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新文学及中国文学史论的高屋建瓴之作，新文学运动理论的系统总结。增补了周作人相关文章16篇，收入周作人研究专家舒芜5万字导读，更全面，更深入地呈现周作人的文学思想。
本书论及范围包括整个中国文学史，其着重点是要为中国新文学追溯源流，寻根溯源的目的，是要鼓舞大家对新文学的信心。——舒芜
这一部演讲，是注意文学的人所必不可不读的。不是因为里面含有多少真理，而是因为这书能引起我们的探讨真理的兴趣。——梁实秋
西方古哲有句话，“含笑谈真理，又有何妨”。周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态度。他这本短短的在辅仁大学讲过的稿子，也仍是如此。——李长之
周作人论新文学及其源流
舒芜
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平生发表过许多对这个运动的看法，晚年尤其爱对运动的情形进行回忆和分析。他的看法自成一套，这里想稍稍加以清理，供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参考。
一
“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运动，这是首先要碰到的问题。
本来，如果在“是什么”的意义上，这里并无多大问题。因为，说起“五四”运动，首先自然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放大范围来说又是指其前其后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事实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争论的。问题其实是在“应该是什么”的意义上提出的。胡适早就力说“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新时期以来，又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论。这都是说的“应该是什么”，或者说是“本应如何如何，不幸而竟如何如何”，问题就出来了。周作人没有看到“救亡压倒启蒙”论，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意见，他对胡适的看法，则明显表示不同意道：“虽然五四的老祖宗之一，那即是胡适之博士，力说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但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没有这回政治性的学生对政府之抗争，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无论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结果，日久，或者就将被大家淡忘了也说不定。这因有了那一次轰动全国的事件，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照理来讲该是文学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然而热闹了几年，折扣下来，所谓新文化也只剩了语体文一种，这总可以说是根基已固，通行很广的了。”这个“焊接”说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的主要意思是反对胡适的“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之说，认为不是不幸，而是幸事，新文学运动是幸赖学生爱国运动，才扩大影响，获致成功。周作人这个看法，比胡适的看法近于实际。从清朝末年起，一些先觉的维新爱国之士已经提倡白话，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想，陈独秀就主编过白话报，胡适学生时代就在白话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这也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先声，可是影响一直很小。到了《新青年》出版，陈独秀、胡适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起初也只有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三数人来应和，有《每周评论》来声援，总的看来还是孤军奋斗的形势。然后才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带着新的文化要求登场，形成新的读者群，新文学运动才有了自己的基础，影响才迅速扩大，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胡适很爱夸耀白话运动的迅速成功，却看不到使之迅速成功的政治社会条件，不能不说是偏见。
至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起来，周作人说是由于学生运动所引起的热情的推动，也是符合事实的。这种热情，蕴含着积累着辛亥革命以来几次三番的中国历史大倒退所刺激起来的彻底改革中国的要求，周作人强调指出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两个事件的刺激，他说：“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民四（1915）的洪宪帝制，民六（1917）的复辟运动，是也。经过这两件事情的轰击，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这里表面是两条路，即一是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一是思想革命，主张反礼教，而总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这一点上，因为觉得一切的恶都是从这里发生的。”这里是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并提。进一步他又说：“经过那一次事件（指张勋复辟。——舒芜）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表现，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的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的改革自然是连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这就是说，思想革命比文学革命更重要，是文学革命的深化，思想革命任务一提出来，便把文学革命推到了次要地位。促成这个发展的是张勋复辟事件的刺激，把这个刺激的反应变为实际行动的是“五四”爱国运动所引起的热情。所以，从文学革命到思想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爱国政治运动这一段实是承上启下、贯通上下的一段，它使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都包容在改革中国的大运动里，都具有革命的政治性。周作人正是这样看法，他非常自信地指出：“总之这一个妇孺皆知的五四运动发起于北平（当时还叫北京），以学生为之主动，因此北京学界的声名自然也随之而四远传播，隐然成为全国的重心了。中国是在革命时期，所谓学术文化的中心也脱离不了这个色彩，所以北平学界的声名总是多少带着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寻常纯学术的立场，虽然我这说法或者是非正宗的，不免与好些学者的意见很有距离。”近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纯学术”的呼声，其举为“纯学术”的榜样的常常是过去的北京学术界，而周作人则认为北平学界不是寻常纯学术的立场，其价值正在于此，这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也应该知道。
周作人不仅用这个观点看“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而且用这个观点看中国后来几次的文学和文化上的斗争。他指出，“五四”时期林纾的捍卫古文，反对白话，以及后来几次的古文复兴运动，都有政治背景：“古文复兴运动同样有深厚的根基，仿佛民国的内乱似的应时应节的发动，而且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五四时代林纾之于徐树铮，执政时代章士钊之于段祺瑞，现在汪懋祖不知何所依据，但不妨假定为戴公传贤罢。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又更胜一筹了。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有关，有如长蛇阵，反对的难以下手总攻，盖如只击败文学上的一点仍不能取胜，以该运动本非在文学上立脚，而此外的种种运动均为之支柱，决不会就倒也。”他不是有意往政治上拉，《学衡》派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他就说没有，很实事求是，而此外的古文复兴运动，如他所指，都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是我们经历过来的人能够证明的。至于他说的大规模的思想道德礼法的复古运动，即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攻，更是政治上反动的一部分。例如，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规定孔子纪念日，这是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复古倒退的一个信号，是对于民国元年孙中山临时政府下令废除祭孔的翻案，周作人当即予以揭露道：“正如前三四年前远远地听东北方面的读经的声浪，不免有戒心一样，现在也仿佛听见有相类的风声起于西南或东南，不能不使人有‘杞天之虑’。禁白话，禁女子剪发，禁男女同学等等，这决不是什么小问题，乃是反动与专制之先声，从前在奉、直、鲁各省实施过，经验过，大家都还没有忘记，特别是我们在北平的人。此刻现在，风向转了，北方刚脱了复古的鞭笞，革命发源的南方却渐渐起头来了，这风是自北而南呢，还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统一南北的呢，我们惊弓之鸟的北方人瞻望南天，实在不禁急杀恐慌杀。”以文章力求和平淡静的周作人，而说出“不禁急杀恐慌杀”这样的话，实在是当时的现实教训，太血淋淋的了，容不得你自居超脱。
我们近些年来，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责怪中国近代以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守住“纯学术”“纯文学”之宫，而过于靠近现实政治，卷入现实政治。今天这样说说很容易，但在当时，眼看文学和文化上的反动大都是总的政教反动之一部分，你想不管它，它却来管你，你想专谈文学文化，它那边政治、思想、道德、礼法等等连成的长蛇阵却向你卷过来，你还想超脱，还想守住“纯学术”“纯文学”之宫，可不是容易的事。周作人都不免于“急杀恐慌杀”，其情可想，其事可知了。所以，他认为，“五四”学生爱国政治运动，居中贯串着前后两头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并赋予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以革命的政治意义，事实如此，而且这是好的，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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