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始至终，我的写作离不开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巨大支持，尤其这次，出版社将我的新作《衣物语》与之前出版的《真相》《西门坡》，组合成“三姐妹”一起推出，令我倍受鼓舞。
这是一个宝贵的阶段性小结，也是一次极其难得的自省，我从中看到自己的笔触似乎正在朝向某个领域。如果说之前的写作还一片混沌，没有规划，到《衣物语》的时候，已经算是一次清醒的靠近了，当我还在构思它时，我突然有了个模模糊糊的念头，我想我也许可以招募一支女性队伍，把各种各样的女性都招募进来，留下更多女性的名字，创造更多女性形象。
《衣物语》是最日常的故事，春曦和晏秋是小城里两个普普通通的女孩，逆来顺受，胸无大志，即便如此，她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来自日常生活的挤压，她们无力改变更多，只能在日常穿着上寄托自己无伤大雅的反抗，她们让衣服不仅仅只是衣服，还是武器，是铠甲，日复一日，她们爱上了布匹构成的解压之道，爱上了颜色与经纬搭建起来的自由大厦。最终，这点小小的爱好激活了她们沉睡的内心，春曦第一个离家出走，去往更加广阔的地方，她戴着一条特别特别长的围巾，她说万一哪天她在外面活不下去了，可以拿它来上吊。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零零散散写一些女人们的故事，看着那些篇目、那些女人的名字，有时我会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个救生员，不停地跳进水里，救出一个个几近溺亡的女人。的确，我更关注困境中的女性，似乎只有身处困境，性别赋予她们的特别的智慧才能得到简洁、超常的发挥，令她们做出种种匪夷所思却又非如此不可的决定来。她们中有少女，有母亲，有旧时代过来的奶奶，她们分属不同的层次，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但在我这里，她们都拥有一个特质，无论生活还是情感，她们都不是很会经营的人，又都不甘妥协，都选择在无法顺从又无力改变时，毅然决然地出走他乡，似乎只有远方才能安慰和安顿她们，只有出走，才能提醒和警告那些施予她们压力的人。如果天真是一种固定大小的实物，造物主一定是将八成的天真平分给了女人和小孩，她们居然相信出走也是一条出路，甚至是唯一的出路。
《真相》里的“姐姐”有一双独特的眼睛，她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看到也不敢说的真相，所以她被告知，必须隐藏这一点，努力表现得跟别人一样，但最终还是一不留神说了出来，导致她无力承担的后果，只好一走了之。《西门坡》里有一群陷入各种困境的女人，她们藏起自己的故事，隐姓埋名，流落他乡，相似的经历令她们认出彼此，她们试探着聚集在一起，互相依靠，建立起一个名叫西门坡（SIMPLE的谐音）的女性公社，她们在那里自给自足，恍若女性的诺亚方舟。
长篇写作一直是我又爱又怕的马拉松，它会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得心不在焉，因为必须长久地浸润在大量积攒起来的素材中，必须把自己从正常生活中拎出来，扔到那个虚构的情境里。这既是对意志的考验，也是对虚构能力的考验，为了应对这场强大而持久的考验，必须充分培育自己的元力，直到呼之欲出的程度。对我来说，元力的绝大部分来自小说中的人物，当她从无到有，渐渐成形，当她一寸一寸活了过来，用我给她的眼睛看着我，用我给她的嘴巴跟我说话，我总能获得奇异的力量。
我知道一个写作者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但，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允许自己偏执一回，我要做一个疯狂的“救生员”，专门打捞那些危险中的女人。
姚鄂梅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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