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述体随笔，15万字。作者的半生”大事记”，力求排除杂念，以纯净之心追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真实轨迹。”大事记”，大的不是事，而是其中包裹的心：有些无人记得的小事，作者大书特书，书写的是心；有的事巨大无比，作者视而不见，因为心在别处。主线是三代父子，中心是前半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从上世纪作者的”问题爷爷”，到新时期作者的”问题儿子”，一个普通家庭的”问题”发人深省。

后记
本书是我的半生自述，书中分布于19个小标题下的内容，堪称我的半生“大事记”。这些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大事”，大概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过在实际写作中，后者并不在我的讲究中。不论在书里还是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我都提到了“时代”，但，正如我个人身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所表述的“时代”，毋庸置疑也已刻上鲜明的个人印记。喜欢此书的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分享到我的经历，甚或对书中一个被详细描述的生命历程产生共鸣，不过，即使是同时代的人，对“时代”的印象也不尽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作为历史的事件，还没有人能够将它“像发生过的那样”复原。并不是没有“真相”存在，只是人类对“真相”的感受千差万别。更不必说还有人故意歪曲事实。
在这本自述里，我力求排除杂念，以纯净之心追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真实轨迹。不必讳言，我的视点或“小而独”，行文或“笔走偏锋”。而所谓“大事记”，大的不是事，而是其中包裹的心。有些无人记得的小事，我大书特书，书写的是心；有的事巨大无比，我视而不见，因为心在别处。
抱着这个态度，我不妨频繁使用“时代”这个词，甚至不妨给本书取名“中国父子”，并不觉得夸大其词。
取这个书名，因为在这本自述里，有一条连贯不断的主线和一个中心：主线是一个家庭、三代父子；中心是我本人前半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
比较而言，我爷爷和父亲的关系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对我是个谜。我只看得懂一点：作为家里三兄妹中的长子和唯一的儿子，父亲独自承担了赡养老人的责任，解放后几十年里，每月都由我母亲按时寄钱回老家。我想不起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别的父子内容。爷爷奶奶在威海时，父亲很少给他们写信，每年春节前一封家信，大都还是母亲执笔。二老住到我们家后，他们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门对门，但父亲很少进老人的房间，他们父子间从无没事闲聊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红过脸。我不怀疑父亲是个传统的孝子，但他的表达少到我甚至没怎么听他叫过“爸”。父亲和爷爷大半辈子似乎都在回避他们之间的“现实关系”。父亲去世后，我们瞒了奶奶十年，而直到奶奶在洛阳离开我们，这十年间她对从未得到父亲一次问候似乎并不觉得匪夷所思。自从儿子“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几十年里他们和儿子关系中的现实状态，就是那种在漫漫时空中日渐凝固起来的距离和沉默。父亲自1946年离开威海到上海，至1980年母亲将爷爷奶奶接到我们家来住，三十四年间父亲只在1961年回过一次老家，那还是我大姑写信谎称老人病重将他诳回去的。近日我向住在医院里的母亲求证了这个细节，但母亲一再对我强调，你不要瞎写，不是你爸爸不想回去看老人，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有“家庭成分”的顾忌，那个年代为个人私事请假是极不光彩的，要“吃批评”。
我和父亲之间不存在这种荒诞的、“超现实”的距离和沉默。我小时候和父亲的关系就比较随便，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和父亲说话益无忌惮。但是，随便不等于亲密。我在此书中细述了一个对我刻骨铭心的细节：父亲在去世前的那场大病中，曾有一次要求我用手指掐一下他的脚，看看是否有水肿。对这个简单的要求，我当时竟感到困窘和烦躁，没有照办。事后我理解，在我们父子间，这个要求并不简单，它其实触动了长期以来在我们父子关系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亲密性的缺失。父亲以前从未对我提出过类似的请求，平常父亲和我更像朋友关系，极少有感情的交流（即使我们父子情深）。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们父子每周见面聊的基本都是和家庭事务、父子亲情无关的“时代话题”，我们经常为千里之外北京的事和万里之外华盛顿的事争得面红耳赤。除非父亲勃然大怒，否则我不能住口。这是我和父亲关系中的荒谬之处。父亲因病去世后，我对朋友重复着一句自怜自哀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我心底涌动的更多感触说不出来。我曾以为看不懂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其实父亲明明白白地赡养了老人几十年。我现在才知道自己什么都还没做，明白自己愧对父亲，枉为人子。
儿子从小和我之间不缺父子感情的交流。儿子上初中时，我和他出门上街，他还会习惯性地抓住我的手；每晚他临睡时，我都会过去在他额头上亲吻一下，和他道晚安。如果将来我在病床上要求儿子掐一下我的脚察看水肿情况，他的反应一定是积极的。但是，在儿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父子间不仅有亲密接触，也有严重对抗，其中的情形同样荒诞之至。
我不难找到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对三个不同时代父子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东西，即“信仰”“观念”“利益”。在“文革”时期，和守望信仰相伴的是恐惧；在“思想解放”时代，价值观念的冲突生成一种无法无天的精神，在家庭中是直指“父权”的“忤逆不孝”；在“经济建设”时代，与利益计较、实用主义形影相随的是势利、庸俗和猥琐，无休无止的焦虑、提心吊胆，无可救药的神经衰弱。
这些是题中应有之意。
是为跋。

张旻，1959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威海。当代最具活力的代表作家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嘉定区文联副主席。研究馆员。出版文学著作：长篇小说《情戒》《成长是多么不容易》《桃花园》《谁在西亭说了算》（又名《邓局长》）《忧郁城》，长篇自述体随笔《中国父子》，中短篇小说集《情幻》《犯戒》《自己的故事》《求爱者》《我想说爱》《良家女子》《爱情与堕落》《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等。

目录 1 涂鸦中出现人名 2 巨蟒游过草丛 3 小人国 4 经典烙印 5 弟弟的乳名 6 脸上的疤痕 7 “狭路相逢勇者胜” 8 成长地 9 工宣队输了 10 有没有放下去的手 11 陌生的面孔：压抑与自我 12 时代话题 13 最浪漫的事 14 边缘状态 15 为什么不能要求孩子洗碗 16 孩子的错比天大 17 “你来自哪里？” 18 成人的世界 19 后半生 后记/ 为新版《中国父子》写的几句话 附录 我的安师，我的同事 张旻年表

免费在线读


8 成长地


六一新村是我的成长地。写下这句话时，我脑海里浮现出诸多在这里经历的刻骨铭心的人生第一次，如对于死亡、爱情、背叛等等的第一次懵懂直面。令我犹豫不决的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写出自己最初的“春心萌动”。古今中外，写初恋、暗恋的文章不胜枚举，但绝大部分是虚构文本，那些令读者印象深刻、经典传世的描写，都出自文学作品。维特和绿蒂、保尔和冬妮娅，即使如此有据可考的人物和故事，歌德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采用的也仍是虚构文本。对此，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理解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活事件本身不够完美，需要艺术加工；另一个是这一题材只有用虚构文本来表现才能被接受，这已成为语言艺术的一种约定俗成。往极端里说，一个作家在进行某些大胆的人生场景描写时，选择虚构文本没问题，在虚构文本里用第一人称也可以。甚至开宗明义“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也无妨（马原那本集子就叫《虚构》）。但选择纪实文本就会让作家本人诚惶诚恐、畏手畏脚。
打个形象的比方，虚构文本好比跳水台、体操场、T型舞台，裸露作为一种职业和审美需要被接受；纪实文本好比观众席，坐姿稍有不正就会被诟病“露点”“泄春”“炒作”。
想清楚这件事，我反倒觉得自己可以在本章中小作尝试。首先，我要写的内容，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可能有些不正常，但绝对纯洁干净；其次，我写现实中的人和事，因此也就不必去讲究艺术的完美。
我在前文曾说过，小学四年级是我成长的重要一年，那一年我们全家团圆，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游泳，开始接触乒乓球。我对女性产生特殊好感也是在这一年。最早特别喜欢看到的女性是学校的专职音乐老师，至今还记得她第一次出现在学校的情景。那是在早晨做广播操时，校长将她请到“司令台”前，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她来自市区，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为什么最早引起我关注的女性是她？在我印象中，当时普通小学没有像她这样年轻的女教师，才十八岁，而且漂亮，会唱歌弹琴；另一个原因就是她来自市区，说一口好听的“上海话”。音乐老师的脸上还常挂着一种标志性的表情，至今宛然眼前，可以说那是一种沉醉于内心的表情，透出一点淡淡的“红晕”。年轻漂亮、气质独特的音乐老师，当年吸引了一批男孩子。
但如果音乐老师现在还记得我，看了我上述的描写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作为她从教后的第一批学生，我们留给她的印象恐怕很不好。我们在她课上的表现，一个个简直都像和她前世有仇似的，音乐课纪律总是最差，她教的歌永远学不会，布置的作业别想收齐。她经常不得不大声对我们说话，甚至吼叫，一会儿面孔涨得通红，一会儿又气得脸发白。男孩子还经常在背后议论她，当然都不是好话，不少还是鹦鹉学舌学来的下流话，甚至在背后提到音乐老师都用多数孩子不会理解的一个难听的绰号。总而言之，从男孩子嘴里说出来的音乐老师，是巫婆，是狐狸精。甚至没人会说她是“美女蛇”，因为有人说她“很难看”。音乐老师也看出男生对她的莫名“敌视”，因此她对学生的态度“爱憎分明”，对许多男生她永远没有好脸色，懒得看一眼，对个别男生她就眉开眼笑，和颜悦色。那时在我们眼里音乐老师是大人，但其实她也还是个很容易情绪化的女孩子，一些男生对她的冒犯，潜意识里有说不出来的东西，音乐老师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不知不觉事情起了变化，学校里最年轻的女教师和最年长的男学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和对立。
在一次音乐课上，音乐老师一口气批评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男生，然后大大表扬了一个男生，张为民。后者是文艺积极分子，从小钟情乐器，爱好跳舞、唱歌（这个后来放弃了，因变声后嗓音坏了），颇得音乐老师青睐。我被批评后心里不服气，一时冲动，便扭头对旁边的同学小声说：
“老师看上张为民了。”
那天是在音乐教室上课，学生不按座位表入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没想到那个同学立刻举手，老师问他有什么事，他站起来指着我说：
“他说你看上张为民了。”
音乐老师顿时怒容满面，噔噔噔走到我跟前，朝我额头上用力戳了一指头，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啊！”
这件事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来自老师和好朋友的双重打击。
“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啊！”这句充满鄙夷的责问，在此后好长一段日子里，令我碰到音乐老师就像老鼠碰到了猫。
这且不去说它，我想不明白的是被好朋友“出卖”。好多天我不停地向别人抱怨，以委屈缓解羞辱。
当然现在我找到答案了。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荷兰科学家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实了一个长期以来广为流传的说法：男子在美女面前会变傻。原因是“净想引起对方注意而使大脑功能减弱”。说得专业一点，男子面对美女时通常会将大量大脑资源用于尝试吸引对方的注意，而留给处理其他事情的资源相应减少。也就是说，为了引起对面美丽女性的注意而忽视身边的友情，这可能并非出于男子的本意，而和大脑功能发生片刻短路有关。对于脑功能尚未发育成熟的男孩子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更高。
这件意外的倒霉事包含了太多的人生哲理，耐人寻味。
我想象中，侨居国外已逾二十载的那个同学，看到我这段回忆，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一笑。
小学最后一年，最令我难忘的女性是一位同学。那女生漂亮而能干，在小学阶段是个全才，功课门门皆优，文艺、体育样样出类拔萃，经常引人瞩目地出现在田径场和文艺舞台上，知名度相当高。我对她最早的记忆，就是从对她产生仰视开始。仿佛也是这时才发现，她也住在六一新村，和我抬头不见低头见。自从“认识”了她，此后一年，在我的印象中则简直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和为了引起音乐老师的注意而经常搞破坏不同，对那位女同学，我因为崇拜她而害怕和她面对面，以致她的身影、声音和眼神都会令我产生恐惧。一方面，我几乎每天都在内心和她对话，似乎彼此“心心相印”，呼吸的空气中也弥漫着对方的气息；另一方面，我最怕在新村的小道上和她相遇，那会令我紧张得手足无措，似乎她变得高大、威严无比，和她越接近越令我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那年头，男女同学之间不仅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话，而且我们还必须控制好自己变得越来越敏感、多情的眼睛，一不留神就会被人揭发：某某在偷看某某。一次，我在六一新村里骑车玩，经过她家楼下时，我下意识地抬起眼睛往她家的阳台看去，结果自行车偏了方向，一头撞进路边的矮冬青树丛里，连人带车倒下了。那一刻我吓得魂飞魄散，感觉大祸临头。倒不是怕受伤或摔坏了自行车，而是担心自己不可告人的窥视被发现了。我心慌意乱地从地上爬起来，觉得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其实我干吗要骑着车去望那个阳台呢？我明知她不在家。那个阳台完全没有特征，不种花草，不养鸽子，不堆杂物，空空荡荡。
要是没人妨碍的话，我恐怕会干脆站定楼下，仰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似乎对着一个戏台，遮着幕布，我等着幕布拉开，她就出来了。那年头，一个男孩的眼睛就是这么富有想象力。
我内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膨胀起来，但从外部看不出来。我即使想瞧瞧她家的阳台，也要从疾驶而过的自行车上去找机会。摔了个嘴啃泥，我首先担心的是“密码”被破译。在那个年代，一个敏感的男孩学得最快的无疑是“隐蔽术”。
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农村青年出现在“外新村”（六一新村外围的新建住宅），向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公开“求婚”时，我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是人之所为。我和许多同学去围观他，就像围观一个怪物。果然，后来有高中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花痴”，油菜花开的时候就要犯病。我那同学的姐姐是个医生，据说下乡劳动时在那男青年家里吃过“包饭”，给对方留下了印象。从此每年油菜花开季节，男青年都要进城几次来找她。最初他只知道“对象”住在六一新村，有好事的孩子将他带上了门。他来时都穿得整整齐齐，白衬衫，两用衫，新布鞋，手里还提了个纸盒，里面装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他的意思是，他将珍贵的皮鞋提在手里，就当是在今天这样隆重的场合穿在脚上了。他方向感极强，自从有男孩将他带上门后，他就认准了这扇门，此后别想再误导他。他站在门前，隔一会儿敲敲门，从早到晚，然后坐末班车回家。有调皮的孩子告诉他，新娘子在里面，你要叫她，她才会来开门。他就敲敲门，喊：“新娘子开门。”又有人说，你岳父在里面，你叫爸爸，他就来给你开门了。他真的就喊：“爸爸开门。”
起初我同学的姐姐和爸爸这一天都躲在单位里不露面。后来，同学的爸爸忍无可忍，从单位里跑来，动手打了他，并用扫帚柄驱赶他。发生了这件事后，他再出现，一些大胆的男孩也用树枝和砖块攻击他。他不仅不还手，而且好像并不觉得疼痛，脸上还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对“花痴”心生怜悯。和那些攻击他的孩子相比，我显然想得更多，我更明白，眼前这个人的遭遇是对成长中的男孩的一个警告：“爱情”是不可以说出来的。
而那以后看到同学的姐姐，我总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似乎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她那时竟然怀孕了，我也不会觉得惊奇的。
我记忆中六一新村当年发生了两起“背叛”事件，当事人一个被降职，一个甚至判了缓刑。前者是从战争年代浴血奋战过来的军人，此处不提。后者是机关干部，我也很犹豫要不要写这件事，因为我对他很熟，小时候一直喊他叔叔。有意思的是，当年他的案子是在我母亲主持下审理的，而“文革”结束后，对他的平反却恰恰是我父亲作为他的单位领导经手的。判他有罪和为他平反，依据的都是此案另一个当事人的年龄，而使用的是不同时期的法律。
那女孩是他家的邻居，两家门对门。女孩叫他叔叔，他家的孩子小时候叫女孩姐姐。女孩被发现怀孕，他这个“叔叔”才暴露。
案子判决后，他被送回原单位接受监督劳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整个过程中新村里从没出现过两家之间的吵闹声；他老婆也没和他离婚，不声不响地带着两个孩子搬出了六一新村。
判他有罪，也许冤枉了他，但保住了那女孩的一点颜面；为他平反，也许对他公平，但再次将女孩抛到风口浪尖，令她蒙羞。“年满十六”，“自愿”，对女孩的角色描述再次触动人们的神经。奇怪的是，她现在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脸上有皱纹的中年妇女的形象，我丝毫想不起她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的模样，而实际上在她二十多岁以后，我就没再见过她。
今年上半年母亲住院期间，我在病房区电梯里碰到了她的弟弟，也是来照顾生病住院的长辈的。我一下子想起了他的姐姐，甚至还想起当年盛传的关于“叔叔”和她在一起时对她说的一些话，如说她“很漂亮”，“等你长大些，要娶你为妻”，等等。那时她应该容光焕发，白嫩鲜亮。我再次感到诧异，对那时的她，我脑子里全无印象。
大概还在上初中时，一天傍晚，我们四个打乒乓球的，结束了在学校的训练后回来，一进六一新村我们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头，后面那幢楼底层屋外围了好些人。过去一打听，惊得我们头发竖起，原来那家的女主人割脖子自杀了，死前还掐死了自己的孙子。警察已到，封锁了现场。我们听到的情况是，邻居首先发现从那家的门底下淌出血来，第一个破门而入的是“县革委”食堂的一名姓孙的炊事员，此人当过兵，人高马大，一向爱在小孩面前逞英雄。他翻窗进屋后，将门打开，于是一些胆大的孩子（包括我弟弟）就也跟进去了，现场被搞乱了。姓孙的炊事员还蹲下身，当众将躺在地板上的死者血肉模糊的脖子掰开来察看，并大声说，完了，没救了，老太婆下手很狠，只连着张皮了。他还将血泊中的菜刀捡起来，举着给大家看。甚至似乎为了看清菜刀的成色，他竟跑进灶间去把菜刀洗干净了，然后举在头顶上说，是一把新菜刀。这些“壮举”立刻给他招来了麻烦，警察到后，首先就将他控制了起来，据看到那一幕的人说，警察要铐他，他吓得脸都白了。
警方忙活了一阵，最后得出结论，老太婆是自杀，她的孙子是她在自杀前掐死的，前后相隔五分钟。孩子的颈窝里还留有一个很深的大拇指的印痕，皮肤都被指甲切破了。看来老太婆对那孩子有深仇大恨，否则无论有什么原因都不足以解释她的狠心。但据邻居说，老太婆对孙子非常疼爱，虽然她不是孩子的亲奶奶（她是那家老头子的续弦），但孩子生下来后就一直是她带的。老太婆的爱与恨究竟是什么状况，她杀人和自杀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至今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这老太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时期我们六一新村唯一的、也是最意想不到的自杀者。当时我们新村有许多大人如果走这条路的话，都不会太令人惊怪，因为他们自杀的原因一目了然：自绝于人民。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有一个阿姨，屁股被打烂了，头发被剃去一半，她也坚持下来了。我母亲也坚持下来了。我父亲，如此自尊、敏感的一个人，曾被在脖子上挂了打倒他的大牌子示众，他也只是偷偷哭了一回。那老太婆不是干部，且已退休在家，在那个年代，在六一新村，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走自杀这条路，而且还带走了一个年幼的生命。她能有多大的冤屈，有多大的怨恨？
那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弟弟叫醒。我发现弟弟在床上坐了起来。我拉亮灯，问他：
“你做什么？”
“我睡不着。”他回答。
“为什么睡不着？”
“我看到那个老太婆了。”
我吓得头皮发麻，咕噜道：“看到老太婆，为什么把我叫醒？”
“我怕。”
那晚躺下后，我也曾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过令我睡不着的不是这个原因。白天我只是站在门外，没有像弟弟那样进到屋里，目睹了老太婆几乎被割断、血管暴出的脖子。影响我入睡、在我脑海里一再浮现的，是当时发生在屋外的一幕：我在人群里一眼看到一个人，她的目光或许只是碰巧落在我脸上，但是被我抓住了。在血腥恐怖的死亡现场，我和她超然物外地对视了几秒钟。这对于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生纪录，意味着我在成长道路上大大向前迈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