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耳彭自然史（缪哲经典译注，精装插图版）_[英]吉尔伯特·怀特著，缪哲译_9787564581510

《塞耳彭自然史》是一部用书信体写就的自然文学经典。塞耳彭位于伦敦西南五十里处，是个远离尘嚣的小村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曾在这里过着安详沉静的生活。他一生热爱自然，不慌不忙地观察着塞耳彭村的鸟与虫、草与木。大至气候景物的变化，小至一只不常见的小鸟的歌声，都详细记录，随时与远方两位研究生物学的专家朋友通信，交流各自的观察所得。这些书信活泼生动，亲切感人，流露着十八世纪原野的清新。

这是一种投射进了灵魂光亮的平静而温润的文字，它所蕴藏的信息极为丰厚和多元，非但是知识的，还是审美的，冷静的科学理性与洋溢的诗情和谐并存。因而它作为一本博物书，却在英国文学史上长久地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席位。这是怀特一生中的著作，也正是这部著作成就了数百年来关于怀特和塞耳彭的神话。问世以来，已有三百多个版本，是英语中出版量第四大的书籍，启迪着后世诸多科学家、文学家、博物学家和无数自然爱好者。

导言

格兰·艾仑

约1755年的某时，汉普郡的塞耳彭村落户了一位安静、敦厚的牧师，他是牛津奥利尔学院的评议员，名吉尔伯特怀特把这偏僻的村子，变为大西洋两岸爱好自然者的朝圣地的，正是此人。他并不像人们所误称的，是该教区的牧师；他挂着奥利尔评议员的资格，落户于塞耳彭，名分似只是赋闲的绅士，虽然在这里，或别处，他也偶行副牧师的职掌。但这并不是怀特次来汉普郡教区。此来只为落户于老家，安闲度日，不求闻达。他性子谦退，无意声名，所以他的画像，不见有存世者。虽然他的信札一版再版，任何一位英国名人的作品或都不如，而作者的身世之细节，得之却很难，只能从简略的记载中获知一二。
怀特一家与塞耳彭的关系，计有两代之深。老吉尔伯特怀特，即博物家怀特的祖父，本是莫德林学院的评议员，1681年，学院将其名下的塞耳彭教区牧师一职授予他，当时教区的收入，似乎很少。人们所以屡错不止，总称这博物家为塞耳彭的田园牧师，部分的因由，是老吉尔伯特的墓表（这碑仍存于教区的教堂里）；而他孙子的碑版上，又镌有本教区已故牧师的字样，它指的虽是老吉尔伯特，而非他的孙子，但也加剧了人们的错误。这位教区的牧师死于1727年，他著名的孙子年甫七岁；他遗有一子，名约翰，是一名出庭律师，即这些迷人书信的作者、名声大于祖父的吉尔伯特怀特的父亲。
小吉尔伯特怀特于1720年7月18日生于塞耳彭教区。他死于1793年，这七十三年的一生，跨越了十八世纪的大半部，或三位乔治国王统治的时代。便是现在，塞耳彭也是一个偏远的村落，离铁路很远；而当时的地僻路遥，舟车难至，又甚于今天。它夹在两条大驿路中间（一条去普茨茅斯，另一条去温彻斯特），仅有深而陡的、被水冲坏的小路可通；为了这些小路可以走人，怀特做牧师的爷爷身后留了一大宗钱说起这小路，怀特总是不胜情感。他的大半生，可说是在塞耳彭度过的；祖孙三代守于一地，为他积年不断的对地方风物的观察，自然提供了很大的价值。但他也不缺风雅的学问，与异地同道中的秀的人，也不乏交往。在巴辛斯托克读书时，他与托马斯华顿（Thomas Warton）是同学，此人日后成了著名的教士，因家门有子而享名，他的两个儿子，名气大于乃翁，约瑟夫（Joseph）是温彻斯特学院的院长，托马斯（Thomas）是牛津大学的诗学教授。少年怀特毕业于该校后，循次进了牛津大学，1739年被奥利尔学院录取，这一年他十九岁。四年后的1743年，他获得文学士学位，1744年3月，又当选为评议员。这以后，他似乎在大学里至少住了三年之久。他的个副牧师职位，是在老奥勒斯福附近的斯沃拉顿取得的。但在1752年，他却成了牛津的初级学监，由某些迹象看，斯沃拉顿的副牧师一职顶多是个虚衔。不久后他回到塞耳彭，于1755年终落户，但继承家族的产业，则要等到1763年他的伯父去世后了。此后，他从不曾受人的诱劝而永远离开他亲选的定居地。人们请他去大学里就职，不止一次，但他都拒绝了，他不愿分心于教区的事务，宁可在法灵顿作一名不起眼的副牧师，享受一个有学养的博物家的恬静生活。但由《塞耳彭古物古事记》1中的一个奇妙的段落看，他落户于汉普郡前，肯定以开农场的绅士的名分，在伊利岛2上度过了一段时间。
这位汉普郡牧师的简略的生平，大眉目就是这些。但怀特留下了一份生活的写照，较之正式的传记，却更生动，更有价值，于他生平之外部细节的不足，已不仅是弥补。他的一生，如他侄子所言，是在平静、安宁中度过的，除四时的衰荣，再无别的变迁。1767年的某时，他与托马斯本南德，一位富有的威尔士博物学家、《不列颠动物志》（British Zoology）的作者，就某些鸟与动物的习性，开始了一场活泼的通信。以我们推想，在通信之初，他并没有日后刊行的想法；日期早的信，似是随手写的，无条理，缺章法，只是粗记事实与目见，以资备忘。如今编入书里的第十封，或是两位博物学家靠邮车传递的真正通信的通。我们从中可推断，本南德先问他几个问题，怀特则依信中问题的次序，逐一作答。这一不经意的开始，引出了定期的通信，而作者却久久没有出版的念头。但渐渐地，他的另一位通信者，即丹尼斯巴林顿老爷，似向他建议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不该锁闭于私信里。仿佛这以后，怀特才着意于体例，以使之更严整，下笔也略讲章法了。1771年致本南德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一点儿消息，表明这名威尔士博物学家，或曾力促怀特出版他的信。而随着通信日深至少从这一刻起，他的笔法便日臻整丽3，假如我没有搞错，则披览他的信，是可探知这一点的。致丹尼斯巴林顿老爷的那一组信，开始的时间，略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封；其与写给本南德的信大部分是同时的。类似的文气之变化，从前后致巴林顿的信中，也约略可见。
约1784年，即法国与美洲骚乱的那年，怀特肯定已订计划要刊行这两组信了，虽然早在1776年，他就在讨论此事。现收入书里的前九封信（伪托的），我猜多是这时候写的，但其中的一封，或是摘自致本南德的一封真实信中的片段，加以拼合而成。这九通书札，其实是导言性的篇章，均非真实的信函，内容是对塞耳彭一地的概述：如方位、土壤、环境等。若非怀特过于谦虚，刻意不留下有心为文的痕迹，那么这些信的内容，倒不如以正规的序言出之。第九封信中有一句话，说的是1784年春天的事，可知这些导言性的书札，虽假装这组信的引子，其实是后来补写的，意在使读者能理解后面的事。后面的一两封信，体例周详，我相信也是在这时候加以补充或扩展的。
这些信结集后的版，付梓于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一年。出版者是怀特的兄弟，在伦敦做书商的本杰明（Benjamin）如今仍装饰着塞耳彭教堂的一件美丽而古老的日耳曼祭坛雕屏，就是他赠予教堂的。书出版不过四年，怀特便故世了，那是1793年，即巴黎的恐怖登峰造极的那年。这样粗举一过当时的事件，即足以知其人，论其世了。
这位安静的牧师兼博物学家，固然是这样生活、工作于塞耳彭的，但于这作品日后的风行，却未尝有怀疑。这一组素描与观察的记录，是一版再版，次数也日见其频，为了解其独特的魅力，我们必须看一看是哪些因素协力这一作品的。
怀特之从事文学、科学，约在法国大革命前乔治三世（George III）统治的时代简单地说，就是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时代。就知识而论，这在英国是虽缓慢、却稳定进步的时代。欧洲科学的浪潮，因查理二世创立的皇家学会，在不列颠得以增强。有学养者对自然的现象，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兴趣日见其浓，尤以对动物、植物的生活为甚。欧洲动植物区系的精确调查，当时已发端，亚洲、美洲的旅行，则把新物种的知识，带入那些敏锐的欧洲博物学家的视野。动物学与植物学，可以说构成了当时科学的增长点，作用如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与莱尔（Lyell）时代的地质学。林耐（Linnaeus）的巨著《自然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e）的出版，促动了植物学的研究，其影响之大，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约在怀特从事观察的四十年中，生命科学开始具备哲学的形态，人们也略以科学的精确，对它开始了研究。
吉尔伯特怀特是奥利尔学院的评议员，受的教育颇足用，又深通古典，拉丁文著作和包含了当时大部分科学文字的论文集，皆能平畅地阅读。由《塞耳彭古物古事记》看，他学问又很博泛，对中世纪文明有兴趣，也有知识，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但天性和熏习上，他又是有锐眼的人，可细密观察身边的野生物。他落户塞耳彭后，过的是平静的单身汉生活，住村内的一所临街的大房子（这房子现在还在，但已扩建了，名威克斯宅）。因是独身，少有操心事，故可一力于他的爱好，去观察老家的鸟与兽。今天的人，若非专注生命形态的小节，则发现新事物于不列颠，诚少有机会。怀特的时代不同。不列颠三岛的动物、植物，人们的了解很不周全；植物、动物的习与性，尚几乎是一门不为人知的研究。尤有甚者，当时通行的自然志，仍充斥着中古的寓言，狂怪的民间故事之残余，和冬燕眠于水下4、煮蛤蟆疗癌等妄诞的事。怀特一代人的工作，便是以细密而准确的手观察，取代早期作家的懵懂记载、无根的臆度和狂怪的传说。
这些自然、亲切、愉快的书札，所以有不衰的魅力，部分的原因在此。我们宛然处在动物学初生的日子，得见科学成型的过程。如怀特这样耐心而诚实的观察者，欧洲当时有很多，后来的居维叶（Cuvier）、欧文（Owen）和达尔文之庞大的上层体系，便以他们的观察为基础。但其中的多数，作为个人，则被遗忘了，因为他们未把自己的所获，亲笔书之于纸、付之于梓（刊布于学会会报的除外）。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不同，为求得真理之各层面的每一次抽丝，每一回剥茧，它都保存下来，并晶化之。我们同早期的生物学家一道，考求草木虫鱼鸟兽之本。我们看着他们比较、鉴别物种。我们发现他们在维护或对抗某些虽古旧、却无根的传统。我们得见他们对真理的热忱，对精确知识的火般的欲望，和抛弃某些心爱的寓言时的一时踌躇（以我们今天看，这些寓言简直太幼稚了，不值得这样的人用心）。因此，《塞耳彭自然史》所以吸引我们，在于它是一部历史的记录；科学在十八世纪后期摸索前行的每一步，都展现给了我们。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这一组信的趣味，今天多在于文学。当时的科学书留至今天的，这以外再无其他。那些书的内容、结论若真实，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便存身于现代著作里了，而书本身却如斯科波利（Scopoli）和林耐一样，早已故去。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科学是不断进步的，好的科学书，也很快会过时。今天的人，若真想得一点儿鸟与兽、植物与花朵、岩石与化石，或自然规律的知识，只怕没有谁梦想从十八世纪作家的书里，去寻找事实与论述。凡这些作家说过的重要的话，都被十九世纪作家采纳了，更订了，并列为通则，采入自己的书中。当我们回转身，去阅读上世纪分类科学的著作时，目的绝不为求教，仅是因为在科学史中，它们起着踏脚石的作用。
而怀特的书札，却可谓别调。我们读它，部分的原因固然同上，即当作生物思想发展的瞬间读，但尤为我们所重者，是它宛如图画，是它生动、逼真地描绘了往昔生活的某一时期。想透彻地理解《塞耳彭自然史》，就应该去一趟塞耳彭。在那里，你会见一所老房子，临村子的主街而立，安静，不张狂。就是在这里面，怀特做出了他不朽的观察，在平静中，写下了他不朽的信。
你站在房前，朝街的一面望，你确实会纳闷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位光棍汉牧师哪有充分的机会去观察鸟兽生活的隐私呢（而由他的信看，他确实这么做了）？但别急，现在的房主待你若礼貌，允许你进屋去，看一看花园，你就再也不吃惊了。迎着前窗的，固是一条空间紧凑的大街，布满了十八世纪的家居建筑；而你打开后窗看，则一片阔大的花园与草地，上面佳木成荫（有一些肯定是怀特亲手栽植的），一溜慢坡伸向了垂林。那位恬淡的奥利尔学院评议员，法灵顿的副牧师，当年可能就在这里，终日坐一只粗陋的椅子，观察那些不速而来的鸟兽。这一组信札，是已消失的生活之生动的画卷一种乡绅的生活，安静，富裕，多闲暇，主人文雅，兼有科学的趣味，在自家的领地中，悠然研究着自然，没有火车、电报、讨债人的打扰，不为家务事烦心，为解决一些鸟类学的细节，甘于花十年的光阴，所得的结论，倘有幸得博学的本南德先生或机敏的巴林顿先生的首肯，便欢喜不已。
那样的时代，如今已成往事。科学成了专门之学。业余者的园地，颇遭侵夺之苦，已变得很狭促。不济助以仪器、收藏、合作、图书馆与长期的专业训练，你休想取得新事实或新通则。但唯其如此，这描绘以往生活之逍遥、宁静的柔美的画卷，才更为我们喜爱。说实话，我每读怀特的书札，未尝不想起奥斯汀多布森（Austin Dobson）的几句诗，他用雅洁的笔触，勾勒了十八世纪绅士的典型：
他喜欢水车轮的吱吱叫，
他喜欢驻足歌唱的画眉，
他喜欢嗡嗡的蝇子
飞舞于他的桃树间；
他爱看落日的余晖
返照于爬满常春藤的果园的墙，
或歇一霎神，谛听远方的
榉树林的布谷声。
这肯定也是怀特的理想。我们还可以借用多布森先生的一句很贴切的话，对他做一句补充：他的名字叫闲暇。那时候的时间，还不是金钱，而是享受、修养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他正是怀着尊严和不枉度生命的感觉，这样花去他的时间的，而在我们狼奔豕突的现代生活里，这样的日子，已散如烟云。
所以依我看，这些信笔写来、娓娓可听的信，我们首先应当作一块文学的纪念碑来读。它们用入微的细笔，铭刻了一位业余博物学家每日的生活；那时候道术未裂，做牧师，做运动家，做乡绅或科学中人，还不像今天这样，是裂而为四的。我认为编辑怀特的书札，好是本着这一精神、这一观点。把这一件事，当作技术化的现代信息去处理，好使怀特的生物学赶上时代，这种事做不得。否则，这一卷书将不胜无用的注释之累，只能转移读者的心思，不专注原作者之时代、地点的核心与根本。怀特写这一组信时，林耐较简便的命名体系（比如统一用一个名词称某属，用一亚类名词称某种）还没有完全取代那笨拙的、带有描述语的老方法，故怀特说鸟和哺乳动物时，常采用雷（Ray）和早期博物家的冠名，它们由多个词组成，含糊而累赘。每遇到这样的地方，我没有一概附以现代科学的定名，因为它们何所指，往往还有疑义，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读这一卷书，必须以历史的精神，不能以严格的科学之精神。你必须身临其境，神游于怀特的时代。而另一方面，我也雅不欲确凿的谬误和被推翻的成说，因这一卷书而流传，更不愿它成为谬说的渊薮，故为年轻人和不谙此道的读者之便，我在脚注里，更正了那些可疑的或错误的说法与结论。凡怀特疑而未断、现代科学定于一是的观点，我只举结论，不述理由。凡怀特的推断被它明言反对者，我粗举它的观点。在绝无疑义之处，我才代以现代通行的新术语；此外，怀特对当地地质的粗陋的命名，我也取照现代地质学家的新名字，使归于统一。凡文字有明显错误的，我都做了更正；现代更通行的村名，我填入方括号里，文中则保持怀特的旧拼法；怀特使用的字眼，凡字形已过时或字义偏于地方的，我偶尔补充以现代的形式，或与其相当者。也就是说，我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限于经典的编订，不做不可为的事，即拎出它的每一条论断，拿现代知识的科学标准去衡量。凡我文中补充的话，都纳于方括号里，以免读者分不清哪是作者的，哪是编者的。我自己的注释，都标以ED这一缩写。未标的是作者的原注。5
但我说这些话，绝不是想贬损怀特之毕生著作的坚实而永久的科学价值。相反，在这一方面，它是仰之而弥高的。他的观察，大都细致而准确，我们所拥有的对不列颠动物，尤其是鸟类的观察，仍以它好。实地去观察沼泽、林地之野生物的人，就耐心、入情而论，可与怀特比肩者，只有寥寥几人，如沃尔德福勒（Warde Fowler）先生、赫德逊（Hudson）先生。不管谁读这一组信，莫不从每一页中，学到大量的事实，这是后来人的观察无以反驳或无以超越的。我在怀特的村里已住了数年，塞耳彭和沃尔墨林地，天天看在眼里；阳光下闪烁于我眼中的，是同一些水塘；佻于面前的，是同一些兽、鸟与昆虫。怀特对其行为与习性的记述，我不断地阅读；日子越久，我就越佩服他知识的深与广，他观察的准确，他心灵的诚实和他对英国自然之外部生活的烂熟。
由这一点看，怀特著作的价值，是普遍而永恒的。他的方法，甚至重于他的结果。他教人怎样观察，他以耐心、精细垂范，给我们演示调查自然的步骤。他的时代，是百事待举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则大事已粗了，至少欧洲如此。今天的少年或成人，倘欲了解家乡的鸟、鱼、昆虫或植物，他多半从买一本关于它们的书起步。当然，他也搜集标本，按书的指示，确定它是哪一种生物，而一旦他找出了每一标本所属的类别，则通常以读毕书里的话为限，于是这植物或动物的事，在他就大事已毕，可心满意足了。所以说，教科书的完善，阻碍了我们手的观察。书本的知识，将日益取代与自然直接的接触。但怀特却给我们提出了一套更好的方法。为亲自查明鸟兽的行为，他花去了漫长的岁月，他的记录使我们感到，不经目验，书的用途终归不大。在今天，去较生疏的地方旅游的人，还得像当年怀特在英国那样，观察它的动物与植物，但在欧洲，亲近书本，不亲近书本所描述的事物，则已成常事了。
但这并不是全部。怀特还有另一面，意义也更大。他代表了科学之哲学精神的黎明。从不小的程度说，他是莱尔、达尔文、斯宾塞与赫胥黎这一代思想巨人的先驱。
我常觉得，十六世纪的学人，是为后来的人文科学糟蹋了自己。为西塞罗时代的拉丁文和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文中的枝词碎义，他们聚讼一生，至于白首；如蚕丝牛毛的小学问，他们攒了许多，然不期于有用。但他们搜集的材料，却惠及吉本（Gibbon）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由此演化出了更高类型的学术，今人对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的观念，因它而更新。他们像脱砖工，盲目地脱坯子，而日后或有大建筑师来，按宏大的设计，垒起他们的砖，成一辉煌的厅堂。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十八世纪从事科学的人，是为本学科的未来，糟蹋了自己。他们搜集了大量事实，相互无联属，以现代的读者看，是沉闷、单调、缺少一以贯之的大原则的。为物种的性与状，他们讼争不休。他们精心编制分类的系统，属中有类，类下有目，武断，无尽休。他们的目力，可见结构的小处，不见功能的大节。他们做事，大都支离漫衍，不能约之于一，不见这背后闪着观念或理论的灵光。假如我们不知道历史中真有其事，或不看到即使在今天，一些小地方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仍在以同样的精神做事沉迷于关键物种的划分，发现蝴蝶翅膀的新斑点，以拿自己的姓氏，去命名常见的刺草或蠼螋的某种不足道的变种，作为人生的光荣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
在十八世纪的博物学家中，为更高概念的生物学启途开疆的，为数并不多，怀特则是其中的一个。在许多方面，他是达尔文和穆勒的先驱。他的书信萃出于当时的作品，是因调子和精神有哲学的色彩。他目光所及的生命现象，后人多援为线索，去研求自然内部的秘密。他留意小石鸻爱藏身于燧石田的石头中，可作为例子：这里安全；因为我们教区的燧石头，色灰而有斑点，和鸟羽一色，眼尖的人，若不与雏鸟四目相接，也会看不到它。这已经是保护性拟态的萌芽了。可称同调者，还有致本南德第十五书中关于食物影响毛色的说法6，致巴林顿第二十二书中关于雨燕习性的解释，等等，类似的话有许多，这是理性生物学之后阶段的预兆。至于蚯蚓在自然经济中所担的角色，他的说法更预示着未来，我们那位伟大的生物学家7的理论与实验，正是由它导夫先路的，在《查尔斯达尔文》这部小书里，我曾请读者注意这一点。现代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整座大厦，便建立于积微成著的理论上，而认识到它之重要的，早期的博物学家并不多，怀特则是其中的一人。作为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气象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在现代精神的每一方向上，他都是得风气之先者。他这方面的才能，确实不如他的同代人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但伊拉斯谟斯达尔文身后留下的伟大理论，却只能引起科学史家和哲学史家的巨大兴趣，普通读者并不关心。而吉尔伯特怀特所写的书，却将作为观察的典范，一个人、一个地方和一个时代的画像，被后代的读者阅读。
因为就本性说，怀特是可爱的。我们拿他当哥儿们看。我们能和他一道，仰在垂林的斜坡上（他辟于垂林的人行道，现在仍叫作巴斯淘），闲聊一聊不列颠的柳鹪鹩到底有几种，冬天的苍头燕雀为什么雌雄分飞，以及怎样拿一根柔韧的草茎，把田蟋蟀引出它的洞子。他的信娓娓如家常，使人感到亲切，如听面谈。读别的书，多不能使人神游于十八世纪，领略它的风貌与神采，即使鲍斯威尔（Boswell）的《约翰逊传》（Johnson），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像这位文雅、好奇、爱唠叨的乡村牧师，总于不意中现真形。我们看见他骑一匹矮脚马，穿经延为一线的雄奇的山冈，即苏塞克斯冈；我们听见他说起斯诺顿和普林里蒙的高险，惊得大气不敢出；我们莞尔一笑于他的天真，竟称西班牙是偏远、几不为人知的王国；每提到欧洲之外的国家，甚至欧洲的偏远地区，他的地理知识就露怯，惹我们发笑。但这幅画的魅力，却从不曾衰减。这书所以耐读，正因为这些已过时的思想是怪而有趣的。谢谢您讲给我听克莱西府的事；说来遗憾，记得1746年的6月，我在斯伯丁做客整整一个礼拜，这么种稀罕的物件就在手边上，却谁也没告诉我。当时，莫雷（Murray）和比代克（Baedeker）8的旅行指南尚不为人知，今天我们可以说：我这就去林肯郡瞧一瞧。但林肯郡当时之于怀特的远近，就好比莫斯科或摩洛哥之于现代的调查员。论价值，这一幅描绘闲寂的乡村生活的从容画卷，是胜过二流科学一千倍不止的。
怀特时代的思想家为自己立的目标，我们要念念在心。在我们的时代，推进科学的愿望，就整体上说，已成一尊愚蠢的偶像了。几乎所有的科学教育，都以它为依归；它努力造就的，不是完整而博通的男人和女人，而是发明家、发现者、新化合物的制造者和绿蚜虫的调查员（调查影响玫瑰的绿蚜虫的组织中，有哪些微小的新特性）。就其本身来说，这些都很好，但恕我直言，这并不是科学教育的目标，甚至不是主要的目标。这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科学的推进手，却需要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当身边遇到类似的事时，能断其轻重，并轻者轻之，重者重之。在这方面，我所知的有教益的事，莫过于读毕《塞耳彭自然史》后，去打开《塞耳彭古物古事记》了，你会看到怀特那博泛的兴趣，与今天科学中人的守家门、拘一曲，是有多大的不同。说实话，能推进科学于万一的，天下并没有几人；假装推进科学，去蒙一点儿小小的浮名，这样的愿望，根子就在我们现行的学究教育中。但爱自然，观察自然，是人人都能的。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能从怀特的身上取得教益。我们的目标，应是把自己塑造为立体的人，使自己有圆满、协和、博大的人性。我们都不愿作扁平人。而怀特的方法与榜样，对预防流行于现代生活的扁平症，则有莫大的价值。请以怀特的率真、无成见的眼神，去直接观察自然吧，问她问题，让她自己回答，不要拿仓促的答案强加于她；这时，不管你是否推进了科学，你至少会使得人类中，多了一名真心爱美、爱真理的老实人，从而推进我们普遍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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