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虽然出现得不算太早,但从第一个王朝开始,一代接着一代,传承关系非常清楚,即使有分有合,分裂时不忘统一,统一时努力维护统一,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一个文化中国的基础。
韩建业很早就注意到在先秦乃至史前时期存在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经过深入研究,他认为这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公元前6000年,而正式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直至商代晚期以前。
本书全面梳理了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资料,使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旧石器时代长达200万年的时间里,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许多化石标本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门齿呈铲形的特点。最早研究北京人化石的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就发现了铲形门齿,并且指出这是现代蒙古人种的特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多属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跟西方的旧石器判然有别而自成系统。但中国地理范围那么大,不同地区的文化自然会有不小的差别。中国在旧石器时代可以划分为南北两区和五六个小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五个文化系统。这说明中国的史前文化很早就呈现出多元的状态,这与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超过了周围地区,主体地位初步显现。地处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崭露头角,一方面向周围扩张,同时又吸收周围文化的有利因素,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一个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圈层结构开始出现。这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为什么这么早就萌生早期中国文化圈?韩建业在本书中归纳了五大原因。这些原因都具有中国特色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古文明的史前状态大不相同,同时又与中国文化的后续发展密切相关,是很有说服力的。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迅速发展,其分布范围大幅度扩张,对周围文化的影响也明显加强。尤其在它的庙底沟期,文化发展十分强势,甚至可以径直称庙底沟期为庙底沟时代。这时由于文化的扩展,自然形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核心区在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主体区在黄河中游及稍南的部分,也就是整个仰韶文化分布的地区,外层是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地区。这三个层次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都为往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早期中国文化圈到此时就正式形成了。
之后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古国时代。全国出现了许多文化中心,大地上涌现了一大批古城,精美的玉器、漆器、象牙器、丝绸和高档陶器,以及少量铜器的出现或广泛流行,在闪耀着初级文明的光芒。早先形成的中原、东方和北方三种发展模式在这个时代仍然有所表现,但相互间的影响、渗透和交流更加广泛而密切,早期中国文化圈进一步扩大。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如玉器中的琮、璧、圭、璋、钺,陶器中的鬲、斝、甗、鬶、盉,漆器中的觚以及丝绸等都是在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陶鼎是早就有的传统性器物,这些又都为后续的王国时代所继承和发展。
中国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或稍后进入青铜时代,同时也就进入了王国时代。夏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早期几经波折,到少康中兴才稳固下来。据考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少康直至夏朝末年的都城,那里有面积十多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有先后营建的十多座宫殿,所谓“建中立极”的格局颇显王气。宫城周围有贵族聚居区,有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这里还第一次出土了鼎、斝、爵、盉等成组的青铜礼器。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其影响几乎达到大半个中国。继二里头文化之后的二里冈文化有规模空前的郑州商城,城中有大片宫殿区和各种手工业作坊区,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其中的兽面纹大方鼎竟高达一米,堪称镇国之宝。与郑州商城约略同时的还有偃师商城,以及分布于各地的较小的商城。二里冈文化的影响更是遍及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以郑洛地区为核心,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为主体,外围又有深受这两个文化影响的许多青铜文化,以及更外的地方文化,形成了四级圈层结构,达到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有所谓五服制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这种圈层结构的客观反映。
以上是本书关于文化上早期中国论述的基本框架。我的简要概括可能不大准确,但大致轮廓是清楚的。作者之所以写到商代晚期以前,我想是因为晚商不但有少量文献和铜器铭文,更有大量的甲骨文,已经属于信史的范围。当然晚商以前是不是可以叫作早期中国,早期中国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还有不同的认识。本书的论述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的,为此,作者尽量收集了现有的全部考古资料,以陶器组合为标志,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谱系和文化特征的分析。这是因为中国史前陶器在世界上是最丰富多样的,陶器的特征和演变脉络十分明确且容易把握。在这种缜密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还要尽可能参照古史传说。古史传说反映的主要是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而华夏族群特别重视宗族传统和祖先崇拜,因而,有关古史传说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如果能够将其与相关的考古学文化相互参照,更会提高其学术价值。建业多年从事古史传说的研究就是遵循的这一条路线。他也特别重视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的研究,因为自然环境在中国文化特质的形成和演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书还特辟一章对其进行讨论。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古史传说的研究和自然环境的分析,就形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使其在众多讨论早期中国的著述中独树一帜,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早期中国有兴趣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不可不读的。
2014年8月15日于北大蓝旗营蜗居目录
韩建业,甘肃通渭人,1967年出生。1982年初中毕业后考入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1985年到通渭县苟川学校任教,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4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任教职,1996至2000年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职攻读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北京先秦考古》《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走近五帝时代》《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先秦考古研究: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早期中国》《原史中国——韩建业自选集》等,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