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红粉_张耀杰_9787513313902

　　《民国红粉》是张耀杰先生为《时代人物》杂志的“民国红粉”栏目所写文章的结集，并对原文进行了增补和修改。作者以严谨的史学态度描述了刘一、张幼仪、吕碧城、王右家赛金花、阮玲玉、宋庆龄、何香凝、萧红、冰心等二十余位民国女性的家国情愫和理想追求，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民国的社会生态，也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曲折命运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耀杰兄又有新书将要付梓，嘱我作一小序，迟疑许久，方才动笔。
　　之所以迟疑，是因为这些年来，耀杰的研究范围很广，许多课题于我而言，比较陌生。这本有关民国女性人物的书稿中的一些人物，我也是读完之后，才有一定的了解。最初还曾疑惑耀杰为何要写这类看起来颇有点“八卦”的文字，并起了一个“带颜色”的书名——《民国红粉》。不久前，腾讯组织一帮人在海南开会，我与耀杰同居一室，细问下，才知道这是耀杰为《环球人物》杂志“民国红粉”专栏所写文章的汇总。这类题材，虽是旧人旧事，但经过耀杰的一番严谨考证和生动叙述，读起来便颇感鲜活、立体，耀杰文史文章的魅力也正在这里。
　　本书中的一些民国女性传奇人物，与政学两界的家事国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的内心挣扎、自我觉醒、社会参与、情感困局乃至沉浮命运，多少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诡谲变迁。在我看来，对于近代以降女性话题与女权运动的研究，尤其是对弱势女性个体生命的历史再现来说，研究者的价值倾向显得极为重要。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男权视角中，解读近代女性走出家庭、争取权利的多元面貌，以及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乃至长期以来自身性别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倘若缺少理性思辨层面上的真伪是非，忽视每个时代的延续和断裂，就难免与史实产生巨大落差。
　　在当下一些极具戏剧性笔法的历史述说中，近代女性的“解放”是与革命、政党、国家等主流话语联系在一起的。之前正统儒教“贤妻良母”的道德格局被打破，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另类女性。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不啻于消解了一代女性在现实中的被动处境与真实困惑她们最感性、最生动的一面被抹去了，某些人物最终沦为政治符号。
　　因为谁都知道，近代中国除国民革命外，还有共产主义革命，二者曾一度合流。那些高举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大旗挥刀斩棘的女性传奇，曾经喧腾一时。尤其是追随共产革命的一些女性人物，“革命”与“恋爱”如影随形，私领域的男女情感在历次革命风暴之下，成为某种“理想”的标榜。
　　而事实上，当她们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交出去之后，“自我”便在“集体意识”中逐渐消融，导致她们的生命中满是政治刻痕，甚至于伤痕累累。书中的陶希圣之女陶琴熏、张申府女伴刘清扬就可算作这样的悲剧性人物。“娜拉”最终未能变成“革命的天使”，她们“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胡适曾经指出，1923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分水岭，此前大抵上是重个人主义，此后则进入集体主义。胡适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耀杰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一直有自己的价值谱系，他所i，人同的是胡适先生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即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多层级、多元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谱系。
　　这一价值倾向，落实到耀杰的治学中，对叙事对象进行充分解读或评价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系。一如他自己所言，“只有在这样的价值谱系面前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健康力量，而不再是历史叙述中的反面教材”。
　　耀杰比较注重文献的运用和新史料的挖掘，这也是傅斯年提倡的史学观念。对耀杰来说，著史主要是为了“深入考察该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和人性阴暗面，……澄清、还原已经被严重污染扭曲的历史事实”。相对于一般的历史述说，他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也往往有所不同。如他在书中对隆裕太后的历史评价，对著名女作家冰心的客观分析和史料指证：前者审时度势，为了天下平安，以其果断的决策，颁布《清帝逊位诏书》，一举打破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成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策者；后者左右逢源，“是一个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聪明女性”，尤其晚年选择性记忆，对个人历史采取“遮蔽隐瞒的态度”，无不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讽解构。而这些并非诛心之论，都是耀杰基于对史料和文献的客观认识和价值判断。
　　耀杰是一位多产的、擅长运用史料的文史学者，我和他结识，最初就是从寻找史料开始的。在民国史研究方面，耀杰有着自己的路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对历史真相的羁绊和束缚。在耀杰看来，那些既有的价值混乱、以讹传讹的历史叙述，或是出于无奈，或是有意为之，但事实上造成的唯我正确的单边片面，遮蔽、篡改了历史真相，给令一人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带来不小的障碍。
　　2011年初，共识网在武汉举办“辛亥百年：变与不变”研讨会，散会之后，我与耀杰坐在汉口某宾馆咖啡厅聊天。这是我们多年来少有的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第一次深入到耀杰的内心世界，他对我说起青少年时代在河南乡下缺衣少食的不堪经历，包括之前爷爷和大爷爷的非正常死亡，父亲的车祸早逝，以及成人之后到京城求学就职的曲折坎坷，我才知道耀杰是有着许多苦痛恩仇的性情中人。较之写在纸面上的相对平稳扎实的学术文本，现实生活中的耀杰在某些时候直言不讳的激烈言辞，也就可以理解了。
　　耀杰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戏剧史，研究民国历史和人物应当是后来的事。
　　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登台亮相的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耀杰写过袁世凯、写过孙文、写过宋教仁，也写过黄兴和陈其美，他们都是近代史上“帝王将相”式的风头人物；耀杰还写过袁克文、辜鸿铭、田汉、曹禺、路翎这一类文人，尽管其道路选择不同，命运也不一样，但都可归入“文人才子”的类别。这样看来，他笔下只缺“佳人”了。这本《民国红粉》中的女性人物，非名媛，即佳人，正好弥补这一“缺憾”。耀杰在不经意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一写到，说起来，是一种巧合，实际上，与他广阔的治学视野很有关系。
　　作为耀杰的读者之一，我对其文章是有偏爱的。
　　以上的序仅是一孔之见，不堪细究。不过，耀杰“居高声自远”，想必无论是谁作序，这本书都会受到方家、读者的欢迎。
　

　　就这样，汤月瑛与该富商断然离异，陪伴母亲返回上海。她认为自己虽然是出身低贱的“萍梗之身”，却一直抱定高尚远大的“金石之志”，假如能够遇到一位情投意合的男子而能充分展现自己的高尚品质、远大志向和超人才华，宁愿忍受百折千磨的人生苦难。于是，汤月瑛在寓所门口悬挂“锁春楼”的牌匾，表明自己的志向在于选择情投意合的男性，并且以研读佛学经典修身养性。
　　1906年前后，汤月瑛遇到了天降伟人般的张尧卿。“时，张君尧卿与孙中山先生共谋恢复汉族，事未成，满族购之急，逋逃沪上，相与邻居。
　　月瑛探其事，伟之，遂盟自首。尧卿驻沪组织机关部，同志如孙君少侯、郑君子渔等，常密会谋进行。每会月瑛必与，每与必谋，每谋必实，每实所谋虽千金不稍惜。丙午，尧卿谋起义浏醴旋湘，月瑛脱簪鬻珥促其行。
　　甫抵湘，即（被）逮捕。月瑛闻捕（讯），星夜奔湘，誓以死赎尧卿。故尧卿得减死刑为坐狱，未与刘君遗（道）一同遇难者，实月瑛之力也。”张尧卿名义年，以字行，善化县（今长沙县）人，与黄兴同乡，是清末民初湖南地区的哥老会首领之一。他工书法，能文章，早在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期间，便通过毕永年与流亡日本的华兴会领导人孙中山建立联系，是革命党中的老前辈。“孙君少侯”，指的是光绪皇帝的授业教师孙家鼐的侄孙、安徽省凤阳府寿州大柳树人孙毓筠。1905年，36岁的直隶候补道孙毓筠，受安徽同乡吴樾携带炸弹阻击刺杀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事件的感召，东渡日本加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并捐赠大笔钱财支持革命事业。1906年即旧历丙午年春天，华兴会与同盟会的双重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在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等地联合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酝酿发动萍浏醴起义。孙毓筠等人也回到国内，计划在江苏、安徽一带运动新军以配合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毓筠在南京被捕入狱，供称自己“只谈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两江总督端方§因此替他开脱了排满革命、造反叛逆的罪名，仅判处五年监禁。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被革命党人救出，出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随后又出任安徽都督。
　　需要指出的是，刘道一、蔡绍南、孙毓筠、龚春台等人在湖南、江西边界策划发动的萍浏醴起义，一直是瞒着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秘密进行的。
　　作为湖南地区哥老会首领之一的张尧卿，在自立军失败后接受上海官方的引诱招降，协助清军总兵颜琼林拿获唐才常的重要助手、护卫队官师中吉，在此后几年里与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也断绝了联络。所谓“张君尧卿与孙中山先生共谋恢复汉族……驻沪组织机关部”，显然是张尧卿以及他的亲信同党颜炳元等人，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浮夸虚构。
　　关于此事，孙中山在写作于1919年前后的《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竞成，，中回忆说：“独借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汤月瑛的殉情殉道按照《汤月瑛传》的叙述，张尧卿因为参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被捕入狱之后，汤月瑛表现出一名节烈女子所具备的所有品质。她先是花费巨款贿赂两湖总督张之洞致电其下属官僚、湖南巡抚岑春□，要求其释放张尧卿c岑春冀拒绝执行该项命令，反而加重处罚，判处张尧卿20年监禁。
　　汤月瑛为了报仇，在岑春□罢职时手持炸弹等候在辕门西侧，岑春奠却俏悄走小巷由北门离开长沙，致使汤月瑛酌报仇刺杀计划落空。张尧卿被关牢狱的五年里，汤月瑛风雨无阻，每天都要步行探监，并且在监狱之外帮助张尧卿提倡创办农桑垦矿等多种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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