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了里氏8级的大地震。举世罕见的自然灾难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灾后救援与灾后重建之中。不可否认，灾难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的漫长，这其中有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有矿难、恶性交通事故、火灾、环境破坏、灾难性踩踏事件等人为或技术的灾难；还有从公元6世纪遍及全世界的“黑死病”（鼠疫），18世纪出现的霍乱，19世纪的炭疽，20世纪的埃博拉病毒、禽流感、艾滋病毒、疯牛病、亨德拉病毒、汉坦病毒、尼巴病毒，到21世纪初的SARS病毒、猴痘、猪链球菌等人类与动物的疾病史；更有战乱频繁，群体性问题凸显，以及以美国“9·11”为标志的传统国家安全的恐怖袭击等等。全球化时代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减少风险的存在，相反，风险依然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社会越来越面临着生存环境的考验。而在风险和灾难面前，人类总是显得非常脆弱。
　　上述灾难都属于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共同的特征是突发性、紧急性、迅速蔓延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性以及非程序化决策等特点。

　　第二，既授予政府充分的应急权力，又对其权力行使进行规范。突发事件往往严重威胁、危害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了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赋予政府必要的处置权力，坚持效率优先，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协调指挥各种社会力量。因此，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可以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同时，为了防止权力滥用，把应对突发事件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突发事件应对法在对突发事件进行分类、分级、分期的基础上，明确了权力行使的规则和程序。
　　第三，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相统一。突发事件往往具有社会危害性，政府固然负有统一领导、组织处置突发事件应对的主要职责，同时社会公众也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不仅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有关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还需要其履行特定义务。因此，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准备、监测和预警、应急处置和救援等方面服从指挥、提供协助、给予配合、必要时采取先行处置措施的法定义务做出了规定。同时，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了比例原则，并规定了征用补偿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