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20世纪以思考极权主义而闻名的政治思想家。她让哲学充满生机，让政治找回失落的尊严。这本指南的写作者的解读也沿袭了这一风格。他们是一群社会学家，一反理论阐释的枯燥与乏味，让这本指南鲜活易读。
本指南对《极权主义的起源》 《人的境况》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革命》《心智生活》等阿伦特的主要著作进行重新解读；对思考、种族灭绝、权力与暴力、极权主义领袖等核心主题进行集中阐发，展示出阿伦特思想的独异性及其对当下社会的启发。

1、本书为阿伦特研究的新近成果。2、本指南涵盖了阿伦特的核心论述和代表著作。3、社会学家笔下呈现出的不一样的阿伦特。4、本书的特点：阿伦特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也一直激烈地批评社会学，在本书中却被归入伟大的社会学家行列。本书为社会学家对阿伦特思想的全景式描画。一反枯燥乏味的风格，鲜活易读。5、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是不是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纳粹如何克服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希特勒对于他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吗？本书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做了全新探讨和解答。

编者导论 阿伦特对社会科学的批评（节选）

彼得·贝尔（Peter Baehr） 菲利普·沃尔什（Philip Walsh）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社会科学的坚定反对者。她不断指责社会科学的方法，嘲笑其目标。社会学更是她愤怒声讨的对象。但她此刻却出现在这里，成为“圣歌社会学指南”丛书的作者之一。没有比这更反讽的了，这该如何解释呢？
阿伦特出现在“圣歌社会学指南”丛书既不是对一个学科难堪之事——“经典的”女性理论家罕有其人 —— 的体面改正，也不是唯利是图的营销策略。今天，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声称阿伦特属于社会学， 正如过去很多人声称马克思属于社会学一样。不只是她对科学、工作、能动性、权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本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学家可以直接从中获益，还有更加根本的东西。阿伦特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她促使我们完善、修正或放弃我们过去的某些最基本的知识影像。
仅仅 20 年前，阿伦特还是人文学科诸多领域中一个深奥难懂的作者，在社会科学中则几乎不被阅读。想起这点未免令人吃惊。即使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 —— 这是她最为接近的学科 —— 中，阿伦特也是一个边缘形象。但是 20 年后，她的地位得到稳步提升，从知识讨论的边缘进入中心。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个动态变化：作为一个致命的政治概念的“极权主义”的复兴，非洲、巴尔干和中东地区的种族大屠杀的出现，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和恐怖的新形式，国家的内爆以及无国家民族的悲剧性重现，人权话语的兴起，对国家势力及其对私人领域入侵的新的担忧，经典共和主义作为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替代的复兴等。所有这些都激发了阿伦特的概念和主张的活力。更有进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最近一些年出现的互渗，作为跨学科研究驱动的结果，极大地激励了学术界跨越知识边界。阿伦特，一个涉猎范围极大的思想家，对政治、社会、历史、美学、哲学和教育都发表了大量看法，自然成为这个过程的受益者。

生平概述

阿伦特有幸生存下来并成为著名的理论家，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她 190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德国的汉诺威，是一个世俗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唯一的孩子。父亲在她七岁时去世，留下玛莎·阿伦特在柯尼斯堡抚养孩子 —— 这个家庭于 1909 年搬迁到那里。从早年开始，阿伦特的母亲就鼓励她免于受害者心态的影响。即使受到孩子们反犹言论的嘲笑（并不是说这很常见），阿伦特这位年轻的女孩也被认为能够保护自己。这种期待培育了道德的和心智的坚韧，她的一生都带着这种坚韧生活。阿伦特的母亲不关心政治，即使大战的风暴也没有对柯尼斯堡这个小城产生太大的影响。阿伦特一开始也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她的知识激情紧紧黏着于欧洲文学、哲学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家，她作为大学预科学生 —— 德国中学的最高学术等级—— 学习了后者的古代语言。
随后是大学教育。在马堡，阿伦特师从存在主义大师马丁·海德格尔，并与之相爱。他对她的思想影响被证明是持久的，但具有腐蚀作用。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是康德以后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后来拥抱国家社会主义对她而言是一个范例性的教训，它表明：当哲学家把他们的存在观、真理观、理性观或善好观强加于必然是不确定和不一致的政治时，将会发生什么。1926 年，哲学家和他学生之间的恋爱不得不中断，阿伦特到海德堡大学并在雅斯贝尔斯非常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指导下继续其学业。雅斯贝尔斯指导了其博士论文《论圣·奥古斯丁著作中的爱的概念》。
逐渐地，这些 1920 年代的学术经历 —— 结束于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的一个学期的讲演 —— 使得阿伦特受到了极好的哲学训练。但是，残酷的政治现实突然降临。魏玛时期（1919—1933）是一个非凡的艺术和科学实验的文化实验室，其创造活力很少被打断。1929年以后，阿伦特生活于柏林，与第一任丈夫、哲学学者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结婚，并遭遇了巨大的动荡—— 哲学对此显得毫无办法。特别是反犹宣传，提出了急迫的、关于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 对于这个民族，阿伦特并不觉得和自己有多大关系。对此问题的一个坚定的应答就是犹太复国运动，其阐释者为德国首席代言人和知识分子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阿伦特认为，一个犹太人的祖国应该保护犹太人免受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剧烈变迁的影响—— 更为急迫的则是免受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希特勒在 1933 年当选总理只是加深了她的这个信念。受布卢门菲尔德的德国犹太复国组织的委托，阿伦特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收集反犹主义的文章，被盖世太保逮捕。如果阿伦特的审问者当时没有屈服于这个年轻女性的魅力和智慧，那么这将是人们得到的关于阿伦特的最后一个消息。拘留 8 天后，阿伦特被释放。她决定逃离德国。这样，一个难民的长途冒险跋涉开始了：布拉格、日内瓦，然后是巴黎。在巴黎，她与斯特恩重逢并重新开始犹太复国活动，一度伴随一个年轻的犹太人移民群体到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新祖国。正是在巴黎，阿伦特遇到了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在和斯特恩离婚后，阿伦特很快和他结婚。表面上看，布吕歇尔是一个直率的工人阶级、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个阿伦特这样背景的博学女性的合适伴侣。但是他恰好有一种她所需要的勇气，而且，当他们最初相遇的时候，他拥有比阿伦特更丰富的政治经验。作为一个在哲学领域自学成才的人，他果断干练，在知识方面不惧权威。在后来的岁月里，当阿伦特因其饱受争议的观点 —— 特别是关于艾希曼审判 —— 而受到攻击时，布吕歇尔总是献计献策、忠心耿耿。
随着 1940 年夏天德国入侵法国，阿伦特在巴黎的旅居突然中断了，她作为一个外国的敌人，在再次流亡前被短暂拘留。这次是与布吕歇尔一起于 1941 年移民美国（她的母亲随后移民），生活几乎从零开始。当他们到达纽约时，这对夫妇不懂英语。但是与她的丈夫不同， 阿伦特很快学会了英语。先是实用主义地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变得精通，但总是带着浓重的德语口音。“二战”期间，阿伦特为移民报纸《建设》（Aufbau）写新闻稿，这是一份面向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报纸，与此相结合，她也在欧洲犹太人重建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1940 年代早期，也是死亡营的消息第一次被美国人所知的时期，当大屠杀的规模和杀人方法逐渐曝光之后，恐惧迅速取代了原先的不相信。其对阿伦特的震撼是巨大的。此后，解释在欧洲发生的通过工业化的方式进行的种族灭绝，成为她研究的核心。其最先的成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此前就有关于这个主题的预备性论文），出版于 1951 年， 同一年，她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这个双重胜利开启了光明的前景。
《极权主义的起源》确立了阿伦特作为这个主题的首席思想家的地位， 她也是被美国思想界谈论的一个离经叛道者。这是阿伦特一系列启发、困扰，甚至有时冒犯其同时代人的著作中的第一部。这本《阿伦特指南》的很多读者都是专业学者。随着阿伦特在1950 年代名声大振，她开始在普林斯顿、康奈尔、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授课，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f Social Thought）的定期访问教授（1963—1967），此后才在纽约新社会研究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拥有了一个全职教职（1967—1975）。由于各种原因，阿伦特成为一位极富感召力的、要求严格的教授。她现在的遗嘱执行人杰罗米·科恩（Jerome Kohn）是阿伦特的一个研究生。阿伦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避开了学校的杂务，并且终其一生也不适应大学的学术。在这方面，她类似于独立研究员，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奥登（W. H. Auden）、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以及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这个名单还可开得更长，而它的成员—— 比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甚至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与那些给精英的政治哲学和哲学杂志或专业学术团体写作的人不同，阿伦特把自己的著作定位于更多的读者和听众。《评论》（Commentary）、《汇流》（Confluence）、《异见》（Dissent）、《巴黎评论》（Partisan Review）、《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听众》（The Listener），特别是《纽约客》（New Yorker）和《纽约图书评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更能达到阿伦特的这一目的。阿伦特与自由的、生机勃勃的知识分子环境，而不是温文尔雅的现代学术体制环境更为融洽。尽管如此，她的那些严密的学术著作，涉及大量的参考文献，最好是在大学的小型学术沙龙谈论，而本指南就是为这样的小型沙龙准备的。


阿伦特对社会科学的评价

初一看，阿伦特对社会科学的态度似乎很简单，即认为社会科学在知识上是名誉扫地的、以“暴露真相”自诩的还原论实践，它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极度简单化和非人化。但仔细观察，她对社会科学的反对、她的批判路径，在其学术生涯中发生过重要的变化。她的相关评价涵盖了五个领域和时期。第一，早期对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的批评建立在对社会学之僭越的哲学批判上；第二，她战后的极权主义研究挑战了社会科学家带入其研究中的那些理解范畴；第三，在《人的境况》（1958）中提供的人类活动的本体论提出了对于“社会观”（“social viewpoint”）的批判性解释；第四，贯穿于其所有著作的对于政治之意义的理解角度，导致其与对政治事务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极度分歧；第五，社会科学发现人类行动规律的雄心，是阿伦特在其 1960 年代中期的数篇论文中批驳的主题。在此， 我们概括一下阿伦特在每一个领域关于社会科学的观点的实质和优点。

对曼海姆的批判

1930 年，阿伦特发表了对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批判性评论。这本书当时在德国备受关注。当它 1936 年翻译到美国的时候同样如此。在《哲学与社会学》这篇评论中，阿伦特捍卫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攻击曼海姆的社会学无法把握“基本的” 人类经验类型，而存在主义就是扎根于这种经验类型的。这个批驳的路径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阿伦特后来对社会学的批判，这些批判都集中于社会学不能解释人类现象的复杂性。《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首先关注的是通过扩展和重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为知识社会学确立新的基础，但是曼海姆还进入了另一个领域，论及理性化的（科学化的）政治的可能性、乌托邦和意识形态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哲学在理解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等问题。对于曼海姆而言，标准的懒惰的哲学模式—— 它渴望产生出一种对于其他科学的理性化的正当性辩护 —— 是傲慢的，它不能收集自己的“存在的决断”（existential determination）。换言之，哲学没有也不能外在于对自己之主张的真理和价值的争夺，而且，曼海姆还认为，这些主张涉及对于地位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的争夺。哲学总是—— 有意无意地—— 参与到竞争之中，以使自己“关于现实的公共阐释”（同上）成为被大家接受的阐释。在这方面，它们和其他话语一样“关联于不同的社会情境”。曼海姆最为大胆地把存在主义作为知识上的幼稚的显著例子挑选出来。
对于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对自己两位导师的思想极度认同的阿伦特而言，曼海姆的著作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阿伦特的评论使曼海姆面对一系列问题，包括常常被认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阿喀琉斯之踵的东西：社会学的相对主义（阿伦特更喜欢“关系主义”这个术语），它所采取的关于“自由漂流的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阶层负有在对抗的政治视角之间进行协调的责任 —— 的假定立场。但是阿伦特的首要关切是曼海姆对哲学的界定，即后者认为影响日常生活经验和其他人文科学的社会力量、偏见以及意识形态教义，同样制约着哲学。阿伦特认为，这个还原论的和廉价的立场不能区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努力加以区分的本体和本体论。阿伦特坚称， 这个差别不是哲学家自上而下强加的任意划分，而是与人类的经验结构相一致的，在“人类公共生活”的日常模式—— 它表现于“理想化的交谈”，即“与他人共存”—— 中，世界具有一个平凡、连续、内在的本体特征。但是如同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共同指出的，这并不能耗尽所有的人类经验。相反，在世俗平凡生活被打断的瞬间，人被曼海姆并不明确使用这个术语。尽管如此，它抓住了他的哲学的自我观。约翰·洛克最早使用这个术语来概括认识论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特征。
抛回到自我，“意识到人类情境的本有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人对于自己“在世界中”的本真存在的知识变得可能了。对于雅斯贝尔斯而言，这个经验突然发生于他所说的边界情境（border situations），“这是很少见的瞬间，只有在此瞬间，我们才经验到我们本真的自己”（同上）—— 这是所有人类都潜在地可能获得的心智洞明的瞬间，因此它扎根于世界，而不是扎根于哲学家的反思性视角。但是曼海姆的社会学—— 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视角—— 太过死气沉沉、整齐划一和同质化，忽视了人类经验独特的差异化模式，因此也忽视了与自我的对抗的可能性，更不能把握经验的本体论结构。对曼海姆而言，只存在本体（ontic），或他说的“生命的具体操作秩序”（1929/1936，193）。所有经验，包括那些包含了基本真理或核心价值的经验，都是依据社会压力和社会地位解释的。像阿伦特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社会学研究的是比心智更为原初性的现实，而所有的知识产品都从这一角度得到解释和解构。解构在此并不意味着毁灭，而是意味着把任何关于正确性 / 有效性的主张追踪到它所产生的特定情境”。
虽然对于本体论差异的参照不见于阿伦特后期的著作，但对于曼海姆社会学视角的批判却来自对这一差异的坚守，而且这种批判遍及她对社会科学的其他批判（我们后面还会讨论）。曼海姆对现象学基本观点—— 经验是由一个复杂的、差异化的结构组成的，这个结构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分析—— 的拒绝，代表了社会学视角的片面性： 所有重要事物都归因于一个外部的社会起源，而且全部都可以进行归纳判断。这些判断不考虑人类现象的特殊的、有时是独一无二的特征。

编者简介：彼得·贝尔（Peter Baehr），英国社会理论研究专家，著有《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与社会科学》（2010），编有《简明汉娜·阿伦特》（2002）。
菲利普·沃尔什（Philip Walsh），多伦多约克大学副教授、社会学主席。他发表的论文涉及社会理论、政治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著有《阿伦特反社会学：理论、社会及其科学》（2015）、《怀疑论、现代性与批判理论》（2005）。
译者简介：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研究。著有：《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等。
陈国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集中在跨文化形象学。著有《走出迷思：网络传播公共性研究》。

编者导论 阿伦特对社会科学的批评 / 1
第一部分 著作

第一章 阿伦特与极权主义 / 31
第二章 《人的境况》与行动理论 / 60
第三章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启发式神话与社会科学 / 93
第四章 “开端的难题”：阿伦特的革命理论 / 136
第五章 阿伦特的“心智生活” / 161

第二部分 主题
第六章 阿伦特论思考、人格和意义 / 191
第七章 解释种族灭绝：阿伦特与社会科学中的非人化概念 / 217
第八章 阿伦特论权力与暴力 / 242
第九章 极权主义领袖理论 / 273
作者简介 / 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