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政策实践观念：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概论》就“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方法”进行了论述。在说明调查研究方法内涵与要素、类型与方式、制度与理论、定位与方位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调查研究方法在认识论上的实质是“构建政策实践观念”，调查研究方法推动政策形成的机理是锚定政策价值、生产政策知识、孵化政策创新。通过梳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梳理和分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刻画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中国化过程，初步总结了调查研究方法作为政策制定方法的特色、优势。

　　通过梳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梳理和分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刻画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中国化过程，初步总结了调查研究方法作为政策制定方法的特色、优势。

　　本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而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政策制定方法，因此，本书是一部关于政策制定过程或方法的书籍。
　　对于肩负决策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来说，本书并不打算提供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的具体指导，但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深刻认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始终重视和不断坚持开展调查研究。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给与会者讲解不久前才找回的《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时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①40多年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明确提出“调研开局、调研开路”。他写道：“我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凡事眼睛向下，先当学生，不耻下问，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②“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方法在领导活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性。
　　对于研究政策制定过程、方法，以及比较政策制定的学者来说，本书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视为一种政策制定方法而加以探讨，尝试总结这一方法的特色与优势。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首先取决于正确的道路、路线、方针、政策，而正确道路、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中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政策制定方法。
　　当然，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来说，未经证明的论断是难以让他信服的。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在推动科学决策或优质政策形成中的机理是什么——还是一个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将在本书中提供一种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本书采纳的是认识论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的基本假设是：政策（道路、路线、方针或战略、策略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等）是人的认识过程的产物。由此，要将制定政策的方法置于认识论中加以审视。马克思说过：“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参照这个论断，并吸收哲学界关于“实践观念”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认识论上找到了一个对应政策的词语：政策实践观念。所谓实践观念，即人们运用原理在头脑中构建的改造世界的方案；而政策是政府或政党制定的用于改变社会的愿景、目标、计划、措施、手段等，是实践观念的一种形式。于是，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政策制定方法，其功能即构建政策实践观念。
　　这一认识论研究路径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从认识论角度审视“政策是什么”这一公共政策学的元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揭示政策制定方法的认识过程本质。本书提出，政策是价值、知识、创新的综合体；政策制定方法或政策制定过程应致力于正确政策价值生产或抉择、体系化科学化政策知识的生产、有效的政策创新。把握了这些观点，再结合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本书将阐述这一方法推动政策的机理：锚定政策价值、生产政策知识、孵化政策创新。
　　采取认识论研究路径除了能够初步说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作用机理，还能够说明这一方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够说明这一方法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一个事实是，马克思并没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实践。于是，有人疑惑：马克思有没有类似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作为政策制定方法的调查研究？对于这个疑惑，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理，注意到列宁、毛泽东等的主要贡献是应用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于实际而提出战略策略，那么就可以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原理创立中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吸收了当时研究方法的精华，自成一体，还能够指导应用原理而制定政策。列宁对调查研究方法的使用，从原理创立转换到原理应用，从应用于革命战略制定转换到建设战略制定。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并使之具体化、中国化，不仅发展出富有特色的调查研究技术、制度，而且创立了调查研究理论。

　　王礼鑫，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政治学、行政管理等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政策制定理论、基层治理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多项。在《中国行政管理》《复旦学报》《公共行政评论》《武汉大学学报》《浙江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行政论坛》《复旦政治学评论》《比较政治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近年来，就知识视角的政策制定理论发表了系列成果。

序
导论

第一章 作为政策制定方法的中共调查研究
第一节 政策制定视角下中共调查研究方法
第二节 中共调查研究方法：渊源、演进与贡献
第三节 中共调查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之异同

第二章 构建政策实践观念：中共调查研究方法的认识论本质
第一节 “实践观念”概念的根据与政策实践观念
第二节 政策实践观念：属性与特征
第三节 政策实践观念的构建：过程、特征、本质
第四节 中共调查研究方法在实践观念构建中的作用机理

第三章 中共调查研究方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方法的定位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原理创立中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方法的内容与特色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运用原理制定策略与政策的思想
第四节 两次转换：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及其对中共的影响

第四章 革命的政策实践观念构建：1949年前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节 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与理论形成
第二节 毛泽东关于革命战略策略制定中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思想
第三节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方法认识论基础的扩展

第五章 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践观念构建：共和国七十年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
第一节 执政条件下调查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1949-1978年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