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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有文献说明该书并未能给中国后来旷寓言创作产生何等影响。虽然古代表示寄托的寓言作品也被称为偶言、储说、隐言、譬喻等名称，中国古代寓言数量巨大，2000则以上的数目要远远多于古希腊寓言总集《伊索寓言汇编》的307则，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古代把一种文体称作寓言。1917年，茅盾编辑《中国寓言》（初编），整理、搜辑秦汉时期寓言，“把古代寓言作品统一定名为‘寓言’，大概也开始于这个时期”。目前所见到的文献给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晚清之前，并未有将寓言作为一种文体的称谓。如研究者言：“在中国，把历代名称繁多的寓言作品统一名为寓言，其时当不会早于本世纪初。”那么，在中国，将寓言指称为一种文体出现在何时呢？对于晚清报刊登载寓言的梳理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就现已掌握的材料而言，将寓言作为一种文体的称谓始于1872年8月《中西闻见录》第1号，丁韪良《俄人寓言》和《法人寓言》。 
晚清伊索寓言最早的译本是1838年左右的《意拾喻言》，“喻言”在这里指一种文体的专集，据现有资料，“寓言”指单篇作品，最早出现是1872年8月《中西闻见录》第1号上的丁韪良《俄人寓言》和《法人寓言》，前一则讲述朋友二人林中遇熊，揭示患难与共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的道理，后一则讲述甲乙二人途中拾金，甲昧金，后遇盗而乙不救，说明不能共富贵则不足共患难的道理。在《中西闻见录》上，寓言被明确地指称为一种文学体裁，所刊登的25则寓言，占总篇目的6.7%，11则篇目中含有“寓言”二字，13则篇目中虽没有“寓言”二字，但以“寓言二则”“寓言五则”“寓言四则”的专栏形式出现，显然是将寓言作为一种文体。作为北京长老会成员，曹子渔与丁韪良熟稔，可能是作为《中西闻见录》的读者或参与编辑的缘故，曹子渔将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140余则寓言和《中西闻见录》上的2则寓言的篇目中都有附加“寓言”二字，换言之，在曹子渔的脑海中，寓言的文体特征较明晰——指篇幅短小、用人或动植物的故事说明道理的一种文体。他的这种称呼亦得到有些读者的认同，如张持三赞赏曹子渔寓言的诗句中称其作品为“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