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_（英）V.S.奈保尔_9787544276467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是一本自传性质的随笔集。收录名篇《阅读与写作》《自传之前言》《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两个世界》等。和《蛤蟆的油》一样，这本书讲述了普通人走向人生巅峰、成为大师之前的往事。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
　　十一岁，他有了当作家的梦想；二十三岁，开始写作；二十五岁，出版第一部作品；六十九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靠死记硬背，读完高中课程；大学之前没有读完一本书；前往伦敦决心当个作家时，身上只有六英镑；但父亲给了他写作的抱负。
　　普鲁斯特说，写作靠天赋。奈保尔则说，写作靠的是运气和辛劳。这本书见证了一个人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从事写作这件“高贵的事”；也见证了一个作家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这是奈保尔的克服黑暗之旅。
　　在《自传之前言》里，奈保尔讲述了《米格尔街》创作背后的故事，回顾了自己与小说原型的交往经历，父亲的写作和早年生活对自己的影响。在《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里，奈保尔流露出难得的感性一面，坦言自己对代表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既爱又怕，分享了写作的痛苦和愉快。
　　奈保尔实现了对他而言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成为作家。阅读最真实的成长故事，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生命的力量。

　　十一岁，我产生了当作家的愿望。很快，这个愿望变成了我明确的志向。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愿望确实不寻常，但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书画收藏家们非常年轻就开始他们的收藏事业了。最近有一次在印度，著名电影导演山亚姆·班尼戈尔告诉我，他六岁就决定要当电影导演。
　　然而，就我而言，当作家的志向多年来一直有几分像是个谎言。我喜欢别人给我一支钢笔、一瓶华特曼墨水和几本新的画线练习本（带空白页边的），但我没有写任何东西的念头和需要，而且没有写过一点东西。甚至连信都没写过；连个能收信的人都没有。在学校，我并不特别擅长英语写作，在家里，我也不编故事，不讲故事。尽管我喜欢作为实物的新书，但我算不上是一个读者。我喜欢别人送给我的那本廉价而厚实的儿童版（（伊索寓言》。我喜欢我用生日礼金买给自己的那套《安徒生童话》。但是对于其他书籍——尤其是那些被认定男生们一定会喜欢的书籍——我读起来都有困难。
　　上学时，一周有一两次——在第五标准班上——校长沃姆先生会给我们读一段“柯林斯经典”《海底两万里》。第五标准班是“示范”班，对学校的声誉至关重要。由政府提供的示范名额面向岛上所有中学招生。赢得示范班的一个名额就意味着不用交中学费用，还能免费获得整个中学期间需要的书。个人和学校，都从中获得了某种名望。
　　我在示范班待了两年，其他聪明的男生也得如此。进入示范班的第一年，那一年也被认为是试验年，全岛有十二个示范名额。第二年是二十个。不论是十二个名额还是二十个名额，学校自身都想占适当的份额，因此督促我们刻苦学习。我们坐在一块狭窄的白板下上课，白板上用漆写着这所学校过去十年间赢得示范名额的学生姓名。那是鲍德温先生，一位卷发紧贴头皮且油光发亮的老师用笨拙的笔法写上去的。有伤自尊的是，我们的教室也是沃姆先生的办公室。
　　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黑白混血儿，矮小而结实。戴眼镜穿西装时，他举止得体；而兴奋起来时，他就是个鞭挞者，这时，他的呼吸急促而紧张，好像他才是受难者似的。有时候，也许只是为了离开喧闹的小教学楼（那里门窗通常都大敞着，教室之间仅仅用半块隔板隔开），他会带我们去满是灰尘的院子里那棵雨树的树荫里。我们会帮他把椅子搬到那里。他坐在雨树下，就像坐在教室里他的大书桌后头。我们站在他周围，尽量保持不动。他低头看着那本小小的“柯林斯经典”。奇怪的是，在他厚实的手掌里，那本书就像一本祈祷书。而他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时，就像独自在做祈祷。
　　（《海底两万里））不是课文，只是沃姆先生向示范班介绍的课外读物。这种介绍旨在给我们一些“背景”信息，同时也让死记硬背学习的我们休息一下（儒勒·凡尔纳被认定是男生们会喜欢的作家之一）。但这种时候我们的头脑是空白的，而且全程站着或坐着并不轻松。我能听懂沃姆先生读的每一个单词，但我一点也不明白。我看电影时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但那时，我总是很享受身处影院的体验。从沃姆先生读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我一无所获。除了潜水艇及艇长的名字外，我对那几个小时里听到的东西没有任何记忆。
　　文学是其发现的总和。衍生的作品可以是令人印象深刻而富有灵性的。不论长短，都能带来快乐，都有它自己的时节。但我们总是想追溯到创始者。文学作品中最终起作用并且一直存在的是真正的好作品。尽管过时的形式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娱乐效果，例如《不可儿戏》和（（衰落与瓦解》，但好作品总是那些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出新的作品。好作品会令人忽略它可能拥有的任何模式，是不可预料的；我们得抓住它的翅膀。这种品质的写作是没有办法在写作课上教授的。
　　和其他现存的艺术一样，文学一直在发展。文学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其主要形式应该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莎士比亚戏剧、史诗、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散文、历史作品——能够在到达其顶峰之后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每一种创造性的天赋总是在燃尽自我，那么每一种文学形式总是在试图达到其所能达到的彼岸。
　　新小说给十九世纪的欧洲带来某种新气象。花样频出、在文化上更为混杂、威胁要再次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到处都是部落或民间运动的二十世纪后期需要另一种形式的阐释。但不论其外形如何，小说仍然在模仿十九世纪创始者的程序，仍然靠他们创造的观念为生。小说能巧妙地歪曲不肯通融的新现实。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现在普通而有限得可以传授。它鼓励众多的小自恋，不论远近。它们取代了独创性，赋予小说这种形式以生活的幻想。这是时代的浮华（和商业促销），小说继续成为文学最终和最高的表现形式。
　　我得回到最初的时刻。正是因为伟大的十九世纪的成就带来的殖民地小变化——或许是通过老师或朋友——我父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他真的成了作家，尽管不是以一种他所希望的方式。他的作品很不错；他的小说让我们社区拥有了一段历史。若没有他的作品，这段历史将会遗失。但来自外部、来自另一种文化的抱负和我们没有鲜活文学传统的社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我父亲得来不易的小说在它所涉及的人群中几乎找不到读者。
　　他将写作的抱负传给了我；在另一个年代长大的我几乎就要实现那个抱负了。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看严肃文学有多困难；两重黑暗将我和它们隔离开来。我所有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几乎都发生在电影院里。那儿的一切都很遥远，但同时，那个令人好奇的歌剧世界里的一切又是容易理解的。那是真正全民的艺术。我说过，如果没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我在精神上就会一无所有。说那话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夸大其词。那不能被屏蔽在这篇“阅读与写作”之外。充满想象力的文学曾饱受才华的眷顾，但我现在忍不住怀疑，在本世纪，才华是否都流入了电影的第一个辉煌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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