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剑桥学派三剑客”之一的邓恩的成名作，也是奠定作者本人以及剑桥学派学术地位的经典之作。 全书对洛克的思想进行了几近“考古式的发掘”，作者强调洛克所处时代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存在种种差异，并尝试通过分析其政治思想背后的宗教观念论证这一点。 正是洛克的加尔文宗出身与其神学语言使得其思想在今人看来似乎存在种种龃龉，以此邓恩批判了分别以施特劳斯与麦克弗森为代表的两种解读倾向，反驳了将洛克视为现代自由主义开创者这一时代误置的看法，开启了洛克研究的宗教转向，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成为了情境主义、历史视角的典范。

★ 作者约翰·邓恩是“剑桥学派三剑客”之一。 ★ 《洛克的政治思想》是邓恩的成名作，也是奠定作者本人以及剑桥学派学术地位的经典之作。 ★ 本书对洛克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考古式发掘”。 ★ 正文前有中译本说明，书末附四篇书评，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深入地理解本书。

中译本说明 按照斯金纳的说法，剑桥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之所以能够成为“更重视用历史方法来研究道德和政治思想史的重要中心”（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73），是因为当时的剑桥有一批学者在以相似的方法从事研究。这种方法，如果用斯金纳概括的波考克的观点来说就是，“政治理论史并非仅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更宽广地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并不断变化着的政治语言（话语）”（《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页74）。在这样一批为剑桥学派的形成作出贡献的学者当中，有两位以洛克研究驰名学界，一个是汇校了至今仍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政府论》版本并为之撰写长篇导论（1960年首版）的拉斯莱特，另一位就是以其《洛克的政治思想：对〈政府论〉的一种历史解释》（1969年首版）跻身学界、后来更以其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撰述影响广大的邓恩。可能是因为拉斯莱特的洛克研究过度使用了纯史学的考据方法而致他的研究不大容易激起读者的兴味，更可能是由于拉斯莱特在从事洛克的《政府论》研究时，并未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纯史学考据方法具有更加重大的理论意义，因此他并不能算是剑桥学派的突出代表人物。这个身位，由撰写《洛克的政治思想》的邓恩占据了——邓恩成了剑桥学派三剑客之一。 按说，邓恩在三剑客之中声名之大不如波考克和斯金纳，但是，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这个位置应给予邓恩，个中原因可能在于，邓恩早在1969年便以用历史方法深入探究洛克政治思想成了名，且比拉斯莱特具有远为明确的方法和学派意识——尽管按照波考克的说法，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研究取向是由拉斯莱特首开其端的。斯金纳说，邓恩在出版《洛克的政治思想》的前一年即1968年就“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捍卫史学方法的作品”，即《思想史的特性》（The Identit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Philosophy，April，1968，pp. 85—104）一文，邓恩关于洛克政治思想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只不过是这种方法的应用而已——尽管这种应用使得这部著作已经成为20世纪洛克研究中的经典之作（《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页73,注1）。 在我看来，邓恩能以较波考克和斯金纳远逊的声名而荣列剑桥学派三剑客，更多可能是因为他后来坚持不懈从事的关于民主和自由的研究进一步凸显了剑桥学派的根本宗旨——不断追述和重构民主的历史，以“让人民获得自由”（邓恩有名著《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尹钛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名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行世）。 邓恩在此书一开始就指出，他“对洛克《政府论》观点的解释是‘历史’解释——这一断言意味着其水平高低取决于是否能够充分辨识洛克的本意”（邓恩，《洛克的政治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英文版页码ix，即中译本［］内所标页码，下同）。邓恩还进一步解释他自己的这种“历史性的”阐释方法，“说是‘历史性的’，其含义是指对洛克所谈内容的阐释，而非对他用某种隐匿的笔墨写就（也许是无意识中写就）的学说的阐释”（《洛克的政治思想》，页ix）。邓恩所说的对洛克“用某种隐匿的笔墨写就的学说的阐释”，显然就是指施特劳斯对洛克的阐释。在邓恩看来，施特劳斯这种发掘洛克作品微言大义的做法，太不尊重实际的“历史”因而不具可信度，只有“历史性的”阐释才可辨识洛克的本意。据此，不仅施特劳斯的洛克阐释，而且辉格式的和马克思主义式的洛克阐释，也都因为不尊重真实的“历史”而只不过是“机械论的迷信”，不足为信（《洛克的政治思想》，页5）。 在本书中，邓恩借助“历史性的”阐释方法，企图对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作出综合性的解读。“我试图从头至尾理解洛克的种种论点的逻辑融贯性”，“本书所要达到的大致目标是对洛克在《政府论》中所坚持的论点作出比已有解释更加融贯、更具历史精确性的阐述，并且更有条理地阐述他为什么会希望坚持这种观点”（《洛克的政治思想》，页xi—xii）。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方法与“综合性”解读洛克政治思想的抱负，邓恩发现了一条似乎能够贯穿洛克思想生涯的隐秘主线——基督教神学或更准确地说是洛克的加尔文宗家庭和个人信仰。邓恩认为，神学前提对于洛克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从洛克最早的政治学论述中（即《政府二论》中）就可以看到：“现存洛克政治学论述中的这一最早著作，从一个神学公理中推导出了一项规范性结论。该公理即是：存在一位仁慈的上帝，他能够为人们提供充分的规则体系，来指导他们一生的行为”（《洛克的政治思想》，页11）。在从头至尾思考洛克的著述时，邓恩说道，在洛克的一生中，除了政治思考外，“努力确定上帝启示在人类历史经验秩序中的位置，是洛克一生之中的两项主要学术工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理解论》的大部分内容、《基督教的合理性》的全部内容，以及对保罗书信所作的解释性注疏，都是上述工作的组成部分”（《洛克的政治思想》，页68，注2）。邓恩觉得，洛克的这后一项学术工作，也完全为洛克的政治思考奠定了根基，洛克关于自然法、关于正当政体、关于宗教宽容、关于财产权、关于抵抗权等政治问题的思考，莫不与他的神学思考甚至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由此，我们甚至首先将洛克视为神学家或宗教家似乎也未尝不可。邓恩颇为自负地认为，“我的阐述中最重要的新颖之处可能就是，本书从头至尾一直都在强调洛克的宗教思虑的理论中心地位”（《洛克的政治思想》，页xii），“事实上，本书通篇所论述的中心观点之一就是，洛克的论述中有极高比例的论点都需要内在地结合一系列神学信仰（theological commitments）才能理解，要理解这些论点的合理性就更是如此”（《洛克的政治思想》，页xi）。 邓恩的历史阐释法，难道解读出来的是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神学和宗教思考割不断的紧密关系？果真如此的话，难道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要以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神学信仰作为前提了？还是说，邓恩想要为当今世俗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填进去点什么可能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有可能填进去吗？让一种来世的和超性的宗教追求与一种今生的和人性的世俗追求握手言和？怎么可能？！我百思不得其解……邓恩在本书最后说，“那幅（洛克）最后的肖像上的憔悴双眼，记下了他努力从这个难以驯服的世界中榨取安逸和幸福的持久失败的凶兆”（《洛克的政治思想》，页257），当他这样说时，难道是说洛克自己感觉其一生以宗教信仰来支撑其自由主义政治论述的努力完全失败了？还是说邓恩也“历史地”认识到洛克的这种不幸也是如今我们这些处于洛克为之开辟的自由之中的人类的不幸？洛克政治思想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洛克自己天生热爱“心智活动”，如果按照邓恩的理解，洛克甚至也有意无意地更加热爱宗教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何以会教人看重个人的生命、权利、健康，而且热衷于论证诸如金钱、土地、房屋、家财等私有物的所有权？”（刘小枫，《以美为鉴》，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页272）邓恩通过历史的方法挖掘出来的洛克政治思想的本意，恐怕在这个大问题面前就大成问题了。 但是，邓恩这个大成问题的思考方法及其产生的结论，倒也可以大大启发我们通过思考洛克的政治思想来进一步思考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种种预设和最终目的。邓恩说，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唯一让他有兴趣与当代政治理论联系起来思考的论点，“就是《宽容书简》（Letters on Toleration）所论述的主题”（《洛克的政治思想》，页x）。我认为，这倒是邓恩的一个不俗的洞见。宗教宽容也算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了，但是，不知道邓恩有没有想到，洛克的宗教宽容论述，恰恰是以（也必须是以）漠视甚至抛弃唯一的绝对信仰真理作为前提条件的，这难道不与邓恩发现的洛克政治思想的神学信仰基础正相对立？在现代洛克式的自由世界中，人人都应宽容别人的宗教信仰，推而广之，人人也都应该宽容别人的不一定是宗教性的信念或意见，所谓多元于是焉而生。然而，既是多元了，邓恩发现的洛克心中的那唯一的绝对信仰真理，可还有容身之地？想到这里我似乎恍恍惚惚感觉到，洛克的忧虑、洛克的憔悴，或正来源于此？——“让人民自由”吧，我将始终处于煎熬之中。可是，“我”在自由多元的人民之中，如何可能冥想并坚守独一的真理？除非“我”一开始就是想要与人民一同自由，而且我还是先知先觉了自由，不如此则为何、何以启迪人民？只不过，这样一个洛克，却又是不应忧虑、不应憔悴了……至少，邓恩成功地将我带入了这种艰难的思考之中，让我看到发掘洛克政治思想的本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邓恩认为自己“证明了麦克弗森、施特劳斯和波林等教授们近期（20世纪60年代前后）对洛克政治思想所作的强有力的解释，导致了一种将历史过分简单化的结果”（《洛克的政治思想》，页xi，注1）。但是，纯然依靠历史的方法，邓恩仍然感觉到了洛克原文中的论点具有很多不融贯的地方，他无法“历史地”解释这样的不融贯性，“在我看来洛克在这些地方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内在地不具条理性和融贯性的”（《洛克的政治思想》，页xi，注2）。我想，就此而言，或许洛克的论述真有微言大义在焉。像邓恩这样来解读洛克的政治思想，即仅把洛克的政治思想解读为历史时代和洛克加尔文宗家庭信仰（其实仍是偶然的历史背景）的产物，难免就要丧失洛克更高的“超时代”追求之本意了。洛克所论政府的目的仅是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就像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认为的那样，不颠覆一切古代政治的德性目标，这种大业岂能成功？！ “天意自古高难问”，洛克政治思想之意，若没有“超时代”的亘古心胸，恐怕也不易看出个究竟来。 读过邓恩英语论著的人都能知道，其文句之冗长艰涩，非同寻常。若非保庆兄英文功底深厚，一心坚忍，若非我们二人时时互相鼓励，此书恐怕断难译出。保庆兄译了前言和第一、二、三部分（1—14章），本人译了第四、五两个部分（15—19章）和参考文献说明，翻译过程中我向保庆兄所学良多，我们互相切磋的过程亦苦亦乐。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内容，把握邓恩撰写此书的方法和意图，我们找了四篇书评，由李素淳和李珣两位同学译成中文附后。邓恩书中所引拉丁、法语、意大利语等文字，幸有吴天岳、谭立铸、孙怀亮等同道帮忙译出。堪称浩繁的参考文献和索引，由冯健骥同学录入。对于诸位同仁的辛劳，编译者在此谨致谢忱！ 赵雪纲 2022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