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与性别》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性别与生俱来，但其之所以成为关系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浸润、影响于人类个体与群体的方方面面，则主要源于它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关这方面的话题近乎讳莫如深。性别在人类物质生存和精神生活中产生的深刻影响被覆盖、被遮蔽。华夏文明演变进程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思想禁锢，更是使这种覆盖和遮蔽达到。其主要表现之一就在文学文化方面。正因为如此，从性别视角观照文学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启蒙主义话语始终是在抽象的、本质论意义上来谈论“人”和“人类”，《浮出历史地表》则引入历史的维度，并指出这历史是男性统治者压制女性，由此形成整个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因素。因而，所谓“人类”的历史，就成为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制结构的历史，并且因为压制女性的事实始终是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因此，男性话语和父权制结构也始终是以“人类”的形象出现。使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就不仅仅是完满人类的两性，而是对整个父权制结构的颠覆，所有历史和意识形态话语都需要重新解释。正是在这一点上，《浮出历史地表》为女性写作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提供了颇为有力的解释。当然，《浮出历史地表》的问题在于，它在阐释女性被压抑的历史，指出女性作为始终被“他人话语”书写的“空白能指”的符号意味时，简单地设立了男性／女性这样一个二元对立项，并将之解释成为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的全部。与此同时，它又设立了一种“女性的真相”的本质化想象，认为这种“真相”受到了压抑，而女性写作的意义在于呈现这种真相，并因这种真相的浮现而能够使整个社会结构重组。但问题在于，如果说“男性”（父权制）始终必须参照“女性”才能建构社会秩序，那么在什么时候女性曾经有过。“真相”？或者说，作为父权制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女性”是否能够或怎样不被父权文化“污染”，而保持一片尽管是“黑暗、隐秘、暗哑”但毕竟是别一世界的“黑暗大陆”？这片“黑暗大陆”是始终隔绝于父权社会之外，还是与整个父权社会之间产生了复杂交错的关系？具体到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国运动，固然有着被规范到一种“不可超越的精神性别身份”，但同时女性也是这一建国运动的主动参与者。女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远不止是二元对立式关系，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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