访谈。那些重要当事人，如荷兰法官伯纳德?维克托?A?勒林（B.V.A. R?ling），在本书杀青时都已离世，作者抢救下的这些可补文献记载不足的访谈，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四、对审判持基本肯定的立场。此外，日暮认为本书也有两点不足，一是基本照搬检方与法庭判决的主张，一是未理会相关的争议与研究。所谓“不足”，与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的主流看法有关，在此不能详论。
日暮概括的本书四个正面特点，十分恰当，我完全赞成。在此只想补充一点。以上所说长处，着眼点都是“学术”，这是本书特别重要的价值。同时，本书不是学院型著作。布拉克曼撰写此书，自始就是为了更广泛的读者。它与东京审判林林总总的学术著作不同，与日本特别多见的政治性强烈的“文宣”作品也不同，它是一个非常好读的“读物”。当然，它与一般的通俗作品也不同，法国艾迪安?若代尔（Etienne Jaudel）《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Le procès de Tokyo: un Nuremberg oublié）也是一本易读的好书，但论厚重深入，满足读者更多期待，若代尔所著毕竟无法望本书之项背。
再说一句。没有精准的传递，域外佳作成不了本国佳作。本书译者梅小侃女士曾在北大与美国求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无论在专业上，还是语言上，对本书的翻译应付裕如自然不在话下。但我相信这本西文世界的东京审判名著在中文世界定将同获好评还有其他理由，这个理由是：译者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后人，与原著者布拉克曼会有普通译手难有的神会，使原著的情感与精神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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