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与上海：区域中国的现代转型_黄仁伟主编_978755201514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已近60年了，研究所的发展离不开辛勤工作的研究人员。本书集合了历史所同人撰写的回忆文章，许多老同志参与了建所初期的筹备和艰辛、绝大多数人的完整职业生涯在历史所渡过。他（她）们在这里青涩、在这里成熟、在这里老去，用最好的年华参与了研究所的建设，成为研究所历史的见证人。本书寄托了老同志们对历史所的回忆，也激励了新一代研究者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黄仁伟叶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自1956年建所以来已经整整60周年了。参与创建和发展本所的四代人对于上海以及作为其腹地的江南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成果斐然，人才辈出。可以无愧地说，在这些领域本所已成为蜚声国内外的研究重镇。为了纪念建所以来的学术发展历程，我们汇集最近十年本所同仁有关江南与上海研究的学术成果，合成这本论文集。题为“江南与上海：区域中国的现代转型”，意在探索一条研究上海与江南、长三角区域与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刻联系的学术创新之路。
　　上海是走进现代中国的门户，而江南则是理解传统中国的钥匙。江南与上海之不可分，可以用“江南之上海”和“上海之江南”来表述。近代以前的江南文化，以苏杭为代表，上海只是苏州属下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划；近现代以降，在外部文化西风渐进的影响下，江南文化基础上产生海派文化，上海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核心。当代江南又转变为长三角区域，形成世界最大城市群之一，上海与江南又呈现一体化趋势。随着上海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上升，江南与上海的相关性研究也就愈益有了国际意义。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虽然已经是一个颇为繁忙的港口，但仍处于江南文化与区域经济的边缘地带。开埠以后，上海逐渐上升为江南的“都会”，并进而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与上海的关系，是否代表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在近代中国上百个开放城市中，上海能够独占鳌头，它背后的江南地区提供了怎样的支持？江南文化与上海现代文化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上海地位跃升的过程中，江南地区原有的经济、文化一体化程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上海带动下的区域转型对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书从文化衍变、经济纽带、人才流动、教育革新、风俗演化和国际视野等六个层面，剖析了江南与上海从传统到现代的曲折进程。
　　江南文化从原始状态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结构，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进程。在秦汉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是中原人士眼中的蛮荒之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这样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又如清两江总督靳辅所称：“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尔，自钱鏐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僻，遂为财赋之薮。”此后通过千年来的开发融合，这一地区后来居上，以其物质文明的繁荣、社会文化的丰茂，孕育形成了既与民族精神相统一、又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江南文化。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发展达到鼎盛，商品生产发达，商品流通规模空前，各地商帮云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化艺术在这里逐渐成长，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诗文、书画、戏曲独领风骚，学术流派众多。明人章潢在其《三吴风俗》中曾如此称赞江南文化：“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广，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富也。”可以说，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远的人文历史不仅影响了江南人民的内在气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而且铸造了优秀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成为江南地区生息和繁荣的基础，对长三角的发展和演进有着极大的影响。
　　人们对江南文化往往注意其精致、细腻、浮华而婉约的一面，本书第一章则强调其经世致用、务实刚劲的另一面。熊月之认为，相比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江南文化的关键特征在于其务实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远溯先秦，而明清以后表现尤为突出。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看，江南学术特重实学，包括从东林党人到顾炎武、冯桂芬、王韬等人的经世之学，徐光启、李之藻以来的科技之学，以及清代江南学者的考据之学。罗义俊研究了清代浙东学派奠基人黄宗羲的思想与生平，认为黄宗羲在学术上继承了孟学、宋学、阳明学、蕺山学的儒家血脉，在个人操守上则是一生儒行，刚健勇猛，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义理在于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实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本所创始人之一的汤志钧先生年逾九旬，依然笔耕不辍。他在关于常州今文经学兴起与和珅专权关系的研究中，以翔实资料证明庄存与开创今文学派，实因目睹和珅专权有感而发，一开始就志在经世。今文经学最初是流传滋长于亲戚朋友之间的家学，后来则发展为在近代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显学。承载的文章研究了清代常州著名学者李兆洛的宗族理论及其背后的伦理依据。李兆洛也深受常州今文经学经世精神的影响，他对宗族意义的阐发以及修订族谱的实践，体现了儒家学者在社会层面上建设礼法秩序的努力。
　　在江南文化务实精神的影响下，上海从明代就开始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在开埠以后对于西方文明更是采取开放与吸纳的姿态；江南文化的经世理念在近现代的上海则演变为各种流派的改革与革命思潮。周武的文章通过分析上海都市文化的衍变过程，指出上海文化具有江南文化、欧美文化与革命文化三重构造，即使在革命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中的外向、开放、理性、守约的精神依然是上海文化的隐性构造。沈洁的研究则表明，上海的新书业和报刊，在全国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对于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和革命舆论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上海文化的形成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上海在江南区域经济中的分工和定位一直是由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多重因素决定的。本书第二章特别强调，政治因素历来对于江南与上海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深刻影响。黄仁伟和张晓东的研究显示，上海港在元代就已经是全国八大海上对外贸易口岸之一。从明代初年到上海开埠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作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在地区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活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明清两代政府反反复复的禁海政策的影响下，始终不能发挥其作为背靠江南鱼米之乡的优良海港的潜能，其港口地位远不如广州，亦在厦门、宁波之下。郑祖安对于苏州河南岸莫干山路工业区的研究表明，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基地和最大的棉纺织企业所在地，首要的原因在于与之毗邻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与上海之间主要的水路航道；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世纪早期这里地处公共租界，工商企业在这里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与良好的市政服务。马军的文章研究了抗战胜利后上海米商争取免征粮食营业税的过程。为了向南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上海米商与各地同行组织了全国粮联会筹备会，其43个发起单位大多来自江南地区。他们在阻止粮食营业税征收的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以上海资本家为领袖的江南资产阶级跨越行政区划采取统一政治行动的能力。王健和贾璐阳的文章揭示，由于在地理上更靠近上海，在经济上与上海存在互补关系，嵊泗在1961—1962年由浙江划归上海期间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机会。在嵊泗因国防需要回归浙江以后，建设有所停顿，而上海也失去了一个优良的水产供应基地。嵊泗在经济地理上更靠近上海，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浙江，体现了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以嵊泗为个案所揭示的问题，即江南区域行政多极化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阻碍，在江南其他地区同样也存在。金大陆的文章研究了文革期间上海的猪肉供应问题，指出由于各地调拨和郊区养猪业发展，文革期间上海的猪肉货源充足，敞开供应，人均消费量连年增加。猪肉货源的70%左右由外地调入，主要从江、浙、皖调入。作为回报，上海向各地调拨大量的工业品。这是国家行政指令深度介入区域经济联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张秀莉对皖南上海小三线的研究则揭示了上海与其江南腹地之间因为国家战略需要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联系。由于上海在人才、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小三线建设对于皖南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给远赴皖南的上海职工的生活造成了许多问题，而教育、医疗、人才和经济资源的跨地区配置也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负担，最终难以为继。
　　近现代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多数移民来自江南地区，理性务实的江南移民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提供极好的人力资源。本书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四个江南才子移居上海后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在现代都市的新职业与新生活中，他们保留了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关怀。叶舟的文章讨论了近代出版家、教育家蒋维乔在上海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与情感世界。蒋维乔利用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收入，足以让他们一家人在上海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上海所提供给他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不是让蒋维乔简单地告别过去在常州的生活，而是让他有了更好的条件去履行传统士人对于家庭和国家的义务、满足传统士人在艺术和旅游等方面的爱好。陈同的研究揭示了近代出版家、《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思想转变。杜亚泉是来自绍兴的一位秀才，一直对于西方的科学、文化与政治抱着开放的学习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令他开始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的问题，提出要以中国文化为主建立一种新的文明，虽然在当时遭到陈独秀的严厉批评，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还是体现了理性的精神与长远的目光。李志茗的文章研究了近代出版家、历史学家金兆梓。与蒋维乔、杜亚泉一样，金兆梓也是一个在家乡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在上海从事出版事业的学者。金兆梓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中华书局的经营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卓有成就。面对流行的史学理论，他不迷信，不盲从，在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中，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张剑的文章展现了杰出数学家谷超豪纠缠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一生。谷超豪具有非凡的数学天赋，在苏步青、陈建功等老师的培养下，很早就在数学界崭露头角。他同时又非常关心现实政治，十四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党内政治中起起落落。尽管如此，他仍在微分几何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蒋维乔、杜亚泉、金兆梓、谷超豪都是既能做好学问，又善于经营团队的领军之才。
　　跟随外来移民进入上海的，是他们的乡土文化。罗苏文对于上海江淮戏演员的研究表明，上海的戏曲舞台不仅为广大离乡背井的人们提供了乡音的安慰，为乡土演员找到了在城市谋生的机会，还在不同艺术形式的交流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促进了地方戏曲的都市化。江淮戏在进入上海后，原有的唱腔、伴奏、剧目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女旦取代男旦更是体现了沪上江淮戏趋时的特点。对于乡土文化的吸纳和包容，是上海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江南素为科甲之乡，一向重视教育。在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中，上海与江南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本书第四章的研究显示，上海与江南的教育转型体现了三个特点。第一，深受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得到西方教育资源的滋养。马学强以1850年由天主教传教士创办的徐汇公学为例，展现了近代中国最早新式学校的教育理念：德智体美并重，提倡爱国荣校，科学人文兼修，中学西学贯通，建立系统、连贯的培养体系等。徐汇公学培养了马相伯、马建忠等学贯中西的人才，被时人誉为“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像徐汇公学这类学校，在上海和江南还有很多，它们对于近代教育革新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二，政府管理与民间参与配合。高俊以宝山县劝学所为中心，研究了清末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确立。在科举废除以后，清政府在地方上设立了劝学所来管理地方教育。但是由于财政困难，政府无法负担劝学所的开支，由地方绅商自行筹措，劝学所成员也由地方绅士担任。宝山县的劝学所在经费筹措方面相当成功，在所筹经费的使用上也有相当的自主权，资助留学是特色。相对于晚清政府而言，民国南京政府在教育行政方面稍有作为，但效果不彰。施扣柱有关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的行政管理研究表明，南京政府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的数量占学校总数的70%以上。上海市政府一方面规范私立学校内部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立案规程》为私立学校的办学资质设立门槛。其目的是想淘汰一些条件简陋的私立学校，并对私立学校在意识形态方面给予引导。由于缺乏对于民间教育力量的动员和说服，南京政府对于私立学校的立案管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第三，守护与发展传统学术。蒋宝麟的文章研究了从民国东南大学国文系到中央大学中文系一脉相承的守旧形象问题，认为这种形象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有意建构的，另一方面这个系里也确实聚集了提倡“国学”“旧学”的学者，他们互相汲引，蔚为“南方学派”。何方昱的文章研究了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兴衰，认为其崛起的原因在于浙大校长竺可桢和史地系主任张其昀秉持中国传统的史地合一的观念，对学生进行通才教育，造就了许多杰出人才。后来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和现代学科分化观念的影响，地理系和历史系还是被分开了。这些研究表明，中与西兼资、官与民配合是上海与江南教育革新的特点。
　　江南文化的成分中，除了以儒学为核心的精英文化以外，还包括风俗、信仰、时尚等民间文化。近代以前，江南民间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一个部分就是所谓“淫祠”问题。陈磊的文章研究了隋唐时期江淮风俗的演变，发现在隋唐统一以后，淮南与江南地区原来的勇猛善战的习俗逐渐转变为温和守礼，而渔猎为生的简朴生活也转变为崇尚商贾的奢侈之风。但是这一地区原有的敬鬼神、好淫祀的风俗却始终没有改变，一直延续到近世。王健的研究将江南的“淫祠”风俗与家族利益联系了起来。他发现明清时期家庙兴建繁多，也有将宗祠直接放在寺庙者，甚至有将自己祖先塑造为神祇者。这背后除了形而上的动机以外，也有家族利益的考量，因为控制一个香火旺盛的寺庙对于家族经济是有实际帮助的。
　　在近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原有的民间信仰往往被城市中新产生的诉求借用。张生的文章讲述了陈化成殉国以后，被官方立祠祭拜，被民间传说神化，一度化身为上海城隍的故事，并述及陈化成祠堂在上海的遭遇。戊戌变法期间，经元善在陈化成祠堂设立“经正集”，召集沪上同志，“课忠责孝，讲道论德”，以表明维新的根本在于道德，并拟每年春秋在此集会。一个官方的祭拜场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民间社会表达政治诉求的地方。在清末学制改革时期，这个祠堂又被借用为学堂。日占期间则沦为赌场。牟振宇的文章讨论了晚清上海的风水事件，认为风水信仰在江南颇为盛行，晚清上海围绕风水的争执固然有纯粹出于信仰原因者，也有以风水为借口表达经济诉求者。在城市建设特别是租界扩张的过程中，华人业主找不到强有力的表达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知道华洋当局对于风水信仰尚存忌惮，所以经常以“有碍风水”为借口要求更多的补偿。
　　在晚清上海仍然十分活跃的许多民间信仰到了民国上海就相对冷落了，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有了新的习俗。宋钻友的文章告诉我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最流行的习俗，就是对摩登生活的追求，而摩登女性的形象更是成为上海现代性的标志。上海女性之所以能够摩登，得益于三个条件，一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消解了封建观念对于女性身体的束缚，释放了其消费欲望；二是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品；三是永安公司等大型百货商场的出现起到了刺激消费引领时尚的作用。现代上海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俗，那就是苏北人歧视。邵建的研究指出，苏北人歧视是因为苏北移民群体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相对比较差造成的。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时期，由于苏北人地位的改善以及上山下乡等共同经历，苏北人歧视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一代上海人的成长，棚户区的改造，和新移民的涌入，苏北人歧视已完全消解。这说明城市的发展能够消除陋习，开启新风尚。
　　上海在近代的崛起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便是外国势力的存在。国际化的背景既是上海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曾经让上海面临沦为外国殖民地的危险。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上海中外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而中国民众的抗争是这种调整的动力。葛涛的文章从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游记的上海印象中，读出了中日民众彼此间的复杂观感。带着“一等国”国民自豪感的日本游客来到上海后，既震惊于上海的繁华，又感叹华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地位低下，生活悲苦。在“五卅”运动前后，日本人既感受到上海民众的“排日”情绪，又在上海总商会和永安公司的货柜上体会到了上海商人的“亲日”倾向。日本游客用一个“魔”字来形容上海的复杂性，称之为“魔都”或“魔窟”。王敏的文章研究了英美两国在上海公共租界地位问题上的政策。面对“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后中国人高涨的民族情绪，英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控制租界的欲望”必须得到满足，前提是英国的在华利益不能因此受到损害。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英国的态度感到失望，转而求助于美国的支持，并在美国人的建议下由南非法官费唐提出了有关公共租界地位问题的报告，但英国人对这份报告似乎不太在意。这场有关上海租界控制权问题的多方博弈后因“一?二八”事变的发生而告一段落。褚晓琦的文章通过对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研究揭示了苏联在上海的活动。与英美日等国不同，苏联在上海没有什么商业利益，塔斯社也不是一个商业性的通讯社。塔斯社在上海的主要任务一是把中国的消息及时反馈给苏联国内，二是在中国宣传苏联的政策。抗战期间，塔斯社及时地向中国读者传递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信息。江文君的文章研究了上海自由职业团体在民族危机中的救亡实践，通过分析“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会计师公会、上海律师公会和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上海医师公会、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等职业团体的的救亡活动，指出这些团体的活动使得国家与民众的联系更为紧密，亦令中国的民族主义获得了“广大的有组织力量的支持”。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民族企业的涉外纠纷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徐锋华的研究，1935年申新七厂无力偿还抵押贷款，汇丰银行径自将该厂拍卖，被日本企业低价收购。按照中国法律，抵押物的拍卖应向法院申请，汇丰的拍卖应属无效。汇丰一开始并不承认拍卖为非法，而上海各界的舆论早已群情激愤，申新七厂的工人更表示如果日本人前来接收，将以暴力对抗。迫于舆论和民众的压力，汇丰只得同意延长申新七厂的抵押贷款期限。
　　总之，近代上海的崛起并没有淡化它与其他江南地区的联系，相反，它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与人才交流变得更加广泛而深入。只不过在近代以前，江南地区的财富、人才、文化资源是向苏州、杭州、南京等传统都市汇集，近代以后则更多地向上海汇集。当然这种汇集只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在上海经济与上海文化的辐射下，江南区域是跟着上海一起发展的。这就是说，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江南地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而区域内部的权势格局则发生了重大改变。
　　江南与上海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转型最为成功的一个区域，除了地理位置的优越与历史机缘的遇合之外，江南文化的经世致用、理性务实的精神，江南人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江南的消费文化，江南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等等，都是值得加以考量的因素。当然，江南与上海的人民对于外来势力也不是一味的容忍与妥协，从晚清到民国，民众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并经常是富有成效的。在区域转型的过程中，江南与上海也遇到过一些困难。比如，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大，内部分工与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等。造成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多极化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心的增强，人们对于国史与地方史的兴趣日益浓厚，各级政府加大对地方史研究的支持力度，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各地通常注重本地历史撰写，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历史，还缺乏足够关注。介于国史与省市史之间的区域中国史，是一个值得大力开拓的领域。本书的编纂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次努力，希望有助于拓展区域中国史的研究。特此求教于国内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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