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_方幸福_9787511722188

　　《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对西方现代伟大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之一的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丰富而庞杂的思想理论，从“病态社会中自我的迷失”、“心理迷宫中自我的找寻”、“幻想彼岸自我的救赎”三个层次进行构架和述评，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作了全面、系统、清晰的梳理。同时，作者通过引证和论述大量外国文学思潮、创作流派、文学体裁，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作品，把弗洛姆相关人学理论演绎到文学研究的多个层面。该书扩宽了对弗洛姆研究的思路，让读者从跨学科视角看到弗洛姆人学在文学研究活动中的创造性和生产性。把弗洛姆的人学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给当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第五章弗洛姆的人学思想与文学

　　第三节弗洛姆人学理论在文学文本解读中的具体运用

　　如前所述，弗洛姆的人学理论可以在理论层面促进和丰富文学活动，比如文学创作过程、生态批评等文学理论，它还可以应用于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活动中。下面我们运用弗洛姆人学理论中的社会无意识和社会性格理论，对《千万别丢下我》这一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和主题进行解读，探讨弗洛姆人学理论在文学研究活动中的可操作性，并从中窥探人类、科技、文学与弗洛姆人学之间的关系。

　　一、不可理喻的人物

　　英语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Booker Prize)获得者、被誉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的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文风细腻而优美，作品表现出国际化的文化特质，蕴藏着极强的穿透力。为此，他的作品成为一部部“现代经典”，读起来难以释怀，评起来回味无穷。2005年4月，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千万别丢下我》（Never Let Me Go）问世，当年就获得英国布克奖提名、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提名，被多家英美重要媒体列为年度最佳图书，2006年又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亚历克斯奖（ALA Alex Award）等奖项。

　　《千》的叙述者——31岁的凯茜（Kathy H.），是一位器官捐献者（donor）的看护员（carer），她回忆式地讲述这些为人类提供重要身体器官的克隆人的故事，其中交织着友谊、爱情和命运的悲戚。所有克隆人一开始生活在黑尔舍姆（Hailsham）那样的寄宿学校度过他们童年，当他们逐渐发育成熟之后，一般会当一段时间的看护员，最后一个阶段是捐献，并被安置在不同的看护中心，由看护员来照料，直到三、四次捐献之后达到生命的终点。凯茜与另外两个克隆人汤米（Tommy D.）和露丝（Ruth）的童年就在英格兰乡下的黑尔舍姆度过。那里终年与世隔绝，孩子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自由地”成长，“创造性地”学习，但他们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份，生活中充满着诸多迷惑、未知和神秘。

　　《千》出版以来一直是文学热点之一，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多种解读。小说缓慢的节奏，逼真的细节，以“回忆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很好地诠释了石黑倒叙手法的意义”；海明威式的简洁语言，用“一个以英国乡村私立学校为背景的具有欺骗性的简单故事，把那些掩盖在似是而非的表象下的骇人听闻的事实缓缓展示出来”。从体裁上来看，人们一般把《千》看作科幻小说，把它与被誉为“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作品”之一的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获得布克奖的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女仆的故事》（1985）相提并论，认为“《千》是对这两部经典科幻作品的追忆”，如同其他许多科幻作品所描述的“未来历史”一样，《千》也毫不例外，是“对我们如何生存、我们现在是谁等问题加以评论”。对于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更是众说纷纭，是关乎人类未来还是人类的现实生存境况？是诉说人类与科技的伦理关系还是讨伐唯科技思想？是探讨人性还是追寻人类自由？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时代对什么是人这个古老话题的重新阐释还是诠释其他哲学问题？有人认为作品所要表征的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千》“描述的是后人类的未来中，兽性代表非人性的失败，以掩盖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也有人认为作品阐释的是作者非人性美学，“作品《千》始终没离开什么是人性这个问题……它提出了一个伦理观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探讨基于对非人性认知的艺术和移情”。比较多的评论则关注作品中的人物，其实也就是关注科技，“评论大多模仿小说本身的风格，一步步揭示作品的中心人物——克隆人：‘《千》中若影若现的背景是基因工程，它与技术联系在一起’”。作者本人在一次受访中说过，“撇开虚构的成分，没有克隆人的话，‘这小说确实是关于人类有限生命的真实故事。我们知道，我们都走向终点，我们会对自身一点点失控，在某个阶段死去，这是可怕而悲戚的事实……我们很清楚，这就是我们生命发生的背景’”。

　　同时，学者们也对作品提出了种种质疑。有人说，《千》不过是按照著名的校园小说作家Angela Brazil的写作原则泡制出来的噩梦般校园故事，从语言表述、经济等角度可以看出，小说的人物、情节等都不合乎情理，甚至不可置信。人们对作品人物缺乏反叛意识和性格的质疑最为突出，“他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为什么故事中的人物甘愿接受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悲惨命运？什么造就故事中人物的性格，进而导致他们悲惨的命运？一些学者从存在主义的自由观、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等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了分析和解答。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的多重解读。在石黑所构思的科幻作品《千》中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读出弗洛姆所提出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也正是在它们的作用下，故事中的人物才会不合常理地逆来顺受，遵从人类对他们惨无人道的命运安排，他们没有想到反抗，或者以逃跑的方式改变其悲惨结局。

　　二、社会性格——被操纵的顺从

　　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是同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或文化背景下，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是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它对社会起着支配和稳定的作用。《千》中克隆人就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相当稳定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克隆人性格的核心就是顺从；这种顺从的社会性格支配着克隆人的言行、稳定着他们所在的社会。

　　《千》中所有克隆人有着相同的双重社会和文化背景：人类社会这个大的背景和人类为他们特制的并包含其中的科技空间。在这个科技空间里的成员遵循着相同的生活方式，踏着相似的生活节拍，等待他们的是相同的生命终点。这些是他们的基本经验，是培育属于他们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性格特点和性格结构的土壤。他们是附属于“正常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的科技产物，他们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为“正常人”提供所需要的重要身体器官，这就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性格特点中所体现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人类社会所想要的社会性格——逆来顺受，且毫无怨言，他们生存和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这样的社会性格，“这群对于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的孩子，在海尔香这所学校里同时还在接受她们的监护人居心叵测的另外一种教育，以使他们将来心甘情愿地去做‘捐献’”。

　　《千》中克隆人是人类生产的许多产品中的一种，他们的地位和境况犹如人所圈养的动物，甚至连猪狗都不如，因为夫人、艾米丽小姐这些管理者对他们充满了厌恶和恐惧，“夫人从来都不喜欢我们，她一直害怕我们，就像人们害怕蜘蛛这些东西”；艾米丽小姐还亲口说过，“在黑尔舍姆的日子里，我自己每天都在努力克服对你们的恐惧，有几次我透过书房窗户向下看到你们，我心生厌恶……”。动物被人宰杀的瞬间还会嗷叫，以示反抗，但凯茜们心甘情愿，从不会有丝毫反抗之念，器官被人攫取的时候他们会吞下人类为他们准备的止痛药，因为他们的性格里只剩下顺从的社会性格，这正是被人类精心培育出来的。

　　根据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总会与他人发生某种联系，社会性格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在《千》中，无论是在黑尔舍姆，还是在村舍或者康复中心，虽然他们很少直接与外界发生联系，但是在他们的那一个个小世界中，克隆人之间、克隆人与监护者之间的社会化过程使个体受到他人和集体的影响。在凯茜她们从黑尔舍姆初来村舍时，她们就开始关注那里的“老兵”的言行方式，露丝在这方面改变得很快，“她拼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她意识到自己和汤姆在黑尔舍姆调情的方式跟这里的完全不一样，“于是她在他人面前时的行为开始发生改变”。来到村舍后，做爱方式也在社会化过程中发生改变：凯茜注意到，在村舍做爱是更平常的事，于是“我来村舍后不久就有了几个一夜情人”；凯茜她们还观察到，当村舍的“老兵”要去“上课”时，“他们会离开四五天，但在此期间几乎没人会提及”，于是，“我们也小心翼翼，不去提及他们”。

　　人的完整性格应该是个性充分发展的性格，而培养和发展人性格中的社会性格是为了发挥其社会功能。弗洛姆认为，“在一定的社会中，社会性格的功能是引导和操纵人的能力以使这个社会继续运作”。培养群体的社会性格就是为了改造人的个性，加强对他们的操控和统治，以便社会能够稳固生存和延续下去。为此，在性格生成过程中，社会尽量抑制个体性格，甚至去个性化，鼓励和发展符合社会某种需要的社会性格。《千》中，顺从的社会性格生成之后，反过来，对克隆人这个人类科技生产出来的社会起到稳定作用，因为在这个人类为之特制的世界里，他们不需要表现出什么个性，与社会性格不大一致的个体性格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起什么作用。否则，他们会被当成异类，他们的个性又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磨灭得掉，只剩下被社会大多数所接受的社会性格。人类需要从克隆人身上索取的只是他们的健康器官。为此，在人类看来，健康是克隆人的唯一目标，顺从地贡献器官是其唯一责任。像其他动植物制品和工业合成产品一样，人类培育的克隆人是没有思想和个性的动物，人类培养他们的动机是满足人攫取重要器官的需要。没有个性就是合格产品，即使有性格，也只选择性地培养其中毫无反抗之意，只会顺从人类意愿的社会性格，若生成了这样的社会性格，再加上健康的器官，人类生产这些科技产品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样的产品就是优等品。科技对人类起到了“关键”作用，衰竭的人体器官随时可以得到更新。如此，克隆人的世界才不会动荡，人的社会也才会长久安定。

　　反之，那些不符合这种社会化的性格和言行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会受到嘲讽和排斥。于是，社会化过程客观上又强化了社会性格的生成。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汤米就是这样的“另类”：他的画与众不同，“他从未哪怕尝试过创造性”，他从来没有在其他人热衷的春季交易会上拿出过一件东西，但他却想弄清楚一些问题的真相。为此，同学们作弄他，孤立他，疏离他。高二年级跑步时，在所有男生里面，唯独他没有同伴；“几乎每天都有对他恶作剧的消息，许多都是常见的恶作剧——在他床上放怪异的东西，在他的麦片粥里放毛毛虫——但有些确实恶心：比如有人用他的牙刷刷马桶，因此牙刷毛上沾满粪便”。在黑尔舍姆监护人中，露西小姐也是一个异类，她认为应该告诉孩子们一切真相，否则就是欺骗。这种想法给经营克隆人这个科技世界的管理者们出了个难题，因为她在有意无意中向孩子们透露过一些真相。于是，露西小姐与她所属的那个社会出现了裂痕，与她所在的社会格格不入，她也因此被各种圈子里的其他成员所鄙视和疏离，直至抛弃，“她跟我们之间有些小矛盾”。为此，露西小姐被迫离开，她被那个由管理者控制的社会所抛弃。从更高一个层次来看，小说里的黑尔舍姆在所有培育克隆人的寄宿学校中也是这样的例外，因为这里的管理者“异想天开”，力图证明克隆人也像正常人一样拥有灵魂。因此，其最终的结局是被高层管理者无情关闭，虽然那么多人为之留恋和惋惜。可以看到，弗洛姆所说的塑造社会性格的社会化过程，无论是在小说中克隆人的世界，还是在人类世界都普遍存在。《千》中人物的社会性格就是人类的操纵下、在克隆人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双重社会化作用下形成起来的。

　　而且，人类对克隆人社会性格的操纵，还可以从弗洛姆对经济基础、社会性格、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阐释中得到进一步解读。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是经济基础和人物思想之间的中介物，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千》中人物在经济基础方面受制于创造、经营和管理他们的人类，他们的社会性格也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类社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造就的，当然会受人类操纵。社会性格支配着人的思想，《千》中人物的思想和理想就是在他们社会性格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弗洛姆的这一理论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千》中人物令人不解的性格不再那么费解，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不会留存任何反抗的想法，符合常人思维逻辑的反抗因素被弗洛姆所说的社会过滤器挡在了意识的大门之外。

　　三、社会无意识——被过滤掉的反抗

　　弗洛姆认为社会无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没能通过社会过滤器（social filter）的那一部分无意识，它是最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被压抑领域；生成社会无意识的社会过滤器由三个部分组成：语言、逻辑学和社会禁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千》中克隆人对其命运的怨恨或奋起反抗的举动，因为这些本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被社会过滤器过滤掉了，没有机会上升到他们的意识层面，而只能永远停留在他们的无意识里，成为所有成员“共享”的社会无意识。由于一些规则和标准的存在，有些东西只能而且必须被压抑在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无意识里面。《千》的故事中，一些现象与传统相去甚远，比如人物的姓氏大多被单个字母所取代，有的词汇被其他词汇所代替，有的行为和想法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禁区。从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来审视，所有这些无非是形成社会无意识的种种手段罢了。

　　在《千》中，我们看到了弗洛姆所说的社会过滤器的第一个部分——语言的作用。爱丽丝?F、戈登?C、凯茜?H、雷吉?D、汤米?D等等是《千》中一些人物的姓名，由于他们身份的无根性，在这个克隆人世界的文化里，本应代表个体独特身份并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被提及和使用的姓氏变成多余的了，他们的姓氏在那个被人类控制的语言系统中被毫无意义的单个字母所替代，“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中的整体宗旨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所以，在使用语言过程中，语言过滤器过滤掉了那些富于个体经验和情感的元素，姓氏就是其代表。姓氏成为他们的语言系统中被忽视的对象，这种感情或经验很难成为人们意识到的感情或经验并以达到意识的层面。这种遮蔽，对于克隆人来说是被迫的，因为每个克隆人都天生没有父母，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儿；对监护人来说则是故意的，因为这样做能避免克隆人对自己身份本源的追问和社会身份认同的欲望，让有可能勾起这一欲望的标志成为被忽视的对象，让克隆人的这类欲望在自己的情感和经验中泯灭，最终达到人类的这一科技产物不知不觉地为人类所控制，使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非人性需求。久而久之，在克隆人世界的文化中，他们人物姓氏仅存于大家的无意识之中，人为地进化成他们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

　　《千》中的人物在生活中（被）使用了一些比较特别的词语。比如把器官被人类攫取的行为（obligatory organ harvesting）称作“捐献”（donation），器官被攫取者称为(donor)，第四次（最后一次）捐献后，他们就会达到生命的尽头，这一结果被叫作“终结”(complete)。从这些精心选择的语词来看，似乎在那些被人类攫取器官者的语言和意识中，捐献是他们主动的、自愿的行为，他们第四次捐献后生命的终结是他们光荣使命的完成。也就是说，在克隆人的社会中，“捐献”、“终结”等用来遮蔽事物本质、欺骗性地美化这些悲惨情感和经验的词汇是允许在生活中使用的。为此，这种情感或经验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他们的意识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这一生成社会无意识的过滤器的过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它按照管理者的意愿，把一些语言表述挡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让它们所承载的意义和文化变成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为了同样的目的，把另外一些语言表述上升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人们安心地做自己的事情，自觉地承担“理所当然”的义务。

　　逻辑学是特定文化中指导人们思维的规律，在《千》中我们也看到它的身影。在克隆人的社会里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和规则，“你们会了解这些的，规定啦，诸如此类的东西”。根据这些规则，他们会做出判断，并根据这些判断去实施和修正自己的行为。比如，她们知道自己那个圈子的人都不会怀孕、生孩子，因此在性方面也就没有了顾忌，性爱在他们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探访看护员也是不合适的，“这绝对不应鼓励，去探访他的话，那是非常不听话的”。这些都是不同的生理构造导致的不同社会文化和行为规则；在黑尔舍姆，克隆人的世界与外面的人类世界之间隔着神秘而恐怖的树林，二者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规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小树林是他们规则适用范畴的边界：一男生跑进树林，后来发现被绑在树上，四肢被砍掉；一名女生爬过栅栏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为此她被永远阻挡在回归的大门之外，最终死在外面。这样的传说给其他人起到了威慑作用，告诉他们，生活于这个世界的逻辑和规则：越过栅栏是错误的，而且一定会得到严厉惩罚。树林是他们的生活禁区，不可跨越，于是偷越树林这样的事成了他们最不该做、最不敢做，也最不愿提及的事。慢慢地，在这样规则的作用下，逃跑或越过树林的想法在他们的意识中被自然而然地抹去，成为生活在那个社会所有人的无意识，顺从地呆在人类希望它该呆的地方。监护者的表情和各种反应也是这些逻辑及规则的具体表达，它们明白无误地告诉凯茜们，哪些言行是正确的、自然的、普遍的、合逻辑的，哪些则是不正确的、不合逻辑的，因而不该说，不该做。通过这些逻辑和规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得到条件反射般的训练，于是，言行中需要禁止的那些元素悄悄溜进他们的无意识之中，成为那里的永久居民。可见，逻辑学的社会过滤作用也在克隆人的世界里为他们社会无意识的生成作出了贡献。

　　社会禁忌是社会过滤器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正如弗洛姆所说，它是社会过滤器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千》中人物身上也的确发生了重要作用。在这个特殊的小世界中，人类对克隆人健康器官的“收割”以及因此而死亡的事实是他们谈话的禁忌。这种有意识的语言行为就是弗洛姆社会无意识中的社会禁忌，其目的是为了把对人类的这个肮脏行为的任何直接表述挡在他们意识的大门之外，让它们永久停留在所有克隆人的无意识之中，构成他们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从而掩盖人类利用科技对他者的残忍、无耻、贪婪的攫取和掠夺，同时避免他们的抗争欲望。小说中这样的禁忌不仅仅表现在词汇层面，还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传说中的克隆人原型一次又一次激发他们的兴起和好奇心，但同时又让他们不安，于是这样的话题让他们有所顾忌，“我们都意识到接近我们不想进入的领域，论辩就嘎然而止”。同样，谈论已经离开的人也是一种禁忌，“我现在才想明白，在村舍谈论离开的人几乎是一种禁忌”。

　　在克隆人的世界，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为他们铸就了符合支配他们的人类意愿的社会过滤器，语言、逻辑学和社会禁忌这三重关卡把他们的某些情感、思想和经验挡在意识的大门之外，成为他们无意识中共同拥有的那一部分。这样，社会无意识就因社会过滤器的作用在克隆人世界的成员中形成了。

　　过滤器在生产社会无意识的同时，导致人们对很多事实的不知情，进而忽视。遮蔽真相是这三重过滤器的共同特点。遮蔽成为整个故事的突出特征，也是小说的特色之一。对真相的有意掩盖和回避正是凯茜她们那个人造科技世界的真实写照，它不仅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更是人类所控制的那个社会的故意所为。故事中，叙述者凯茜从即将结束她十多年的看护工作开始回忆，作者没有明确告诉读者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一系列疑惑在读者心中闪现：他们是谁？他们捐献什么？为何捐献？何为“完结”？作品中人物作为器官供体，他们的器官供给谁？露西小姐为何离开？夫人神秘身份的谜底是什么？她为何要收藏孩子们的作品？延缓捐献的传说是否真实存在？永远也不能从凯茜记忆中抹去的黑尔舍姆为何关闭？整部小说中设置的诸多悬念与作者所惯用的倒叙手法相得益彰，它们不仅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让读者在阅读时带着这些疑问为作品中的人物牵肠挂肚，等待着叙述者将谜底一层层揭开，而且客观上起到了契合故事中的种种遮蔽，从而形成人物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作用，并最终导致命运悲剧的产生。克隆人捐献一两次就死掉的事是管理者们极力掩盖的事，为此，他们想尽办法，“‘我敢说这种事比他们告诉我们的要多很多’露西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在我们捐献的间隔期不停地把我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因’”。孩提时，凯茜们学习艺术，创造性地制作作品，换取代币，购买自己心仪的东西，她们心中都有所期待，“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理解为何那个时候交易会对我们如此重要”，因为“在黑尔舍姆，多数情况下，你被人如何看待，如何被人喜欢、被人尊重，取决于你的‘创造性’的多少”；她们的作品不定时地被夫人取走收藏在她的“画廊”，孩子们以此为荣；他们展示自己的作品，是为了表明相互间真正地相爱，相信有一天“正常人们”能证实这一点，并赐给她们推迟捐献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不过都是谣言，当她们获得真相之际，也是她们临近生命终点之时，她们整个生命都在真相的遮蔽中度过：他们“快乐”，是因为学习不是人类为他们制定的目标；他们“自由”，是因为老师们心里很清楚孩子们作为人类科技产品的唯一价值是什么，其他目标、理想都无关紧要；他们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创造性”，是因为他们被选作用来证明克隆人是否拥有灵魂的实验对象。所谓“快乐”、“自由”、“创造性”无非是人类在遮蔽真相的同时为她们营造的海市蜃楼，美丽谎言的背后是人类为他们设置好的生命程序的起点，以及等待他们的悲惨命运的终点，凯西所讲故事里的克隆人的一生都在沿着人类为他们铺就的轨道，完成着科技为他们编写好的规定动作。故事至此，读者心头已然塞满了同情、怜悯、悲叹，但仍有一串串的疑问……正如加拿大约克大学Deborah Britzman所言，阅读《千》使“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似乎书在阅读我们，翻开我们的一页又一页”。

　　《千》中克隆人从生到死都没意识到与“正常人”相比，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不公正，都没想到任何形式的反抗，也没有利用任何机会逃离那个世界，摆脱他们凄惨的命运，这一情节似乎很不合理，甚至荒谬。从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看来，这样的构思合情合理，因为他们的性格已经被创造他们的人类所操纵，塑造成了只会满足人类需要的社会性格，他们的意识里只有顺从；他们的反抗被社会过滤器驱赶到他们的无意识之中，成为他们的社会无意识，他们只会毫无怨言地执行人类为他们“设计”程序。因此，在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那些行为在他们眼里是很正常的，他们不会逃离人类为他们所构建的科技空间，也不会为自己命运的不公而呐喊，更不会有任何反抗行为。弗洛姆人学思想体系中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让我们了解到现实人类世界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和控制，而且这种影响和控制已经延伸并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千》中那样的人类科技产品——克隆人的世界。《千》中人物的社会性格是人类利用现代科技造就的，其悲惨命运是人类强加给他们的社会无意识产物。

　　四、文学中的科技与人学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它与人类的发展密切相关，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和对自然及世界的改造能力，科技能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对科技与人的问题的研究，是人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里，这个问题又与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旧石器时代人类把天然物用作工具开始，人类科技从石器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以信息科技、空间科技、生物科技、医学科技等多种分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时代，人类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刻上了科技的烙印。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表现形式，科技的发展制约着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媒介，甚至文学产品的种类和内容，文学活动在任何阶段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还会给人带来灾难，甚至毁灭人类。在现代人与科技空间的交集中，是人控制了科技还是科技控制了人？人在不断发展科技的过程中，是人在利用科技还是科技在利用人、毁灭人？在《千》中，作者把时间设置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物设置为现实中颇具争议的生物基因工程的产物——克隆人。从小说时空和人物上来看，这是一个基于现实，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实多于想象的科技世界，从多个提及克隆羊多利的对现实科技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不难想象，这种精心的背景设置更容易让读者感到故事与自身的密切关系，不觉中对作品中人物的凄惨命运表示深深的同情，“令人心碎、震撼人心又令人恐惧而可信”，同时思考自身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追问人性，并反思人类，反省人类与科技的关系，忧心人类和科技的未来。《千》中的捐献者们是科技创造的产品，抑或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命运就是人类未来的写照？我们为瞬息万变的科技喝彩，又为那些捐献者叹息的同时，是否想到我们本身就是捐献者，是为不断发展的科技做出牺牲的试验品？“如今身体不再是灵魂的贮藏室，科技建构了我们的经验，因而也建构我们自身”。在科技永无止境发展的征途中，我们是否该作片刻停留，参透科技的本质，回顾其替代神话的历程，以预想科技的未来，修正人类科技思想的轨道，揭示人类唯科技思想的片面性，为人类的未来做出不一样的抉择？当代生态文学的兴起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科技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开始更客观而全面地对待科技的历史作用。诸多文学作品中体现着人类对科技的复杂心情，文学作品在阐释人与科技辩证关系的同时，触及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在科技越来越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文学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与其时代相一致的科技世界，把自然、人类、科技、文学、人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次次呈现在我们面前，使之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探讨的重要现实话题。文学活动就是这样影响人类对科技的认识和态度，甚至走向，并在此过程中不自觉地表征着人学话题。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理论层面，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层面厘清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的相关性，在实践层面我们可以运用弗洛姆人学理论来解读具体文学文本；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研究活动反过来可以印证弗洛姆人学理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弗洛姆人学思想在文学研究活动中富于创造性和生产性，文学研究能促进弗洛姆人学的研究和发展，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研究具有共生性和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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