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韬略韬略平天下_张建民,闫富东著;_9787540348267

韬略平天下丛书按照年代，共分为8册，再现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中国历经的千年风云巨变以及蕴含其间的智慧和谋略。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倾注全力，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历，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清代韬略》是韬略平天下丛书中的清代卷。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崛起与传统韬略的运作不无关系，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清代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面对全新的变局，传统的文韬武略屡经挫折，晚晴谋士陷入困惑，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成为新的主旋律。

关于谋略，学术界不仅存在不同的定义，而且存在不同定位。论者或称之为谋略文化，甚或将中国文化视作一种谋略型的文化。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然而无论如何，谋略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当是不争的事实。上古经典《尚书》就有询谋弗询之谋的说法，《六韬》则有智略权谋之语，《三国志》更出现完整谋略概念，所谓进同谋略，退为辅佐。谋略之道的著述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战国策》《鬼谷子》《素书》《三国演义》等，为许多人奉为经典，熟读精研，历数千年而不衰，足以表明其魅力之大。在中国，《三国演义》几乎是家喻户晓，许多人都熟知卧薪尝胆、围魏救赵、合纵连横、挟天子以令诸侯、恩威并施、以毒攻毒、杯酒释兵权等一连串的谋略故事，知道姜子牙、周公、孙武、诸葛亮、司马懿等谋略大师的名号。反之，有勇无谋则成为莽汉匹夫的代名词，是被人耻笑的对象……诸如此类，足见国人对略谋之道的向往和崇拜。难怪有人说谋略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甚或全面地影响到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

谋略在中国源远流长，古往今来，不断总结，反复实践，历久弥新，愈益发达。同时，在不同时期又展现出不同特点，古圣先贤们留下了丰富多彩且形态各异的不同层面、各种类型的韬略谋划遗产，堪称大观。帝王为首的最高决策层有谋国安邦、驭臣牧民的谋略；武臣将帅有用兵行阵的谋略；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有处世交友、治家营生的谋略。

谋略有各种类型，可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不同的谋略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庄子说过，德荡乎名，知出乎争。这是对智慧、智谋产生发展的历史总结，智谋在相争中产生，智谋在相争中发展。众所周知，人类自产生之后，就处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和肉体等以下错综复杂的矛盾世界之中，从特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排解这些矛盾关系的持续过程。与西方智慧重视向自然界开拓、追求征服自然、以求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平衡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哲们创立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如何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处理利益关系尤受重视。毫无疑问，调处利益关系需要有多方面的道德规则、要求和手段，而争夺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荀子所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智谋、谋略就是在这个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也就是说，谋略的实质目标是谋利，施谋的对象是人。因此，谋略大多表现为与人争利，是通过智慧的较量来进行利益的重新分割或者利害转化。如果没有利益可言，谋略也就失去了存在、实施的价值。谋略重在求取实用功利价值的实质，决定了谋略这种智慧的运作既具有一些观念文化的特征，又与其他观念文化形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以智谋胜勇力是谋略运作最显著的特点。中国历史上，最为人们称道的谋略运作实例，大多是以少胜多，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典型。与此相对，谋略之失误也大多导致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的悲剧结果。智慧、谋略犹如选定合理支点的杠杆，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高妙手段。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对身处逆境而能奋发，以柔克刚等谋略运作的着意刻画，乃至于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说法。对于用智与用力的关系、差别，著名军事家、谋略家孙武持这样的观点：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就是说，不通过角力相拼的战斗就能降服对手，才是最高明的选择；而最下之策才是动武角力。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这是职业谋略家苏秦对谋略胜勇力的生动描述，虽然不无夸张，却也充分显示了智谋胜过勇力的巨大作用。

对于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原理，著名思想家老子运用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作过生动、辩证的解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就如气无所不能入，水无坚不能摧，至柔之物不可折一样。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强兵易骄，骄兵必败，又如树木，粗大之干在下，柔弱之枝条反而在上，而树大必遭伐折。水之柔弱，几于无形，且流往低处，似乎无争，但却可圆可方，怀山襄陵，聚散变化多端，因时因地而宜。而委曲才能保全，屈枉才得直伸，卑下方能充盈。历史上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而终于报仇雪耻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果清王朝之创立者努尔哈赤不能委曲隐忍于明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之中，恐怕早就被明军作为钉子拔掉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具备强大的力量就不能取胜。不过，以强胜弱、以多胜少的情况下，智谋的作用、意义就远没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场合那样显著、重大了。即使如此，力量强的场合也不能轻视谋，更不能无谋，须知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等正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谋略求之不得的适时东风。

灵活实用、辩证理性是谋略运作的又一重要特点。高度明确的谋利动机、目的，驱使谋略的运作很少顾及知识的精确性、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甚至几近于急功近利。谋略之设计、运作，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判定一个谋略之高明与低劣，标准也只有一个。为了能够实用，必须灵活。谋略之运作，关乎天、地、人、事、智诸要素，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固定的模式的套用，其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必须随机应变，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方能实用。犹如武功之运用，练熟一招一式乃至全套路数，未必算得上高手，真正的武林高手并不墨守所学套路、招式，甚至没有套路、招式，而是随机应对，随心所欲，顺手拈来。军事史上多少熟读兵书、满腹阵图的将帅惨遭败绩、身败名裂?赵括败于长平，损兵40万。马谡丢失街亭，致使诸葛亮痛失伐魏良机……纸上谈兵而不实用为兵家、谋略家的大忌。

在谋略家的眼里，天地人万事万物都是辩证的，因此，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坚与柔，胜与败等等，都是可以转换的，这些都是为实用而灵活的必要条件。参天大树与小草相较，谁强谁弱?谁优谁劣?在谋略家的思维中，比常人更多地考虑到了狂风暴雨之时，大树常常被连根拔起或者拦腰折断，而此种状态时的小草却往往得以安然无恙。前述老子的谋略思想中就充满了辩证、灵活的色彩，以无为而无不为，以不治而无不治，可谓博大精深，丰富而且变化无穷无尽，可知中国讲对立统一之传统源远流长。

非公开性是谋略的另一重要特征。正如前面所讲过的那样，谋略之实质在于谋利，谋略运作的环境是争斗，在争斗中运用智谋把谋的对象击败，而不是用力。争斗是双向的，相互的，你在与对手争，对手同时也在与你争，你在用计谋，对手也在用计谋，取胜的关键是看谁的计谋更高一筹。所谓计谋的高下，实际上就是你蒙蔽了对手还是被对手所蒙蔽。要算计对手自然不能让他知道，这就使计谋或者说谋略具备了隐而不露的特性。古代有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谋未发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之说，充分表明了谋略需要隐秘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谋略之谋多为阴谋，它就是要让对手上当受骗，目的是为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孙子对兵道之本质直言不讳：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虚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为了隐秘，必要的场合必须制造出假象，迷惑或者误导对方。因为，对于争斗的双方而言，相互间用谋已不存在公开、平等的必要。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都不一定称不上阳谋家。

中国的谋略无疑受到诸子百家智慧的影响，尤以儒法道为重。儒家智慧的深远谋人心，法家智慧的强势谋法术，道家智慧的聪明谋自然，在历史上的谋略思想及实践中随处可见。至于谋略的优劣可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应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重要的是能够以史为鉴，去糟粕，存精华，创新境。

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打断了清代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中国社会在外国势力侵入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所有这一切，给清代的韬略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同程度地留下有古今中西交混的烙印。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逐步统一建州女真、女真各部、蒙古各部进而取代明王朝的过程中，传统的韬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整体上可以说是一次以少谋多、以弱胜强谋略的典型。与前此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中原地区的王朝有所不同，满族统治者吸取汉族先进文明成果更多、更早，这也是传统韬略得以较早地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集之大成，韬略也不例外。当然，在韬略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必然带有自己的满族特色。晚清数十年，清廷内外交困，传统的中国谋略在反对外来侵略、拯救民族危亡时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新的思想、对策却难以一时确立，更难以很快奏效。但是，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尤其皇族的争权夺利以及反复镇压农民反抗的过程中，传统谋略仍在广泛地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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