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在何方？_(英)查尔斯·汉迪著;_9787547311707

本书用“空雨衣”来比喻那些不能正确面对悖论，最终沦于失败的个人与组织。书中认为，悖论既无法避免，更无法解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加以管理。通过对智力、工作、时间、组织等各方面的整体省思，指明了九大悖论；指出，个人与组织必须精准定位自身，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有效管理现实中的悖论，始终拥有清晰的方向和目标。

　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个历史古国和未来之邦出版，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回顾数十年的写作生涯，我认为，我的书记录了我所认识的西方经济体中发生的商业革命的历程。我感到，这场革命是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而革命的速度远超当时的西方。而我的书也从回答“是什么”，升级为“怎么做”，甚至最近的“为什么”，其中的答案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组织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是因为从当时到今天，我一直认为，在组织中工作的大多数人，并不明白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或应该如何工作。因此他们总是不快乐，工作效率低下，遭遇失败。通过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的经历，我发现，组织有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监狱。
　　截至今日，我的第一本书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100万册，它已经成为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在首次出版40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大学和企业所开设的多门课程仍然将它作为教材。由此可见，虽然国家发展有起有落，但无论人们身在何处，他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基本上不会改变。世界可能会改变，但人不会，而我所写的就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内容。
　　另一方面，组织确实在变化，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作可以任意组合，只需一个按钮就可以使距离遥远的人们互相协作，完全不需要让与某项工作相关的所有人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变化使管理者的所有工作都发生了变化。当管理者不能直接跟下属见面和交谈时，你必须更加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和回报他们的工作。
　　我不禁深思，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组织的本质。首先购买员工的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有效地填入工作——我们这样定义“雇用”正确吗？在技术的支持下，如果某项工作可以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被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来完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不再雇用员工来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而是让他们自己把控工作时间？这样，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就无须再安排人来对员工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从而也就无须再租用办公场所，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付出管理时间了。总之，我们可以把相当数量的人和小组从员工转化为供应商，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对当下而言，这样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时情况远非如此。所以，我开始写作第二本书《非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试图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他们为什么需要“颠覆性思考”，以及在思考如何对工作加以组织时应该具有“非理性”或革命性。在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型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一个由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兼职人员等三种人组成的组织。我认为，外包人员和兼职人员应自我定位为“组合式工作者”，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客户和项目进行汇总或组合，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一个收入来源了。
　　如同我所著的每一本书，这本书在欧洲和美国都具有前瞻性。事实上，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独立工作，组织也不相信人们可以独立工作。但是，慢慢地，世界变了，让每一个人继续在组织里工作，组织就需要支付高昂的薪水。于是，我的观点和我发明的术语就变得时髦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开始为组织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担心，这些压力来自全球化竞争、更大更强的发展要求、全天整周的工作时长、对员工越来越多的要求。那么，组织中的员工们，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成员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没有成为“空雨衣”的风险吗？我的下一本书以《我们身在何方？》（Empty Raincoat，英文名为“空雨衣”）作为书名，它借用了我在明尼阿波里斯市雕塑公园里看到的一个塑像的名字，那个塑像由一件雨衣构成，雨衣里并没有人。那天上午，我参观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当我在办公桌旁边沿着办公室的长廊走下去时，我觉得坐在其中的人有可能牺牲了自己的个性来扮演某些角色，可能只是匿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觉得是时候将我的担忧公之于众了：组织对社会都做了些什么？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一片黑暗的树林里，被一系列矛盾所迷惑。我们似乎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富有，但最后却越来越不快乐。生产效率是个好指标，但它通常意味着更少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于是，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和现在做两倍工作的人都无法高兴起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自由时间越来越充裕，但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好好度过人生，特别是在工作组织不再需要我们之后。世界已成为一个令人迷惑的地方。
　　在《适当的自私》（The Hungry Spirit）一书中，我尝试探索社会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那就是社会已经找到了有关经济增长的一些答案，但却不知该如何对待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在非洲，我认为人们谈论的是两种饥饿，一种是浅层次的饥饿，一种是深层次的饥饿。一个人不太饿，另一个人比较饿。浅层次的饥饿需要的是维持生命的东西，包括必要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支付给他们的钱，以上这些也是我们需要的。深层次的饥饿需要则追寻一个“为什么”层次的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其中我质疑的是，如果没有更多的道德约束，资本主义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以及市场是否有其局限性。在个人层面上，我深入思考了个人身份、宗教、社区和教育等问题。但我没有找到答案，只是一再地提问，有了一些零星的想法。我认为，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它需要深思自己的前进方向，还要思考一旦国民全部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个方向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最近出版的《你拿什么定义自己？》（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一书，记录了我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在写作时我意识到，我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曾是我读大学时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还发现，我的学问大多来自于亲身经历，而不是学校里的课程。亚里士多德教我问“为什么”，但答案必须来自我的思考。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没有空间去思考。然而，要想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学到些什么，仅仅让它发生是不够的，你必须对它进行深刻反思。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自己从做错的事情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做对了的事情中要多。有时，把事情做对了，人反而会失去判断力。原本是因为好运，你却归功于你的智慧，然后你便再次如法炮制，却发现运气不再。我发现，你需要鼓起勇气承认错误。当然我很幸运，我早期的工作无人监督，只需自我管理。结果，当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经常可以在没人发现它之前就将其改正。而新技术使管理者对下属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我对此表示担忧。因为，受到过度的控制，意味着你并不被信任。
　　在回顾人生时，我还意识到，人与人总是不同的。让周围的人成为你能信任的人，你的大部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要信任他人，你必须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当务之急。当我的工作出了状况，通常是因为我和我的老板对努力做的事情和如何衡量成功有不同的看法。确实，如何定义生活、工作和业务的成功，也许正是每一位领导者或管理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当董事和经理们确信他们所谓的“股东价值”非常重要，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会因此致富，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以及在组织里工作的人却所得甚少时，我确信西方资本主义已迷失了它的方向。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80%的人只是为了工资而工作，一点也不在乎企业做了什么。他们只做不至于被解雇的少量工作，而把精力和创造力都投入到其他事情中去了。对我而言，我知道钱不是万能的，当你有足够的钱时，你也会这么想。我是通过一个惨痛的教训明白这一点的，当我被一个无法拒绝的录用通知所诱惑时，我就与一个糟糕的合同产生了关联，即将成为一个失去老朋友和良好人际关系的人。父亲的去世让我明白了，在人生的终点，职场上的成功远比不上你为他人所做的好事。可悲的是，在我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告诉他，他教了我很多之前，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的另一个教训是，千万不要推延与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的交谈。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只要故事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它告诉你的就不仅仅是好的理论。我发现向生活学习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我会鼓励更多的人写下他们一生所学的知识并分享出来。我们越是打开我们的生活，就会有越多的人有可能相信我们。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会喜欢我的想法、故事和反思，并发现它们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我希望他们从西方世界的组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做更好的事情。
　　查尔斯·汉迪
　　2017年于英国伦敦

　第1章我们身在何方？
　　近年来，意大利部分地区出现了无人采收橄榄的情形。老的人太老，年轻的不愿为了低廉的工资做苦工。在托斯卡纳一带，果农们对于在寒潮中毁损的橄榄树，并无处理之意，因为他们觉得不值得。如今栽种橄榄成了一项艰苦的生意，尽管产品卖价奇高，却没有人视之为好差事。
　　许多原来由母女一同下厨，服务员也是家中长辈的家庭小餐馆，也正在发生变化。在大多数国家，法律已不再允许如此之长的工时，结果下馆子变得和吃橄榄一样，越来越贵。另一方面，许多小餐馆却陷入亏本的窘境。一位餐馆老板苦中作乐地说：“我现在其实是在为政府服务，帮忙增加税收和降低失业率，忙了老半天，没给自己赚进半毛钱。”
　　这套体制没道理
　　在工业化国家，物价和工资的高涨已造成许多工作绝迹。在这些国家生活，要有很高的薪水或工资才行。政府则需要税收才能维持运作。但并非所有产品或劳务都能承受这样的成本。窗户清洗工照理不应享有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水平；每天清晨挨户送到英国人门口的牛奶，也并非真的有一瓶果酒那么贵。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就不会有人从事这些工作。
　　如今，在工业化国家，凡是像样的工作，工资都很高，因为这些产品和服务多半是提供给出得起钱的人。至于其他较不宽裕的人只好凡事自己来，自己动手种橄榄，自己清洗窗户，自己挤牛奶。然而，就在与无人采收的意大利橄榄园仅一海之隔的地方，住着极为贫穷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愿意为低廉的工资去采橄榄或洗窗户。但是，如果让他们来做这些别人不愿做的差事，那么其他的纳税人就得分担他们的住宿、医疗乃至日后的养老费用。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尽可能将他们拒之门外。
　　这不过是社会普遍遭遇的诸多悖论之一。其实，即使拥有所谓“像样”的工作，也未必是福气，因为要承受更多的要求与期望。有位年轻朋友最近在伦敦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颇为光彩的工作。一天晚上我请他出来小酌，他却说：“晚上9点以前我离不开办公室。”我问道：“你的工作一向如此？”他先回答：“不全是。”但又补充说：“我的同事希望我多加会儿班，即使周末也不例外。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他说，整体说来，这是一份令人振奋的工作，而且薪水很高，只是极度耗神。我说：“这套体制太疯狂，没有道理。为什么不用一半的薪水，雇用两倍的人手，让工作强度也减半呢？这样大家才都能过正常的生活。”
　　生存的公式
　　但是他们不愿也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想保持竞争力，根本不能这么做。一家大药厂的老板曾简单明确地归纳自己的政策，他提出了一个“1/2×2×3=P”公式，即在5年内，公司的核心干部人数减半，每人的薪水加倍，产量成为3倍，这便是一家公司的生产力“P”（productivity）或利润“P”（profit）之所在。也许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能如此明确地套用这个公式，但类似做法的确非常普遍：好工作、高薪、高绩效，但人员更精简。这种做法据说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共识。
　　然而，这类工作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希望在生活中多点空间做其他事（例如，过家庭生活）的人来说，就不合适。无论男女，凡是希望照顾家庭的人，接下这类工作都会相当辛苦。虽然小孩可以托人照顾，但照顾的质量不尽如人意。一位已为人母的女性业务主管说：“每次因公出国，我一定坚持要公司支付我念睡前故事给小孩听的国际电话费。”然而，为人父母者要做的，又岂止是在电话中讲床边故事？
　　这样耗竭心力的工作，也让人无法持续做下去。我们虽然可以义正辞严地反对工作上的年龄歧视，但不容否认，一周工作70小时的确耗力伤神。虽然“效率”可节省部分时间，弥补一些精力的大量流失，但当效率运用不当时，只会落得身心交瘁。“被掏空”（burnt-out）这个词能够成为流行口号，有其根据，绝非凭空产生。过去，人类以一生47年的时间来分摊的10万小时工作时间，现在这些“充实”的工作者，却将这段时间集中于30年。于是我们要问，真的有必要在一个已不胜负荷的人的肩头增加工作量吗？在高薪背后隐藏着某种风险：也许有一天，你将配不上这份工作。有时候，最没保障的事似乎竟是提供一份有保障的工作。
　　在医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我们活到50岁，只要身体状况还算好，80%可以活到75岁。假如每个人一生的工作期是30年，那么几乎人人在结束工作生涯后，仍然起码有25年的日子要打发。这25年不能算是真正“退休”，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此期间另创事业。心理学大师荣格相信，人生上半段是为下半段做准备。奇怪的是，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渴望拥有完整的后半生，却没多少人为此做好准备，许多人平白浪费他们的下半辈子。一位朋友说：“我只希望和以前一样。”然而，很不幸，我们不太可能继续过一样的日子。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