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方言文化与民俗学特质研究_张筠著，赵宗福编_9787520366557

　　首先，《河湟方言文化与民俗学特质研究》阐释了河湟方言作为活态语言文化所体现出的民俗特质，以及方言作为“多模态”民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文化个性特征，展现了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河湟方言文化，为语言学和地方历史文化的学科构建添砖加瓦。其次，恰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河湟方言文化与民俗学特质研究》有志于在平等文化认同框架下，弘扬河湟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促进和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群体识别、文化认同、跨文化交际、区域文化个性、方言情感、语言变异等方面揭示方言是推动文化互动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在充分认识语言文化遗产重大保护价值和特殊属性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弱势语言保护与尊重语言持有者自主选择意愿、生存发展利益的关系。最后，在总结现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为方言整体保护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提供资政借鉴。

　　2011年秋天，在印第安纳举行的美国民俗学会年会和在潍坊举行的中国民俗学会年会上，我提出了推进“地方民俗学”的学术设想，意在实实在在地发展繁荣区域民俗文化学事业。
　　中国民俗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样式繁多，民俗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多元一体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因为此，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总结出了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①。即使是分布区域很广，人数近十亿的汉族，也由于极为广泛的分布与地方化，其民俗文化也具有极强的地方性。所以各地民俗文化的地方性特点极其明显，不可一概而论，或者说一言以蔽之，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对具体对象进行研究。这就需要有地方民俗学的存在。我理解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就是我国诸多地方民俗学的整体概括。
　　由于各地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状况和学术兴趣点不同，逐渐就形成了富有地域性的学术个性和研究倾向，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地方民俗学。特别是已经成立了地方民俗学学会和有高校民俗学学科点的地区，往往在学会或学科点的主导下，基本上有自己的学术侧重点和表述风格，成果也相对集中在某些方面。如青海民俗学界的成果往往集中在6个世居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在青海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上，古老的昆仑神话、多民族民歌花儿与花儿会、土族狂欢节纳顿、藏族史诗格萨尔、热贡文化、各民族婚礼以及歌舞风情等等，是当地学者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这也说明事实上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民俗学”是客观上已经存在的。
　　但是，不论地方民俗学如何发展与繁荣，都不可能与全国民俗学界绝缘，孤立地闭关而自得其乐。而是作为中国民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愿地聚集在中国民俗学的大旗之下，至少与国内同行频繁交流，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同时，不同风格、多彩多姿的地方民俗学，也有力地支撑了中国民俗学这座学科大厦，丰富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内涵，其地位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以上这种局面，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科繁荣。这里借用日本学者佐野贤治教授的一句话：“21世纪的民俗学应当在乡土、国家、世界三者的关联中推进自己的学科研究。”①我暂且把他说的“乡土”理解为地方民俗学。就是说中国民俗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地方层面的民俗学研究和民俗文化土壤，同时也离不开国家层面如中国民俗学会及其相关学科点的整体发展规划、组织协调和引领指导，以及世界前沿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方法创新。
　　事实上三者之间是相互交叉甚至融汇的，因为民俗文化资源是大家共享的，同时地方的民俗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和价值基本上也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所以对某一地方的民俗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本地区的学者，往往有外地（特别是北京）甚至国外的学者来直接研究，其成果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地方性的。比如青海的花儿、格萨尔、黄南六月会、土族纳顿会等，国内外的学者都在研究，而且与地方学者相互借鉴，甚至相互合作，共同建构起了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的事业。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