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康门弟子_张林杰_9787534772320

文化传记类图书。涉及康有为及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刘海粟等人的生平和志业。

　　总序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5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立场，使他成为现代中国重“问题”不重“主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代表，在他身边也围绕着不少的追随者，以傅斯年、顾颉刚等最为著名。在学术上，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针，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引、示范作用。至于周氏兄弟，则分别是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和巨石重镇。鲁迅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去世时获得了中国“民族魂”的盛誉，围绕他的鲁门弟子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也都在现代文学画卷上涂下了浓重的色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但“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做出了和鲁迅不同的选择，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这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化立场上开始向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靠拢，他其后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褪掉“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走向平和冲淡，苦涩闲适。在他身边，围绕着俞平伯、废名等著名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带有闲适、冲淡、唯美色彩的文学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周作人又是中国民俗学、古希腊文学、明清文学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继承并发展其民俗学研究的弟子有江绍原，继承其明清文学研究的则有沈启无等。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也是现代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上急剧“西进东退”的时代，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一生为故国招魂”，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抗战时期撰写的《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国人必对国史具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对其时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正面的交锋和批驳。他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文化是否在现代还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大时代问题，他以其一生杰出的学术成就被尊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的弟子余英时、严耕望等也都成为在学术文化领域声名显赫的学者。
　　古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选择老师、朋友时，会本能地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师生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私学传统中在师生双向选择下形成的师生关系，更是一种情同父子的关系，选择什么人为师，也就意味着对为师者的志向、人格、学问的整体性的尊崇和认同，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对老师有一种孺慕之情，而为师者对学生担负的是与父母一样甚至大于父母的责任，所以这种私学传统中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一种犹如家族血缘关系一样的文化群落。每个师徒群体自有其特质，成员的目标也基本相同，价值观比较相近，在思想行为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成员对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师徒群体的存在除有利于他们勠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之外，还具有满足其群体成员的多种需要的功能，如使群体成员满足亲和与认同的需要，满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信心和力量感。学生为自己所属的师徒群体感到自豪，为师者对于学生也是关怀备至、提携扶持，不遗余力。像胡适的弟子罗尔纲专门写了一本书《师门辱教记》，十分动情地回忆了在胡适门下五年得到的言传身教。胡适对弟子的这本小书也十分看重，曾说此书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大。直到1958年，胡适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还自费印行了这个小册子，分赠亲朋。再如萧军直到晚年还骄傲地向世人宣称：“我是鲁迅的学生！”当别人问他20世纪30年代文坛宗派有哪些时，他的回答是：“别人有没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说，但是我萧军有宗派———‘鲁宗鲁派’！”①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知识群体中的师生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亲密、融洽的，但师生之间也会出现龃龉，像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勋复辟”立场上截然对立、公开辩难，梁启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师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这使得一向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大为光火，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并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当然，两人多年的师生关系、患难之情并不会就此割舍，事过境迁后，仍会重修旧好，做学生的还是要向老师表示歉意和依顺。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为不满于老师章太炎赞成“讨赤”，写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不再认章太炎先生为师。这虽然从师生感情上来看不无遗憾之处，但也可从中看到现代个人独立意识对于传统单向服从性的师生关系的突破。与此相应的是为师者将学生革出师门的事也时有发生，像鲁迅之于高长虹、周作人之于沈启无等，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这种现象本身也提示我们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多是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发表作品的报纸、杂志多带有同人的性质，社会文化资源也多控制在名家之手。所以被革出师门的沈启无等于被驱逐出了文教界，一时间只能靠变卖东西为生；高长虹则因为受了鲁迅的迎头痛击，长期被视为文坛异类，声名狼藉。总之，以这种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为单位，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现代文学、文化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对我们深入了解近现代文学、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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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入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二、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的学风
　　三次聚徒讲学，使康有为身边聚集起了大批的弟子，因此，后来梁启超为康有为祝寿写的对联中曾用“弟子三千”这样的数目来夸称他桃李满天下，这一夸赞也暗含着将康门与孔门相提并论的意思。不过，在康有为亲自创办的学堂中，真正的直系弟子其实并不多。最铁杆、最正宗的康门弟子，主要出自学风最盛、持续时间最长的万木草堂。而据卢湘父的回忆，在甲午、乙未两年（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万木草堂的弟子总共也才“约为五十人而已”。
　　康有为是在乡试不第、第一次上皇帝书又遭遇挫折的穷途才产生了回家办学的念头。用其大弟子陈千秋的说法，是“既绌之于国，乃讲学于乡”③。当时，这位“研经穷史”“博采纵涉”而自认为“学大定”的自负书生，满腹中西学问，却无人识荆。在极度失望中，他曾“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后来他又到杭州去投奔自己的同乡、浙江学政潘衍桐，想谋个差事，也未能如意。最后“乃归讲学于粤城”①。也可以说，创办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在走“上层路线”无法走通的情况下选择的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
　　1890年，康有为举家从南海迁往广州，那里的云衢书屋是他的曾祖康式鹏（号云衢）留下的祖产。康有为迁居广州，也是想利用这座祖传老屋开馆授徒。
　　但广州并非僻壤，像康有为这样没有科考功名的人，要在这里靠开馆授徒谋生并不容易。这里有众多的书院教馆，一般开馆授徒者至少也得是个举人，而康有为虽已三十四岁，却屡屡在科场受挫，功名上迄无建树，仅仅靠祖父荫德才成了一个“荫监生”。他本来就曾因西樵山修行的怪异举止，在广州学界被传为“异人”，在京城以布衣之身上书皇帝的事情，此时也闹得沸沸扬扬，人人都认为他狂妄虚骄。所以，他讲学计划开展得并不顺利。吴敬轩在《康圣人的故事》中记述了康有为招揽学生最初遭遇的尴尬，虽然不过是街谈巷议，却颇合当时的常情：
　　圣人初居广州，只是一个监生，名不出里巷。一日忽发奇想，贴广告“教馆”，见者嗤之以鼻，有人以淡墨书其旁曰：“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悬贴半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圣人虽气，亦无如之何。
　　当时，广州有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这五大书院，可算是当地的最高学府。这些书院都各有所长，如学海堂长于经学，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学生称专经生”，而菊坡精舍则长于词章之学，“专治词章”③。能进入这些书院就读的学生，都具备了相当的学问功力，其中不乏一些眼界独异的人，学海堂的陈千秋就是一位。
　　陈千秋是康有为的南海同乡，也是梁启超在学海堂的同窗好友。康有为称其“天才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气刚而力毅，学者之所未见也”①。梁启超也对陈十分钦佩，说他十八岁时写的《广经传释词》，“往往匡高邮（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不逮”，并说，在学海堂两年，他本人“治考据、典章之学”，都是以陈千秋为其“导师”②。
　　陈千秋大概属于那种年少气盛、喜欢异端言论的年轻人。他听说康有为冒死上书、请求变法的事后，带着仰慕和好奇，于１８９０年３月，第一次以客人身份来到云衢书屋拜访，结果却被康有为那套“非常异义可怪”的经学理论所吸引。虽然他一开始还试图与康进行辩论，但康有为“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并“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陈千秋于是“恍然悟”，并于当年６月放弃了已就读两年的学海堂，成了康有为的第一个弟子③。
　　陈千秋将自己拜谒康有为的事情告诉了好友梁启超，通过陈千秋，梁启超又成了康有为的第二个及门弟子。康有为收取陈千秋和梁启超时所采用的这种面试形式，也成为他后来录取学生的基本方式。
　　学海堂两位高才生相继著弟子籍，无疑给康有为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效应。此后，就陆续有一批学生开始放弃帖括训诂之学，投身康门，成为他的弟子。他们中，除了陈千秋、梁启超，还有徐勤、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曹泰、王觉任等人。１８９１年春，随着学生人数骤增，康家的云衢书屋已无法容纳，于是，康有为租赁了广州长兴里的邱氏书屋，正式开馆讲学，是为长兴学舍，也就是万木草堂的前身。由此，康有为开始了一段专注认真的教书生涯。
　　办学伊始，康有为就写下了《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并“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①。到１８９３年，由于不断有学生慕名拜门，长兴学舍也已无法容纳众多的学生了，康有为又开始设法寻找新的校址。在梁启超、徐勤等人的具体操办下，他最后租赁下了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将长兴学舍搬迁来此。这里万木葱茏，绿意盎然，所以，来这里后，长兴学舍就更名为“万木草堂”。这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已出版，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前来从游者也越来越多。
　　与当时广州的各大书院相比，万木草堂既无官方的资助，亦无绅商的捐助，其创办和运作的经费，基本上是由康有为自筹，因此学生不但没有膏火和月奖（均为书院用以奖励学业达标学生的奖金，不少学生赖以为学费），而且每年还需要缴纳十两脩金。但万木草堂不同于一般书院，它既不讲帖括应试之学，也不务考据训诂之学，它所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学，目的在培养人才，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其教学内容和形式都对学生颇有吸引力。
　　从《长兴学记》对课程的设计可以看出，康有为特别重视通才的培养。他认为：“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则胜于循常蹈故拘文牵义者矣。”②
　　这种对博学和通才的强调，与拘于词章和训诂的其他书院相比，显得视野开阔，气象宏大。
　　那正是万木草堂欣欣向荣的时期。学堂规模正在扩展，众徒云集，康有为讲课也格外用心。他每天在课堂里待四五个小时，大逞其学问与口才，让学生看到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①P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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