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话研究_蔡德龙_9787520306959

处于学术总结期与转型期的清代文话，表现出集历代之成而不乏新创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古典文章学最后的辉煌。本书在普查清代文话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清代特有之学术风会与时代思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清代文话展开研究。宏观的理论专题研究基于对具体文话文献的提炼总结，力求宏中有微；微观的专书研究旨在考察重要文话个体与相关理论或文体的关联，希冀微中表宏。

　　去岁冬，蔡君德龙持其书稿定本来晤，盖萃八年之功，且已有出版之约，为之喜慰不置。以清代文话研究为专题，乃拓途之举，亦适其时会，博搜详讨，宜其逾远而存也。
　　昔贤于诗话、词话早有文献集成与考辨，至十年前王水照先生主编《历代文话》始问世，弥补缺典，鼓舞学林。适逢“国家新修清史工程”之役，余承乏任“艺文志·散文篇”撰务，批帙濡毫，隐感清学研究之方兴未艾。复念文话之批评文体在清代之状貌成就若何，兹于文话史及清代文章学均宜缀理。因商之德龙，德龙觑得消息，毅然择为博士论文之题。
　　德龙素笃学，具诂释经史之训练，随赵生群先生攻读硕士时，成《（史记）三十世家校诂》诸考论，广参文献以究达诂，亦深明乙部之义例。至是益肆力于博通综核之学，力避蹈空胶执之失。因文话之书，题无定式，加之文献散落，不乏错讹。德龙仍不避烦难，远访近求，于各地图书馆发掘稿抄本等，故对清人文话存佚传布之踪迹、卷帙盈缩递变之义例，能作恰当之说明与总结。虽有前修之堂庑，后学踵事，搜验文献之功，诚不可省，亦可谓自立之方。德龙于清人文话中之文艺方略，推阐蕴奥，务究其所以云然之意，余颇叹其妙义纷纶，尤击节于其“文体分类观”、“繁简论”诸章，长置几案，时传示弟子同人间，用申擘肌析理之佳例焉。
　　所欣感于德龙之卓然有立，实符契于先贤之治学格言。昔程子称“唯性静者可以为学”，朱子重“居敬持志”，先师千帆先生八字教言之首为“敬业”。德龙志定性静，磨砻多年，学风笃实，其持之以有恒之心，方得乐此不疲之味。朱子读书法中甚重“着紧用力”，先师亦称许“勤奋”。观德龙扩充裒集之定本，其涉猎文献之丰富博赡，识议论断之深慎赅贯，勤求精进之迹历历可感。德龙任教于两所师范大学，亦未忘身教言传于新进之学子。故余序其书而有感于古今未隔，亦得因之以自励焉。

　　《清代文话研究》：
　　第三节方宗诚：晚清理学复兴下的桐城文章观
　　清代理学在经历康熙之盛后，声势渐弱，到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时，理学影响更是微弱。嘉道以后，理学出现复兴势头，尤其是咸同时期发生了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王朝内外交困，需要借助理学挽救颓势①。桐城人方东树、方宗诚皆是晚清出现的理学学者。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又号毛溪居士、西眉山人，安徽桐城人。他曾以从兄方东树（1772-1851）为师，习古文法。东树本为姚鼐高足，桐城派古文名家，他面对汉学家对桐城文家的排斥，著有《汉学商兑》，重申“宋学”而攻击“汉学”。方宗诚既以东树为师，亦复研习程朱理学与桐城古文，是整个桐城派中，理学气息最浓的理论家。其《柏堂文集自叙》云：“余少承家学，喜研穷义理，攻词章。质薄才庸，不足以缵先绪。而师友之见之者，咸谓：‘于斯理颇有发明，文事虽未工，抑其末也。’”《清史稿》卷四八六称：“宗诚能古文，熟于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与道为一”。他著有《论文章本原》与《读文杂记》两种文话，《论文章本原》凡三卷，《读文杂记》不分卷，凡七十条，二书均出自《柏堂读书笔记》，且均从理学角度论文，是清代中晚期理学家文话的代表著作。另著有《桐城文录义例》，为《桐城文录》的凡例，评论了清代桐城本地的重要文家，实亦有文话性质。
　　方宗诚虽以方东树为师，但因年岁晚其近半个世纪，二人所处时代有所差异。方东树撰《汉学商兑》时，汉学“其风尤炽”，故东树攻之不遗余力。而道咸以后，汉学末流之弊已显，汉学逐渐失去了主控学界的话语权。咸同以后，调和汉宋已成为学界新的潮流。方宗诚对汉学的态度不再像其师方东树那样激烈，姚鼐曾列“义理、考证、辞章”三种为文之事，方宗诚在调和汉宋的背景下，也大方地将“考证”作为衡文的重要标准，他在与人合编的《桐城文录》中，指出选文标准是：“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而皆必归于雅驯。”他甚至在文话中还多处提及考证之学，显示了新的学风下理学家对汉学态度的变化。方宗诚以“经济”论文也能见出新的时代风气，他将其归于桐城本地文学传统：“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他认为，桐城乡贤方东树、姚莹分别引导了桐城人为文对义理、经济的重视。当然，这是在《桐城文录序》中的论述，自然全部归因于桐城先贤。实际上，咸同以后，论文重视“经济”，强调经世致用是普遍风气，曾国藩对此也有很大影响。方宗诚曾在曾国藩幕府中治文书，也应受到曾国藩的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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