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民国十九年（1930）的秋季，著者在国立暨南大学首先开设了《心理卫生》的课程，当时国内对于心理卫生的认识还很淡薄，没有适当的课本可以采用。因此由自己编成讲义，分散给学生应用。后来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著者离开了暨大，原稿也就散失，不能找到。当时总以为关于心理卫生的书籍，不久一定有很多出版，所以对于匆忙中编成的讲义，散失了倒也并不觉得如何可惜。等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春季，著者又回到暨大，重新担任心理卫生的功课，同时又在大夏大学开设了这门学程，但是很失望的，在这五六年之中，虽然心理卫生已经渐渐引起了大众的注意，杂志中也常常有这方面的文字发表，可是要找一本完全的课本，仍不可得，因此只得不顾自己学问的浅陋，再写成了这本书。
本书的目的，是供大学课本之用，但亦可作为师范学校及普通家庭的参考书。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泛论心理卫生基本原则以及破坏人格底几种主要势力；下编却讲到心理卫生在各方面的应用。诚然，要想增进大众底心理健康，单知道了原理，还是不够；必须把这些原则充分地应用到人们底实际生活上去，才能有效。倘如教师、父母以及医生、法官、实业界的领袖们，能够因这本书而注意到久经忽略的问题，使大众底心理健康，有一些增进，那么，著者所得到底报酬，实在是太大了！
本书中的材料，著者曾先后在课堂内用过三次，每次都有修正。付印之前，又搜集近材料，加以补充；文字方面也经过一度的整理。又承国立浙江大学教授黄翼博士，将原稿仔细地校阅了一遍，贡献了不少有价值底意见。此外整理抄录等工作，都由大夏大学教育心理系助教孙婉华女士、上海市中心区实验小学教师陆谷初女士及吾妻昭华分其劳。她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以上各人给予著者底善意和帮助，岂是用文字所能表示感谢的？
章颐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儿童节
编校凡例
1.选编范围。二十世纪中国心理学名著丛编（以下简称丛编）选编20世纪经过50年时间检验、学界有定评的水平较高、影响较大、领学科一定风骚的心理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承流接响的作用。
2.版本选择。丛编以版或修订版为底本。在各册扉页前，附印原著的封面。
3.编校人员。丛编邀请有关老、中、青学者，担任各册特约编辑，负责校勘原著、撰写前言（主要介绍作者生平、学术地位与原著的主要观点和学术影响）。
4.编校原则。尊重原著的内容和结构，以存原貌；进行必要的版式和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方便阅读。
5.版式安排。原著是竖排的，一律转为横排。横排后，原著的部分表述作相应调整，如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等等。
6.字体规范。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改异体字为正体字；的得地底等副词用法，一仍旧贯。
7.标点规范。原著无标点的，加补标点；原著标点与新式标点不符的，予以修订；原文断句不符现代汉语语法习惯的，予以调整。原著有专名号（如人名、地名等）的，从略。书名号用《》、〈〉规范形式；外文书名排斜体。
8.译名规范。原著专门术语、外国人名、地名等，与今通译有异的，一般改为今译。首次改动加脚注注明。
9.数字规范。表示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分、秒，计数与计量及统计表中的数值，版次、卷次、页码等，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国干支等纪年与夏历月日、概数、年级、星期或其他固定用法等，一般用数字汉字。此外，中国干支等纪年后，加注公元纪年，如光绪十四年（1888）、民国二十年（1931）等。
10.标题序号。不同层级的内容，采用不同的序号，以示区别。若原著各级内容的序号有差异，则维持原著序号；若原著下一级内容的序号与上一级内容的序号相同，原则上修改下一级的序号。
11.错漏校勘。原著排印有错、漏、讹、倒之处，直接改动，不出校记。
12.注释规范。原著为夹注的，仍用夹注；原著为尾注的，改为脚注。特约编辑补充的注释（简称特编注），也入脚注。
总序：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历史进程
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为中国输入了西方科学知识和体系，作为分科之学的科学开始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现代科学体系真正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在民国时期，当时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大碰撞，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科学知识的传播与影响，成就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繁荣时代。有人将之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周谷城：《〈民国丛书〉序》，《出版史料》，2008年第 2期，第11页。。无论后人是高估还是低估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它都是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民国时期学术著作的不断重刊深刻反映出它们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影响较大者有上海书店的民国丛书、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岳麓书社的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和民国大学丛书，以及福建教育出版社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名著丛编等。这些丛书中也收录了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重要心理学著作，例如，民国丛书中收有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派别》、高觉敷的《现代心理学》、夔德义的《宗教心理学》、陈鹤琴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和潘菽的《社会的心理基础》等，民国大学丛书收录章颐年的《心理卫生概论》，20世纪中国教育学名著丛编包括艾伟的《教育心理学》、萧孝嵘的《教育心理学》、高觉敷的《教育心理》和王书林的《心理与教育测量》等。中国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仅有上述丛书中收入的少数心理学著作还难以呈现全貌，更为细致全面的整理工作仍有待继续开展。
一、西学东渐：中国现代心理学的源头
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如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心理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中国现代心理学的产生经历了西方心理学知识向中国输入和传播的历史阶段。早接触到西方心理学知识的中国人是容闳、黄胜和黄宽，他们于1847年在美国大学中学习了心灵哲学课程，这属于哲学心理学的范畴，继而颜永京于1860年或1861年在美国大学学习了心灵哲学课程。颜永京回国后于1879年开始在圣约翰大学讲授心理学课程，他首开国人之先河，于1889年翻译出版了美国人海文著的《心灵学》（上本）译自Haven，J，Mental philosophy：Including the intellect，sensibilities，and will.Boston：Gould & Lincoln，1858.，这是史界公认的部汉译心理学著作。此前传教士狄考文于1876年在山东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灵学即心灵哲学或心理学课程。1898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版了《性学举隅》其英文名为Christian Psychology。《性学举隅》中的心理学知识，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而《心灵学》中的心理学知识，则更具哲学性和思辨性。其主要原因是，《性学举隅》成书于19世纪末，西方心理学已经确立学科地位，科学取向的心理学知识日益增多，许多心理学著作也相继出版，该书对这些心理学知识吸收较多；而《心灵学》的原著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西方心理学还处于哲学心理学阶段，近代科学知识还没有和哲学心理学相互融合起来。此外，丁韪良在阐述心理学知识时，也具有较强的实证精神。他在提及一个心理学观点或理论时，经常会以何以验之来设问，然后再提供相应的证据或实验依据进行回答。同时他指出，试验（即实验）是西方实学盛行的原因，中国如果想大力发展实学，也应该以实验方法为重。丁韪良的这种实证精神，无论是对当时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心理学，还是对于其他学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是本以汉语写作的心理学著作。1900年前后，日本在中国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一批日本学者以教习的身份来到中国任教。1902年，服部宇之吉开始在京师大学堂讲授心理学课程，并撰写《心理学讲义》由他的助教范源廉译述，此书的线装本没有具体的出版时间，大致出版于19021903年。服部宇之吉的讲义经过润色修改后于1905年在日本以中文出版。。1904年，三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学者菅沼虎雄任心理学、教育学课程教习。19011903年译自日文的心理学著作主要有：樊炳清译、林吾一著的《应用心理学》（1901），
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术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34页。久保田贞则编纂的《心理教育学》（1902），王国维译、元良勇次郎著的《心理学》（1902），吴田炤译、广岛秀太朗著的《初等心理学》（1902）、田吴炤译、高岛平三郎著的《教育心理学》（1903）、张云阁译、大濑甚太郎和立柄教俊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该书还有另外一中译本，译者为顾绳祖，1905年由江苏通州师范学堂出版。（1903），上海时中书局编译的心理学讲义《心界文明灯》（1903），沈诵清译、井上圆了著的《心理摘要》（1903）。此外，张东荪、蓝公武合译了詹姆斯《心理学简编教程》（1892）的章绪论、第二章感觉总论和第三章视觉，题名为《心理学悬论》。詹姆斯著，张东荪、蓝公武译：《心理学悬论》，载《教育》，1906年第1、2期。1907年王国维还自英文版翻译出版丹麦学者海甫定（HHffding）的《心理学概论》，1910年自日文版翻译出版美国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这两本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1905年在日本留学的陈榥编写出版的《心理易解》，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学者早自编的心理学书籍。此后至新文化运动开始起，一批以日本教习的心理学讲义为底本编写或自编的心理学书籍也相继出版，例如，湖北师范生陈邦镇等编辑的《心理学》（1905，内页署名《教育的心理学》）、江苏师范编的《心理学》（1906）、蒋维乔的《心理学》（1906）和《心理学讲义》（1912）、彭世芳的《心理学教科书》（1912，版权页署名《（中华）师范心理学教科书》）、樊炳清的《心理学要领》（师范学校用书，1915）、顾公毅的《新制心理学》（书脊署名《新制心理学教科书》，1915）、张子和的《广心理学》（上册，1915）、张毓骢、沈澄清编的《心理学》（1915）等。
从西方心理学输入路径来看，上述著作分别代表着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心理学知识的传入。从传播所承载的活动来看，有宗教传播和师范教育两种活动，并且后者相继替代了前者。从心理学知识传播者身份来看，有传教士、教育家、哲学家等。
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其术语本身在中国开始使用和流行也有一个历史过程。Psychology一词进入汉语文化圈要早于它所指的学问或学科本身，就目前所知，该词早见于1868年罗存德（William Lobscheid）在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其汉译名为灵魂之学魂学和灵魂之智。阎书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在日本，1875年哲学家西周翻译的《心理学》被认为是日本早的心理学译著。汉字心理学是西周从性理学改译的，故西周也是心理学的早创译者。新近有研究者考证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执权居士于1872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创制了心理（学）一词，比日本学者西周创制心理学一词早三年，但执权居士的心理（学）术语并没有流行起来。参见：阎书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4页。但心理学一词并没有很快引入中国。当时中国用于指称心理学知识或学科的名称并不统一。1876年，狄考文在山东登州文会馆使用心灵学作为心理学课程名称；1880年，《申报》使用心学一词指代颜永京讲授的心理学课程； 1882年，颜永京创制心才学称谓心理学；1886年，分别译自赫胥黎的《科学导论》的《格致小引》和《格致总学启蒙》两本中各自使用性情学和心性学指称心理学； 1889年，颜永京使用心灵学命名本心理学汉本译著；1898年，丁韪良在《性学举隅》中使用性学来指心理学。后，康有为、梁启超于1897－1898年正式从日本引入心理学一词，并开始广泛使用。康有为、梁启超十分重视译书，认为中国欲为自强策，当以译书为义，康有为大收日本之书，作为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转引自杨鑫辉、赵莉如主编：《心理学通史》（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他于1896年开始编的《日本书目志》共收录心理学书籍25种，其中包括西周翻译的《心理学》。当时，日文中是以汉字心理学翻译psychology。可见，康有为当时接受了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不过《日本书目志》的出版日期不详。梁启超于1897年11月15日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读〈日本书目志〉后》一文中写道：……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转引自阎书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积极拥护者，很可能在《日本书目志》正式出版前就读到了书稿，并在报刊上借康有为使用的名称正式认可了心理学这一术语及其学科。阎书昌：《心理学在我国的次公开使用》，载杨鑫辉主编：《心理学探新论丛（2000年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1页。另外，大同译书局于1898年春还出版了日本森本藤吉述、翁之廉校订的《大东合邦新义》一书，该书中也使用过心理学一词：今据心理学以推究之，后有附注称：心理学研究性情之差别，人心之作用者也。转引自阎书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此书是日本学者用汉语写作，并非由日文译出，经删改编校而成，梁启超为之作序。这些工作都说明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为心理学一词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以上所述仅仅是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在中国的变迁和发展，中国文化对心理学知识与学科的接受必定有着更为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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