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_薛新红著_9787521813739

　　金融制度的安排和相关政策可能扩大或者缩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一国的制度环境，例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也是影响一国开展国际化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构成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企业依然面临较为严峻的融资约束，阻碍了企业国际化的步伐。实现利益化是驱动企业国际化的根本动机。这些利益不仅包括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更包含影响企业未来成长机会和发展空间的非经济利益。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反映了母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反过来也会影响母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融资约束则会改变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准入门槛。融资约束的制约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变得被动，进而无法借助不同区位上的优势资源实现价值链攀升。因此，对于希望建设“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中国企业而言，改善融资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尤显重要。
　　《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细致地刻画了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准入门槛的形成过程，区位选择的决策变化以及价值链环节选择的一般规律。实证研究以中国企业为样本，揭示了融资约束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准入门槛、区位选择以及价值链环节的分布特征。以期从融资角度来解释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特殊性，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为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走出去”战略的支持性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为金融体系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效率提供参考，助推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爆发式增长，2015年到达1456.7亿美元①，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国。虽然相比全球1.47万亿美元的总流出量来说，这个数字并不大，但是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阶段实现的。中国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其现实的背景和必要性。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无论是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极，还是重构国际贸易版图、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获取国内经济发展紧缺的资源，或者消化过剩产能和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都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开拓国际市场和高端转型的迫切需求也驱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高收入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政策，重点发展新兴产业，以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复苏，缓解就业压力。在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要想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就不得不集中资源、集中精力发展新兴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中国企业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并通过技术反向溢出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
　　“走出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融资难成为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瓶颈。相比政府对国际化进程的积极推进，配套的金融体制改革却仍显滞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融资难的困境。融资约束下什么样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是否改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准入门槛，以及改变的方式和程度；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这种影响会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能力。本书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具体研究。
　　金融制度的安排和相关政策可能扩大或者缩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一国的制度环境，例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也是影响一国开展国际化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构成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企业依然面临较为严峻的融资约束，阻碍了企业国际化的步伐。实现利益最大化是驱动企业国际化的根本动机。这些利益不仅包括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更包含影响企业未来成长机会和发展空间的非经济利益。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反映了母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反过来也会影响母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融资约束则会改变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准入门槛。融资约束的制约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变得被动，难以实现最优，进而无法借助不同区位上的优势资源实现价值链攀升。因此，对于希望建设“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中国企业而言，改善融资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尤显重要。
　　本书细致地刻画了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准入门槛的形成过程，区位选择的决策变化以及价值链环节选择的一般规律。实证研究以中国企业为样本，揭示了融资约束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准入门槛、区位选择以及价值链环节的分布特征。以期从融资角度来解释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特殊性，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为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走出去”战略的支持性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为金融体系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效率提供参考，助推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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