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领域中外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本卷为第二十四辑，包括论文8篇，评论2篇，通讯1篇，书评11篇。
卷首语
这期杂志本已编定，现在却要紧急加进一些内容，以便抢先在行将印行的文本中，为一位正与病魔搏斗的伟大学者公开祈福！
这祝福表达于排在最前的讲坛/通讯一栏。北岛以一篇《青灯：献给魏斐德》，表达了一位诗人对一位史家的最高敬意。他在别处尤为生动地写道：“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刘东则以一篇《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表达了一位中国后学对一位汉学前辈的真挚感情。他在文中天真烂漫地憧憬着：“所幸的是，这位教授的名字告诉我们，他是会永远醒着的，因而肯定是会‘退而不休’的。……也许，从清史到上海史再到密探史，只是他可能走出的成功之路之一，此后他再次回到这个出发点，也许会走出完全不同的路来。由此，今天只是他另一次青春的开始——他很可能会回到写作自己第一本书的那种新鲜感，让一切灰色的理论模式都见鬼去，而只保留青春时代的灵感，只保留对于各种历史例外的好奇心！”应当说明，本栏中的这两篇文字，都曾于今年5月5日下午在伯克利校园，当着魏斐德教授和整整一个大厅的来宾，非常动情地诵念过，那是一个值得在记忆中定格的时刻。
论文栏第一组，对准了外来史学模式的套用。李峰的案例是已成为常识的所谓“封建制”和“奴隶制”。作者指出，在马克思身后的一百多年间，西方史学界对于古典时期及中世纪的研究，恐怕是大大超出了国内的想象，其晚近发表的一些文章，特别是苏珊·雷诺兹的《领地和封臣》一书，已经基本否定了认为欧洲有过统一的Feudalism的旧说。另外就奴隶制问题而言，很多学者现在也是宁可把雅典和罗马意大利那样的社会看作“例外”，而把像埃及那样以大量非自由农民为基础的社会视为“正常”。基于此种比较视野，作者自然要挑战上述概念在中国研究领域的派生物，——既针对着国外汉学界流行的西周封建说，也针对着国内通行的历史分期体系。潘星辉的案例是清初的激进思想。作者指出，以往人们在回顾和描述本土史实时，经常暗中受到西方史观和现实社会的影响，并以之为框架来筛选和整合史料，由此写出的国史也是真假参半。其实，只需细心甄别一下史实就不难发现，以往勾画在明末与清初思想之间的那道看起来相当优美的上升弧线，不过是由一场历史灾变(逆势而非顺势地)造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史学家们沿着那道弧线所设想的中国资本主义化或近代化的前景，只是建立在靠不住的推理之上的错觉。
第二组，关注着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关系。曹建国的目光落在句式与乐器之间。作者大胆提出了这样的假说：西周的雅乐制度成熟于西周中期，而作为西周雅乐制度的主体，青铜编钟经过早期发展，则逐渐确立了八件成编、一钟双音和不用商音的“羽—宫—角—徵”的四声羽调式音阶组合模式的礼器品格；与之相应，《诗经》由《颂》诗发展到《雅》诗，也逐渐确立了其章节重叠、章句以4句为主导、章内“2+2”相连、句内“2+2”停顿的四言体特征。至东周以后雅乐衰落，由钮钟取代了甬钟，编钟的编列以及音阶组合模式也被打破；而随着编钟礼器品格的削弱，以及音乐性能的彰显，《诗经》的《风》诗逐渐呈现杂言的倾向。由此可见，青铜编钟的礼器品格与《诗经》的四言构体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对应关系。衣若芬的目光落在文字与图画之间。作者基于后世追慕王羲之和友人在兰亭盛会的大量图绘与题跋，探讨了有关兰亭修禊的图像在“文图相间”或“有图无文”时的不同表现特点，还有历代《兰亭修禊图》题咏的内容及其旨趣、《兰亭修禊图》题咏中的文人自我反思，以及王羲之《兰亭诗》、《兰亭序》与后世《兰亭修禊图》题咏中所蕴涵的生命意识。
第三组聚焦于近代学术思想的考证。韩巍对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的产生背景、思路形成和写作经过进行了细察，理清了几次修改所造成的版本差异，并重估了这两篇名作在王氏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作者认为，“二考”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印证古书和重建古史。前者针对着晚清今文经学所掀起的“疑古”思潮，后者则与王国维多年来对上古制度、文化的思考一脉相承，并在其后的《殷周制度论》中得到系统阐述。此外，罗振玉对“二考”有过很多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足以证明“罗王之学”乃是不可分割之整体。都重万勾勒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学术脉络。这位来自韩国的作者指出，中外学界对于李大钊介绍唯物史观的工作一直投以相当的关注，但对其思路中涵容了一种出现于晚清的、既源于中国小学旧统又吸纳了近代西学精神的“以字诠史”的新学问，却一向不曾提及；人们总是狭隘而僵硬地把严复、刘师培、梁启超等人视为改良派和保守派，而把李大钊视为革命派，所以难以想象在李氏普及唯物史观的历史工作中，居然还包含着严、刘、梁等人的学术成果。
第四组涉及了现代文学中的文化关系问题。胡志德写道，从其写作短篇小说之初，鲁迅就经常指出他所选择的小说表述形式的内在困境：自家的文化困境却有着外来的源头，而这一外来影响正是产生某种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并且此一困境更由于文字表述的无力而加强了。根本无法用文字把这些议题完整呈现出来，也无法给它们以明确的表述，更不用说确定的答案了。作者指出，这些困境像沙子渗入蚌壳一样，成就了鲁迅那种特殊的叙述形式。但另一方面，其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标志性的迟疑风格，尽管不过是蚌壳中的沙子，却也在不断提示着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挣扎和痛苦。吴晓东写道，瓦雷里和纪德关于纳蕤思(Narcissus)主题的创作从法国传入中国以后，此种临水自鉴的形象也就成了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的象征性原型，这表现为他们诗歌中自恋的心态、沉凝的思索、深刻的孤独感、对外部世界的拒斥与疏离、对完美的诗歌形式的执迷与探索等。作者指出，这种纳蕤思母题的创作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诗人主体的建构过程；但反过来说，这种镜像化的自我又意味着真实历史主体的匮乏，因而最终反映的恰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危机。
评论栏集中讨论了国际视域中的儒家思想。蔡亮介绍说，由于不同研究方法的互相激荡和竞争，围绕着儒学这个长期的热点，美国汉学界大致构成了两种相反相成的潮流：重构儒学的哲学体系，或者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那些旨在重构儒学传统的研究成果，使用的具体方法虽不相同，但都倾向于通过借鉴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来解释、重构儒学中的认识论、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等知识范畴。而另一批从历史角度去观察儒学发展的学者，则更多反省了重构儒学传统时所假设之前提的合理性以及所运用之范式的有效性，从而还原出历史上的人物是如何一次次阐释儒学精义、一遍遍改写儒学历史的。杨泽波介绍说，围绕究竟如何理解孟子所谓“性”的问题，在国外汉学同行中间刚刚发生过一场争论。作者在对之综合评议之余，也对争论双方的观点提出了自家的看法，认为孟子之“性”既不能译为Nature，又不能译为Essence，既不只是生物学的，又不只是文化学的，而集中反映了儒学的特质，隐含着极深的哲学道理。
最后再回到开头的话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全体同事，在陈永发所长的带动下，刚把经由他们一一致词签名的巨型卡，快递到了魏斐德教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家。这里受他们夫妇之托，向所有这些朋友公开致谢。令人欣慰的是，在共通的治学道路和共享的治学园地中，我们此生足以追求到的——远不止真理！
刘东
2006年8月29日改写于京北弘庐
卷首语
讲坛／通讯
北岛 青灯——献给魏斐德
刘东 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
论文
李峰 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
潘星辉 历史的错觉、假说与真相——从清初激进思想看明、清易代
曹建国 青铜编钟与《诗》的构体
衣若芬俯仰之间——《兰亭修禊图》及其题跋初探．
韩巍 对王国维“先公先王二考”的回顾和思考
都重万 试析“五四”时期李大钊介绍唯物史观之晚清学术背景、
胡志德 鲁迅及其文字表述的危机
吴晓东 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
评论
蔡亮 重构与解构——对美国汉学界早期儒学研究的一些回顾和思考
杨泽波 “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所遇困难的一个例证——《孟子心性之学》读后
书评
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戴沙迪）
佐藤正幸：《历史认识的时空》（王晴佳）
爱德华·弗里德曼、布鲁斯·吉里（编）：《亚洲的巨人：中印比较》（黄锦欣）
阿贝勒‘古乌阿玛：《非洲的现代性：政治和宗教形态》（张伦）’．
狄考思玛：《古代中国及其敌人——游牧人势力在东亚历史中的兴起》（赵书新）
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古伟瀛）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刘锦华）
杜德桥：《唐代的灵异体验与世俗社会——读戴孚《广异记>》（陈倩）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田苗）
王沉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张瑞龙）
吕春盛：《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仇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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