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仅是自然诗人吗，抑或是人文主义诗人？《身份焦虑与自我形塑：论华兹华斯的预言模式》给出了另一种视角。华兹华斯一生多产，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诗歌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主题在各个阶段也有所变化。然而，在他的创作中常常具有特定的预言元素和声音贯穿，这在他“黄金十年”（1798-1808）创作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身份焦虑与自我形塑：论华兹华斯的预言模式》着力探究这些预言元素的使用，旨在揭示华兹华斯诗歌文本中的预言声音，以及诗人是如何针对文学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来自我形塑国民诗人的身份的。除去广为读者熟知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和《序曲》（The Prelude），《身份焦虑与自我形塑：论华兹华斯的预言模式》也将华兹华斯目前较少为人研究的作品重新纳入视野，包括《芬妮克笔记》（The Fenwick Notes）、《菜尔斯通的白母鹿》（The White Doe of Rylstone）以及《彼得‘贝尔》（Peter Bell），以期有对诗人更为全面的展示。

适读人群 ：学生，教师


第二、三、四章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是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创始人，是诗歌巨著《序曲》的作者。他的知名度在中国可能不如同时代的拜伦和雪莱，这是因为拜伦和雪莱是激进的革命诗人，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需求正好契合，因此他们在中国受到了欢迎。但是从诗歌创作的成就上讲，华兹华斯并不亚于他们，甚至可以说比他们更胜一筹。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属于第一代浪漫派诗人，即所谓的湖畔诗人；拜伦和雪莱属于第二代浪漫派诗人，即所谓的革命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共同开创了英国浪漫派诗歌的新时代，在诗歌形式和诗歌语言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从而改变了英国诗歌的走向。他们全面摒弃了18世纪英国诗歌矫揉造作的语言和诗艺上的清规戒律，采用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清新自然的表达方式，从而摆脱了古典主义诗学的窠臼，创造了更加贴近口语、更加自然的诗风，即所谓的“在宁静中记起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华兹华斯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有点像李白或杜甫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因此研究华兹华斯的专著和论文不计其数，汗牛充栋，不要说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即使在更长的论文中，也很难对相关的批评文献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归纳。但总体上讲，华兹华斯研究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即传统研究、解构主义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和生态批评研究。这些研究阶段正如它们的名称所示，都暗示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不同的研究视角。传统研究关注形式、结构、传统、影响以及作者生平等因素；解构主义研究关注语言，修辞以及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新历史主义研究关注历史背景和历史细节，不是大历史，而是小历史，以及这些历史因素与作品之间的互动；生态批评研究关注自然与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生态意识或者反生态意识。
　　这样的归纳和总结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粗线条的、高度概括的总结，无法呈现华兹华斯批评的各种细节和形貌。另一种归纳和总结的方式是着眼于研究的主题。如果我们以主题为线索，可以看到华兹华斯批评文献可分为性别研究、阶级研究和种族研究，这三大主题几乎涵盖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全部内涵。性别研究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性别的社会建构、同性恋和同性社会。在华兹华斯批评中，性别研究特别关注他妹妹多萝茜对他创作的影响或支持；阶级研究主要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社会的分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如何表达对这些人民的同情，或者如何利用这些素材来创作，并从中渔利；种族研究主要关注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冲突、帝国事业的正义与非正义性问题、黑奴贸易与废奴运动问题。

裴云，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英语文学博士（2015年12月），研究方向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与文化。现主持北京市社科基金一项；在《外国文学》、《外语学刊》、Notes and Queries、Textual Practice, Peer English等期刊中发表论文数篇；译著《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