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母_（美）福斯特　著，荣丽亚　译_9787010146195

　　《创新之母》是福斯特校长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一部作品，正如她自己所言，这是她“和母亲之间的持续对抗”。“创新之母”源于1862年一位美国南方白人女性的一句话，“战争和必要性是创新之母”。看过《乱世佳人》的朋友们，一定会对美国内战爆发前南方上流社会女性们奢靡、浪漫的生活印象深刻。在当时，白人女性从小就被灌输要成为一位“淑女”（比福斯特校长母亲的告诫更加严厉）。从阶级来看，她们处在社会的最*；从性别来看，她们附属于男性。这使她们能够享受特权阶层的所有福利，却又不用像男性那般经营事业、管理黑奴、参与政治。对她们而言，世界既简单又美好。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男性都上了战场，她们习惯依靠的父亲、丈夫、兄弟不再能依靠！她们迫不得已从家庭走向社会，开始干家务、管理黑奴，甚至开始对公共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显然和“淑女”传统有悖，她们纠结、彷徨：一方面怀念战前的美好岁月、厌恶自己的改变，一方面却又明白自己必须得改变！时代造就了传奇，不仅诞生了众多女性作家，还出现了美国历*富传奇性的女间谍——她利用自己的女性特征，堂而皇之从“北方佬”那儿刺探情报。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女性远比《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更丰富、更传奇。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所言：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是关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作品里最好的典范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弗吉尼亚州长大，母亲教导我说，使用“妇女”这个词，是对人不尊重，甚至带有侮辱性。成年女性——至少白人成年女性——应当称为“女士”。这种教导的结果是，我不穿裙子，还加入了4H俱乐部（“4-H”是美国一个青年组织，旨在鼓励年轻人的社会实践与健康发展，现有下属俱乐部约9万家。“4-H”指的是“head”（脑）、“heart”（心）、“hands”（手）、“health”（健康），20世纪初由美国农业部发起。——译注)，但我在俱乐部里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学缝纫、装罐头，而是和男孩子们一起养牛养羊。我母亲依然坚持要我偶尔穿穿裙子，但关于我对畜牧业的热情，她从未说过一句不赞成的话，这一点难能可贵。
　　回首往事，我确信写这本书的初衷，一方面是我年轻时的经历，一方面是我和母亲之间的持续对抗。她常说“女性特征”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对抗，一直持续到我十九岁时母亲去世。“宝贝，这是个男人的世界，这一点你认识得越早，对你越有好处”，她这样告诫我。我比母亲幸运，因为在我生活的时代，社会和文化都支持我去证明她的告诫是错误的。　
　　我对南方历史的专业兴趣，也是从早年开始的。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是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里程碑式案件，最高法院裁定各州种族隔离教育相关法律违宪。——译注)和“大规模反抗”校园种族隔离的时代，我恰好住在哈里·伯德（Harry Byrd）（1914-2013，美国政治家，1965至1983年任国会参议员。——译注）的选区，那时候就算是年幼的孩子。也知道大人们都在谈论、担心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我在广播中听到布朗案的裁定之后，才注意到自己就读的小学里全是白人，并意识到这不是偶然。但我还是很快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封信，说相对于我二年级便已接受的平等观念，这一现象显得多么不合逻辑。小小年纪，我就陷入了同时作为南方人和美国人的悖论。
　　我能成为一名专门研究南方和内战的历史学家，并撰写一本关于南方邦联白人妇女的著作，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我将著作献给我母亲和两位祖母——南方的“女士”们、我家里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她们三个都受到了战争的深刻影响，尽管她们与南方邦联妇女不同，家庭与战斗并没有合二为一。不过，我两位祖母都把丈夫送到了欧洲参加一战，其中一位祖母唯一的兄弟，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时殉难。母亲于1942年结婚，从她得知婚事的消息到结婚，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婚后不久，父亲被派往海外服役，父母就此分离整整十八个月。儿时，父亲、叔叔和爷爷身着制服的照片一直摆在我的书架和桌子上。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所有男人都是士兵。
　　我想象母亲和祖母们会读这本书，并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作。当了二十年的历史学者，有时我担心自己已经无法用普通大众感兴趣的方式与人交流了；但这个战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展现人生百态，促使我去努力尝试。因此，博学的读者将会发现，大部分理论问题和史学论争，不在正文里，而放在了书末的尾注中。我努力不让自己的想法淹没邦联妇女的心声。
　　南方妇女中的精英们能言善辩，自我意识强烈。能够反映这一点的日记、信件、散文、回忆录、小说和诗歌，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其广泛和丰富的文件材料。日记有些是给作者本人看的，有些是为作者的子女或子女后代看的，其解读方法当然应该有所区别，不同于写给具体对象的信件、受制于当时流行体裁的小说以及时过境迁之后根据记忆重构的回忆录。但是，这些丰富的材料形式多样、观点互补，最后都能够加深我的理解。
　　每年都会有更多内战时期的女性作品公开出版，这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然而，本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去访问二十多家手稿馆藏，它们集中分布在南部的十一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但也包括几家北方的机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很多人帮助了我，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聆听了500多名南方邦联妇女的心声。但是，我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妇女本人的写作，因为担心战争期间身份特征和两性关系变化的不仅仅是妇女。白人女性的自我审视促使她们与所处的大社会进行持续对话，并讨论女性角色在社会剧变中的意义。因此，对于南方新民族中的性别、女性角色等公共话语，我也给予了较多关注。部分公共讨论，我是从南方邦联通俗文化中发现的，如话剧、小说、歌曲和绘画。但我也发现，这种公共讨论与南方生活的政治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杰佛逊戴维斯等南方重要政治家的讲话、报纸社论甚至公共政策决议。
　　公开讨论和公众行动，也会影响妇女们在战争催生的社会转型中修正身份、重构自我。我个人年轻时的经历，让我不会忘记，通行公共价值观的崩塌，能为个体生活中看似最隐私的方面创造新的选择机会。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顽强的传统主义亦能最终融入，并限制这些新的选择。这个群体既是旧南方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本书反映了这个群体的生活中新旧力量的碰撞；也体现了既享受特权又屈从于人的悖论、人们如何在改变的同时又保持不变，以及上述个人转型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本书关注的是南方邦联统治阶级的半边天——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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