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_田毅鹏吕方_9787511720832

　　《“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

　　将“地方性”这一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将“单位理论”与“社区理论”结合起来，从“单位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老工业基地所在的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典型单位制”的形成及其表现形态，并进一步探讨“典型单位制”对老工业基地城市社区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深刻认识“单位—社区”研究的深层内涵，以丰富发展“单位理论”，破解“单位社会终结”和社区建设等理论难题。

　　作者认为，该项研究对于深入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单位社会”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复杂的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发展变迁的“地方景观”。人们谈及“东北现象”，往往将其简单地视为经济现象，仅从“经济视角”加以分析理解。作者认为，“东北现象”实际上与“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单位办社会”的格局有着密切的关联。

　　学界似乎已公认：“单位”已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研究领域，试图研究中国建国后的社会情况，都无法回避“单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社会，单位制不是一般性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立的带有总体性的组织制度设计，它决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和体制；同时也是因为单位研究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同步；单位研究的展开的过程，也正是单位制度变迁以及走向解体的历史时期。

　　“单位—社区研究”捕捉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社会体制的转换问题。即在单位全能社会走向消解的过程中，新旧社会体制如何转换。本稿试图将单位制看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特殊形态的共同体，从“单位共同体”的变迁及城市社区重建的视角展开研究。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二者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本稿将“地方性”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从“单位共同体”起源、形成及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老工业基地若干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单位体制变革背景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与经验，体认其深层内涵，以丰富中国语境下城市社区建设理论，解决“单位共同体”变迁背景下城市社区重建等理论难题，较好地完成“单位社会”的转化过程。

　　导论

　　“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导论如果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德1986年推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作为单位研究起点的话，那么，到今天单位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话题的兴起实际上还不到30年。但我们在盘点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会发现，单位研究展开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已取得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学界似乎也已公认：“单位”已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研究领域，任何试图对1949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做出研究和解释的著作，都无法回避和绕开“单位”。单位研究之所以获得如此影响，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社会，单位制不是一般性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立的带有总体性的组织制度设计，它决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和体制；同时也是因为单位研究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同步，单位研究的发轫和展开的过程，也正是单位制度变迁以及走向解体的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社会制度变革相激相荡，自然会产生与一般学术研究所不同的社会反响。

　　迄今为止，单位研究主要是循着“组织研究”、“制度研究”、“统治—控制研究”等角度展开的。而从2000年前后开始，伴随着单位制度的变迁和社区建设的勃兴，学界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单位—社区研究”。从总体上看，“单位—社区研究”捕捉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社会体制的转换问题，即在单位全能社会走向消解的过程中，新旧社会体制如何转换。本书即试图将单位制看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特殊形态的共同体，从“单位共同体”的变迁及城市社区重建的视角展开研究。谈及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人们常将其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强调二者间异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但学术界一般都是将“单位制度”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制度和体制纳入研究视野的，很少将其置于不同空间和地域文化背景下，探讨其具体的多元意义的变异，亦未关注研究单位不同类型的存在。鉴此，本研究将“地方性”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从“单位共同体”起源、形成及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老工业基地若干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单位体制变革背景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与经验，深刻体认其深层内涵，以丰富中国语境下城市社区建设理论，解决“单位共同体”变迁背景下城市社区重建等理论难题，较好地完成“单位社会”的转化过程。

　　一、“共同体”、“社区”、“单位共同体”〖*2〗（一）共同体、社区理论的起源及发展谱系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同体”(Gemejnschaft）是一个最富有阐释空间的概念，其小可以是一个家庭、家族、群体，中可为阶级、组织、利益群体，大可以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天下、世界。同时，共同体也是最容易被误用的概念。“共同体有时是在一般的描述性意义上被使用，指某种人口集合或群体划分；有时又是在特定的规范性意义上被使用，专门用于刻画某种特殊的社会联结方式和交往关系。而且即便同属后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该术语，思考者所指称的内容及其所表述的目的也各有侧重。”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1页。

　　虽然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及存在形态容易引起一些歧异，但仍然受到学界青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共同体主义风行以来，更是备受关注。共同体概念之所以被学界如此看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晚期以来，步入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正面临“大分裂”和“社会原子化”的挑战，而共同体恰恰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社会的良药。同时，共同体话语的指向非常宽泛，又具有极强的批判性，自然被广泛运用。诚如加拿大学者布赖登所言：共同体“通常被视为知识的核心；控制与管理的场所；身份的来源和‘传统’的贮存地；抗议、权力、权威、治理、问责的体现；政府操控的对象；抵抗与斗争(社会运动和一种可能的关于发展的想象)的场所。因此，共同体是一个极难理解的社会对象，它很少遭遇到批判性的审视(特别是那些对其高唱赞歌的人，如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家)。共同体经常被援用为整体的、无差别的且具有内在权力的事物，用同一种声音与国家、跨国非政府组织或者国际法庭对话。共同体当然绝非如此”［加］布赖登、（加）科尔曼：《反思共同体多学科视角与全球语境》，严海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1.共同体理论的起源

　　在学界关于共同体的诸多界定和论争中，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毫无疑问是此话语最早的开拓者，其观点也最为系统深刻，也是传播最远、影响最大的。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滕尼斯运用两分法的分析范式，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类型——“共同体”与“社会”。在讨论二者的区别时,滕尼斯着力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共同体应该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页。“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青年人被告诫别上坏的社会的当。”［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5页。共同体还应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页。总之，正如后人所概括的那样：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书屋》2002年第2期。。

　　从历史上看，滕尼斯上述关于共同体的观点只是对欧洲由传统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诸多经验事实的理论抽象概括，带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浪漫性，表现了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共同体缺失”的一种惆怅和焦虑。“在滕尼斯的著作中,对典型的共同体形态的理想化描述反映了一种对于田园般社会形态的憧憬,但仅仅列举几种明显的社会现象并不能满足对这一理论进行现实操作的条件。村社、邻里仅仅成为一种故乡的象征,而非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精确定义。”［英］罗杰?科特威尔：《共同体的概念》，《清华法学》第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由此，学界将滕氏的共同体理论视为“社区消失论”的代表性人物社区消失论观点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者对19世纪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的研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许多重要差异,但其基本点仍是明显的，即：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相互熟识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他们参加同类的工作并具有类似的兴趣。由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此相反，城市是经济专门化和交通运输技术创新的产物,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在城市化社会里,人们的相互接触多了,但与家庭、朋友那样紧密的首属关系却不容易获得。同时,社会的分异产生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社会认同感将因此而削弱,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见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滕尼斯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共同体”概念，主要目的在于强调人类基于传统而形成的亲密关系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而未强调共同体的地域及组织制度要素。虽然如此，滕氏关于人类社会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分析研究，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值得长久玩味的思想观点和重要分析范式。

　　2.“社区”的再发现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欧美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美国出现了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城市社会的一系列新的观念和论断，认为“城市决不只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城市包含着人类的本质特征，它是人类通泛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由空间分布特性而决定的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郑也夫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导言，第3页。。与滕尼斯19世纪80年代开启端绪的“共同体消失论”不同，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在新兴的大城市当中重新发现了新的城市共同体。不过，他们将滕尼斯使用的“gemeinschaft”译为“community”，逐渐开始脱离滕尼斯“共同体”的本意，开启了城市研究的新阶段。

　　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社区的再发现和再界定，具有突出重要的价值。首先，芝加哥学派强调了地域空间的作用。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认为，所谓社区就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社区与其他社会群集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区别是组织制度，而不是人”［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郑也夫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4页。。这样，芝加哥学派“通过增加地域特征和降低同质性要求，从而带来了所谓的社区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发现”马西恒：《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其次，芝加哥学派强调组织制度体系在社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组织制度具体包括：生态体制，即人口和组织机构的地理分布；经济组织，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区中的职业体制；文化和政治体制，即建立在职业体制基础之上的限制和约束社区成员、组织的规范系统。［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郑也夫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5—106页。这实际上就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要素纳入了社区的研究和理解。

　　再次，对社区的不同类型尤其是工业社区的研究。芝加哥学派强调工业主义在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竞争过程迅即迫使新工业将其主要生产企业集中于一两个社区范围之内；然后，这些社区在发挥它的社会磁体的作用，从远近各社区中将适合的人口吸引到自己周围”［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玲、郑也夫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7页。。并由此开辟了城市工业社区研究的传统，如20世纪70年代，斯塔塞和费谢尔等人通过对工人阶级社区和郊区社区的研究发现了不同城市社区在成因上的差异性。认为“对工人阶级社区而言,永久性和非流动性是促进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工人阶级的个人流动、职业流动和居住流动频次与范围较小,这有助于强化亲属间的垂直联系和朋友间的水平联系；家庭成员和朋友间在居住方面的地域邻接性不仅会增进亲属、朋友间的互动强度,而且会在强化亲属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流动性往往使许多居民拥有共同的经历并产生情感和目的方面的共鸣。这种共鸣是培育地方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社区精神的重要动力”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此后，虽然在欧美学术界中关于社区的定义和界定具有多元性，但由芝加哥学派开启的社区定义传统却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如英国学者G.邓肯?米切尔即认为社区一词是指称人们的集体，这些人占有一个地理区域，共同从事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基本上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价值标准和相互从属的心情的自治的社会单位，城市、城镇、乡村或教区就是例子。见［英］G.邓肯?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3.中国学界社区研究模式的建立

　　中国正规学术意义上的社区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邀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布朗来华讲学。吴文藻等在翻译帕克的著作时，首次将英文的“Community”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社区”，是为社区概念传入中国之始。在社区理论移入及研究展开的过程中，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吴文藻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即对社区概念的引入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

　　“‘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同时期，费孝通在其研究中也强调，所谓社区就是“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在这种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间的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就是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动的分子。”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0页。

　　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在与欧美学界的互动中开启的中国社区研究传统，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进程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作为实体内容的社区研究，还是作为方法的社区研究，都被逐渐内化积淀为一种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被学术共同体表述为：

　　“社区概念的界定必须将空间关系引入,在空间关系中分析社区才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意义。社区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一个社会实体,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单位,在严格限定和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研究单位的整体性描述、分析和解释,以达到对某一社会类型和某一社会通则的理解,这正是社区研究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丁元竹、江汛清：《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区”的界定》，《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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