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心理学家弗洛姆的思想的综合性述评之作, 由国内一流心理学学者执笔。本书抓住弗洛姆思想的精髓--人本主义, 将其观点掰开了、揉碎了一一讲解, 条分缕析, 深入浅出, 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对想要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或弗洛姆的思想的读者来说, 本书提供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全景式导览。

1.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心理自助读本。书中的论述新鲜而充满活力，就像弗洛姆的思想一样，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无论是有心理学基础的高校学生，还是对心理学、弗洛姆的思想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可以轻松走进。


2.心理学研究者及爱好者可以将这本书作为系统了解弗洛姆思想的通识课本。弗洛姆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这本书对弗洛姆思想的发展脉络做了全面清晰的梳理，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虽是一部综合性述评之作，但语言晓畅易懂，理论基础扎实，对想要了解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或弗洛姆的思想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全景式导览。


3.弗洛姆学说的核心是：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由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他深邃的洞察力和热情洋溢的文风，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的著作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在中国也拥有众多读者。弗洛姆对现代人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研究，仍然启迪着今天的我们。


4.这本书在2001年版的基础上作者做了全面修订，纳入生活书店的“心理学名家述评”系列。


这本书曾先后于2000年和2001年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简体版（被纳入20世纪西方心理学大师述评丛书），在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繁体版。丛书2001年曾获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二等奖。一经出版，迅速成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案头必备。

代序：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郭永玉


我们生活在启蒙的时代, 但不是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康德, 1784/2014; 盖伊, 1995/2019, p.31)


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是20世纪的学者, 他始终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那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由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深邃的洞察力和热情洋溢的文风, 所以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的著作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 在中国也拥有众多读者。因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弗洛姆都是一位知名度相当高、而且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相当大的人物。弗洛姆的思想背景十分庞杂, 他千方百计地把不同的思想捏在一起, 对它们进行创造性加工, 形成一种新思想。对其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这两种学说好像互不相干, 但弗洛姆从中提炼出一些核心的元素, 它们其实是欧洲文化的基本材料(弗洛姆, 1986/1987, 王建朗, 胡晓春译, p.153, 171)：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 二者都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武器和原则, 救世主义则是目的和归宿。它们又源自犹太―基督教和启蒙运动(郭永玉, 1993)。弗洛姆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 都受到近代德国及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巨大差异。弗洛姆用这些基本材料并借助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进行创造性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种学说所持的价值理想就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 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用这种理想的标准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 并探索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个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 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正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邓晓芒, 2003)。为什么到了20世纪, 弗洛姆还要重拾旧业？这是因为启蒙运动过去了, 但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启蒙的本意和目标, 也就是人的潜能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是永无止境的。况且, 20世纪的人类世界偏离启蒙理想的事件和现象太多、危机太深重、教训太深刻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我们重温弗洛姆的思想, 不仅没有感到过时, 有时反而更强烈地感到其现实针对性。以下论述是作为20世纪启蒙学者的弗洛姆的理论对于21世纪仍然重要的几个主题。


1 现代人的不安全感


弗洛姆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就是说无论个体成长还是社会发展, 总趋势都是个人独立性和力量感的增强。但这一过程还包含另一面, 就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 因而越来越孤独。为了克服孤独, 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 离开束缚走向自由; 另一种是回到子宫, 回到自然, 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 (Fromm, 1955, p.33; 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译, p.25)。前行还是退行, 要自由还是要安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悖论(弗洛姆, 1947/1988, 孙依依译, p.57)。人在精神上始终被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和力量折磨着。


弗洛姆认为, 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 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 竞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 却给人带来安全感。其实, 这里所说的“个人”, 是从现在的眼光看的。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 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 (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63)。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到了现代社会, 人类逐步征服了大自然, 人在统治自然的能力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 这一世界矗立在大自然之上, 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厂、发明了汽车以及各种工业品。但是这些人所制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的意志控制, 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159)。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 弗洛姆认为, 传统社会那种坦率的、富于人情味的关系越来越少见, 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利用和相互操纵。市场规律也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很显然, 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然建立在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漠视或敌对的基础上, 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冷漠和敌对, 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他们彼此间互相利用。商人和顾客的关系也不例外, 在商人眼里, 顾客只是被操纵的对象, 商人只关心赚钱, 对于顾客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不仅在经济活动中, 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 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都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161)。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 商人、医生和职员则出卖“人格”。就是说要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常说“人才市场”)上取得成功, 自己就必须具备一些人格特征, 如精力充沛、有能力、有创新精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等等。像其他商品一样, 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格特征的价值。假如某人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不被市场所接受, 那他就会一无所有。如同一件卖不出去的商品, 虽然有使用价值, 但没有交换价值, 分文不值(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译, pp.143–144)。


20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上述趋势愈演愈烈, 同时发展出新的特征。弗洛姆也将其笔墨更多地放在其同时代。此时, 传统的束缚越来越少了, 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但他取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因为资本高度集中, 社会的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本, 他们操纵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命运。广大的中产阶级成员受到威力无穷的垄断资本的威胁, 在庞大的垄断巨人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白领工人的人数随着企业的大型化而不断增加, 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也有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成功的机会, 但他从事的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他只是企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这台机器迫使他跟着运转, 但他不能控制这台机器。大型企业那威力无穷的力量也使工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的现代化大企业中, 工人们很可能从未见过老板, 即使他知道老板是谁, 老板也不大可能认识他。老板在他的心目中只具有抽象的特性, 只是一个间接与他发生联系的无形权力。在这种无形的权力面前, 一个工人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现代人的无足轻重之感与作为一名顾客的感受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一名顾客到现代化的商场去买东西, “他会被气派十足的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弄得晕头转向, 面对着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 一种自我渺小感油然而生。他区区一人, 对偌大的百货商场而言太微不足道了” (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p. 166–171)。


2 现代人应对不安全处境的心理策略


因此资本主义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 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 但人的孤独无助、渺小无能、不安全、无意义等消极情感也增强了。人在这种矛盾处境中会有哪些心理与行为反应？这个问题是弗洛姆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弗洛姆曾经深入分析了现代人试图通过信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策略来缓解甚至消除上述消极情感, 这些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到今天甚至愈演愈烈, 这让我们深感弗洛姆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对弗洛姆心理学中的有关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这些研究一方面受到弗洛姆的理论启发, 另一方面为弗洛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2.1 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心理学中, 它是指一种性格或人格, 体现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威权主义性格的主要特征反映在个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仰慕权威, 愿意屈从于权威; 另一方面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 迫使他人屈从于自己。权威(authority)是指某种人与人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一个人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本质在于权力(power)。只要手握权力(无论这权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组织), 就会自动地引起别人的爱慕、倾倒, 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受到别人的轻视。威权主义性格既崇尚权力, 又蔑视权威, 既屈从, 又反抗, 二者似乎相反, 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p. 223–224, 228)。屈从和反抗都是为了争夺权力, 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屈从和反抗一样, 都出于对权力的依赖、崇拜和追求。


威权主义性格的矛盾性可以用心理病理学的施虐和受虐概念来加以揭示。受虐倾向的人深感自卑、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188), 通过使自己屈从于某种强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外在势力(教会、家族、国家、组织等), 并使自己成为这个势力的一部分, 以克服自我的弱小和孤单以及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带来的不安全感。因而对具有威权主义性格的人来说, 服从是最高的天职。在强调威权主义文化的社会里, 往往有现成的“理论”来为这种性格倾向做出“合理的”解释, 如宗教(政党)领袖、帝王往往被视为正义、理想、天意或民族精神的化身。施虐是与受虐相对立的倾向, 它有三种类型(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191)：一是强迫他人依赖自己, 把他人当工具使用; 二是不只是统治他人, 而且还榨取别人的物质、情感和智慧; 三是看到他人痛苦就幸灾乐祸,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受虐与施虐虽是对立的两极, 但这两种倾向往往不可分割, 因为二者有共同的根源, 即个人的渺小、孤独和不安全感; 还有共同的基础, 即相互依赖, 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现象叫做“共生(symbiosis)”, 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与外在的任何其它力量)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双方都使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 一方离开了另一方就不能独立存在。所不同的是受虐者通过受压迫来获得安全, 施虐者则通过压迫别人来寻求安全(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209)。由于施虐与受虐具有共同的根源和基础,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两种倾向往往可以存在于同一人身上。集这两种倾向于一身的人见到强者就退缩, 见到弱者就欺负; 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 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逞强(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译, p.228)。世界是由有权者和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者这种对立的两极所构成的。人要么统治他人, 要么被他人统治, 别无他择。弗洛姆就 是通过“施虐—受虐性格(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 (Fromm, 1941, p.164)来揭示威权主义性格的心理病理机制的。这种病理机制的实质是个体独立性的发展受到压制, 并使人的未成年状态的依附关系不仅不能得到克服, 反而得到鼓励。


后来的研究者受到这些理论观点的启发, 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如对于威胁与威权主义, 弗洛姆(Fromm, 1941)曾提出经典假设, 即在威胁的情况下, 以威权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Manzi等人(2017)的研究从这一假设出发, 整合了先前的研究者对该假设的研究证据, 进而考察了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他们在研究中首先测量了参与者的家长自主支持水平, 接着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对参与者感知到的社会威胁进行操纵, 并进行了操纵检验, 最后测量了参与者的威权主义。结果发现, 对于报告了较低水平的父母对自身自主性支持的参与者, 当他们感知到较高水平的社会威胁时, 会倾向于使用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 即倾向于支持权威、维护权威, 而报告了较高水平家长自主支持的参与者往往不会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社会威胁。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弗洛姆(Fromm, 1941)的观点：以威权化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


从世界历史的潮流看, 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它不是现代的, 更像是传统社会的遗毒。但它一直没有从世界上消失, 有时还成为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弗洛姆担忧并离开德国的原因, 也是促使他写作《逃避自由》(1941)的动力。沿着弗洛姆学术思想启发的方向, 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验证了弗洛姆理论的前瞻性。弗洛姆(Fromm, 1936)曾提出, 权威是一种假性安全, 可以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发挥缓冲作用。Decker等人(2013)的研究以此为出发点, 结合社会科学质化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 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德国社会中潜在的用以抵御繁荣消失后的威权主义倾向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 在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期, 经济繁荣对社会产生的凝聚作用丧失, 右翼极端主义态度在社会中凸显。又比如弗洛姆(Fromm, 1941)曾将右翼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心理—政治机制, 人们可以借助它来弥补对周围环境失去的个人控制, 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Manzi等人(2015)在此基础上, 于意大利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验证此观点, 他们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操纵参与者的社会威胁感知, 而后测量他们的控制感和威权主义。结果发现, 遭遇了外部安全威胁的人体验到更低的控制感, 继而促使他们去信奉权威、崇拜权力。这一研究再次验证了弗洛姆(Fromm, 1941)关于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观点, 同时也发展了这一观点, 证明了控制感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以及生活意义感的调节作用。更大规模样本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支持, Roccato等人(2014)利用38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在欧洲的一些高犯罪率的国家(即处于高安全威胁环境中), 人们的威权主义倾向会更可能引发其威权行为(如种族、政治与道德上的不宽容)。Miller (2017)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简称WVS)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伴随社会威胁出现的, 是民众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 经济发展状况糟糕(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国家的公民更有可能明确地反对民主政治体制, 并且更有可能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和政治强人。弗洛姆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要真正从文化心理上实现启蒙的理想, 其过程是多么艰难。因为人性中前行与退行两种力量永远是并存的, 个体化的两面性也是与人的存在并存的。


2.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从心理学来看, 它是对本民族的认同, 虽包含认知, 但更基于情感。情感是比认知更深层、更原始的部分。因此它往往与母亲、家庭、家乡、氏族、种族、国家、教会等有密切的联系, 起源于对血缘和土地的依恋以及与此相关的童年经验。


从弗洛姆心理学的视角理解民族主义, 就要从人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入手。除了生理需要, 人的基本需要都起源于人的处境, 特别是个体化的困境, 也就是一方面走向自由和独立, 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和微不足道。在这种自由与不安全并存的处境下, 人有5种基本需要：植根的需要、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途径或方式。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母爱、人之爱、创造、自我认同和理性定向, 不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Fromm, 1955, pp.35–66; 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译, pp.26–64)。在具体的人身上, 决定一个人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取决于哪一面占优势。那些不健康的特征更多地与民族主义相联系。


植根(roo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的成长意味着与母亲和自然的分离, 同时又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回归大自然的需要。正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就要离开母亲, 但同时又深深地依恋母亲。母亲象征着自然、大地、温暖。这种与母亲的血缘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往往被延伸到家庭、氏族、民族、国家以及教会, 个人依靠这些组织, 感到它们是自己生存的根基。健全的人渴望母爱又不为这种依恋所束缚。如果过于依恋母亲形象, 受血缘、自然和土地的束缚, 独立性和力量感得不到充分发展, 就陷入了乱伦的精神病态, 强烈地依赖母亲形象, 这种依赖往往表现为融合了种族或民族偶像崇拜的国家崇拜, 即排斥、敌视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译, p. 57)。


关联(rela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为了克服孤独, 就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人之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他人、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健康情感。建立爱的关系意味着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又与他人结为一体, 这是一种与他人共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个人更坚强更幸福的状态。如果没有建立起爱的关系, 似乎还停留在婴儿状态, 总是像婴儿一样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 以自己为中心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而不是将他人视为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的独立的人, 这就是自恋(narcissism)。所谓“巨婴”就是这种状态, 永远只知道自己的需要, 他人和整个世界都是准备好随时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 永远不能从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自恋是与爱相对立的另一种与他人关联的方式。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 自恋也是一种心理发展固着或停滞的表现, 停留或退回到婴儿时代是获得安全感同时避免长大避免独立承担责任的途径。它与乱伦一样也是人性中的一种原始的力量, 而要发展起人之爱则需要成长的努力。几乎每个人都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自恋, 在不太严重的限度内是正常的。但严重的自恋可能导致自我毁灭, 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一样。如果个体自恋转变为对部落、民族、国家、宗教等的集体自恋, 将自恋的能量用于这些群体的利益上, 就既满足了个体自恋, 又避免了被孤立的危险。当一个人说“我”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 别人都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时, 他是令人生厌的。但他把“我”换成“我的国家(或民族、人民、宗教和政治团体)”, 并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时, 他就会受到拥护(弗洛姆, 1964/1988, 都本伟, 赵桂琴译, p.69)。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 往往就这样成了一个领袖, 但这一结果仅仅对其个人有利, 并不会对群体内其他成员有益。后来的研究者直接引用了弗洛姆关于集体自恋的论述(Fromm, 1973, 1980), 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 发现集体自恋对于内外群体均会产生消极后果。如Cichocka和Cislak (2020)引用了弗洛姆(Fromm, 1973)关于集体自恋的观点, 即集体自恋是创造一种理想化的群体, 旨在弥补个人的缺点。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群际关系、内群体关系三方面, 研究者例举大量实证研究阐述了集体自恋的消极影响。在政治方面, 集体自恋与对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支持有关(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Marchlewska et al., 2018), 集体自恋者甚至愿意支持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伤害他们内部团体的政策; 在群际关系方面, 集体自恋与外群体威胁的夸大感知, 以及对此做出敌对反应的倾向有关(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3), 这可能导致个体对威胁的敏感性增加, 从而可以解释对外群体阴谋论的信奉(Cichocka et al., 2016; Golec de Zavala & Federico, 2018); 在内群体关系方面, 集体自恋者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积极形象(Whitehouse, 2018), 他们往往会高估内群体成员的英雄事迹以及内群体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贡献(Putnam et al., 2018)。该文通过回顾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证明源于弗洛姆的集体自恋在理解当前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中的启发作用, 即集体自恋是补偿性的, 既不服务于外群体成员, 也不服务于内群体成员。相反, 集体通过提供一种基于群体的自我提高策略来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Cichocka & Cislak, 2020)。

郭永玉，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所所长。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优秀教师等奖励。


学术领域：心理健康，心理咨询与治疗，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一| 作为大学教授和心理医生的弗洛姆


1 生命历程 2


2 时代背景 17


3 思想渊源 25


4 弗洛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


学派的集大成者 36


5 弗洛姆心理学的


现代人主题 43


二| 两难处境中的现代人


1 人的处境 60


2 现代人的处境 72


三| 克服孤独的需要和情感


1 人的需要 116


2 人的情感 135


3 爱 138


四| 扭曲的人性：现代人的性格


1 关于性格 170


2 同化过程中的性格倾向 175


3 社会化过程中的性格倾向 202


4 退化综合征与成长综合征 227


5 两种价值取向：占有与存在 254


6 社会性格与现代人的病态性格 275


五| 人的性格：案例研究


1 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性格分析 280


2 对弗洛伊德的悲剧性格的分析 305


3 马克思：一个真正的人 326


4 墨西哥一个小村落的人的性格 330


六| 备受压抑的现代人


1 社会潜意识 334


2 从性压抑到对真实自我的压抑 342


3 象征：被现代人遗忘的语言 348


4 现代人的梦 354


5 梦的案例分析 367


七| 现代人的出路


1 心理健康的标准 396


2 社会历史的运动轨迹 399


3 健全社会的蓝图 401


4 经济改革 405


5 真正的民主 413


6 人本主义伦理学 416


7 人本主义宗教 428


8 共享：复兴仪式和集体艺术 446


9 教育改革 448


八| 弗洛姆心理学略评


1 贡献 452


2 所引起的批评 460


3 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启示 468


参考文献 471


修订版后记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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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洛姆心理学的现代人主题


弗洛姆一生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现代工业化商品经济社会里人的处境和心态问题来展开的，他关心的不是少数心理疾病患者或自我实现者，而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困境以及人生幸福的实现途径问题。从其所提出的新的范畴来看，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是其心理学说的两个基本范畴，它们都是为了解决他所关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弗洛姆心理学的逻辑顺序是：从人的处境出发，探讨了人的基本需要和情感，进而提出了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两个新的范畴，并批判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性格和潜意识，最后提出了一套社会历史观和社会改革方案。当然逻辑顺序不是时间顺序，如社会历史观和社会改革的设想显然不是（在时间上）最后形成的，对现代人的关切也非始于提出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这两个范畴之后。


为了对弗洛姆心理学的现代人主题形成一个初步而又生动的印象，我们先引用弗洛姆晚年与电台、报刊记者的几次谈话的片段，弗洛姆在这些谈话中所涉及的问题正是他一生关切和探索的问题。在本书后面的各章节中，我们还会详细介绍弗洛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弗洛姆去世前，与联邦德国一家刊物《星星》杂志编辑部进行了一次谈话，以下是这次谈话的片段（赵鑫珊译，1981）。


编辑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设法摆脱工业社会，尤其是青年。许多人在吸毒，有的则加入了苦修行者的教派，另外一些人为了寻找宗教指导，不远万里，前往印度。请问，造成这种逃避现实运动的原因究竟何在？


弗洛姆：也许我可以加上一句：还有很多人之所以没有脱身，那只是因为救生船不够。脱身的人越来越多，为的是去探讨一个严肃的问题。


编辑部：大船要沉没，人们纷纷登上救生船。我们工业社会这条大船会沉没吗？


弗洛姆：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乐趣和爱。我本人确信，人缺少乐趣、缺少爱是无法活下去的。……由于人缺少乐趣、缺少爱，人的生气竟会锐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这就是促使许许多多人走向坟墓的根源。


编辑部：您是指自杀吗？


弗洛姆：不，我主要指的是慢性病、萎靡不振和老年人缺乏活力，以及青年人缺乏一种朝气——到处都难见到这种朝气，这实在是一种心死啊。


编辑部：您曾经把这种心死称为“时代的疾病”，那么病源究竟何在呢？弗洛姆：我以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生活再也没有诱惑力、没有希望了。倘若生活一旦失去了人所追求、人所渴望，以及人所梦寐以求的那种希望，那么促使人去奋斗、去起早贪黑地干，以及为希望而活下去的动力就要全部告吹。对某种伟大的、美的和重要的东西的憧憬一旦告吹，人的生气就会像扎了一个窟窿的气球，再也打不起精神继续活下去。


编辑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以满足物质需要为其主要目的的工业社会，是造成人的生气锐减的祸根。


弗洛姆：是这样，我觉得一点儿也不错；而且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主要是中产阶级——它饱食终日，养尊处优，像圈在牲口厩里的一群乳牛，尽管厩内是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但是却感到极度的无聊，无聊得几乎不想再活下去；因为人所追求、所渴慕，并使人的内心世界欣欣向荣的那种东西已荡然无存了。


编辑部：在过去，每当一种文明到了盛极难继的时候，它往往就要求助于战争。谢天谢地，今天要发动一场战争是会遇到不少障碍的。


弗洛姆：我想也不见得吧。


编辑部：现在普遍都蔓延着一种恐惧感。民意测验表明，联邦德国大多数居民担心80年代的局势会恶化。


弗洛姆：的确如此，我们是深怀恐惧之感的。这种恐惧恰如无聊一样，是对世界、对人、对大自然和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一种厌弃感。面对着这种恐惧，我们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加深我们的恐惧感。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原子武器；我们所过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令我们越来越感到恐惧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还在与日俱增，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


编辑部：您能对此做些解释吗？


弗洛姆：我们的消费和市场经济是建筑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人们可以买到幸福，可以买到一切。如果人付不起钱去买下某种东西，那么他就会感到不幸福。然而幸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幸福只能来自自己的努力，来自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幸福绝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幸福是世上“”东西……最有钱的人不见得就是最幸福的人。


编辑部：弗洛姆教授，很久以来您和别的一些人早就对工业社会会出现自我崩溃的趋势提出过警告。您是否经常感受到，您这是在荒漠之中孑然一身地大声疾呼、孤雁独鸣呢？


弗洛姆：不，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经常感觉到的，倒是人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仍然是那种追求生命、憧憬未来的意志。不过人总是缺乏勇气去表达这种意志罢了，因为他们感到很孤独，而且又无法去打破这种孤寂的局面，这实在是很悲惨的。但是我相信，这种意志看来颇有渐渐变强、占得上风的趋势。


编辑部：您还说过有必要去进行一次精神的复兴。为此我们是不是要提出一套新的道德主张呢？


弗洛姆：是的，这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不过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制定出一套新的道德准则。我想，这只有等到有朝一日，当大多数人觉得再也不能按老样子混下去，再也不能自欺欺人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对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是颇感不快的，就是孩子们也表示出了不满。


编辑部：您是否相信，也许通过一场原子战争，一套不威胁生命的新道德主张和一种新的意识才会产生出来呢？或者反过来说，为了让一种新的意识产生出来，经受这样一种危机是否就是避免不了的呢？


弗洛姆：不，这肯定是不对的。一场原子战争无疑会使人类倒退到原始荒野时代，会使人不成其为人。人类是否能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决不能寄希望于临渴掘井的办法，而是要立足于现在……希望是有的，出路就在于人要认清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人的苦难是由于缺少爱所引起的。从苦难中，将会滋长出对爱的新的强烈的冲动，而这就是对生命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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