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前沿问题研究_吴笛主编_9787522715520

本书从“欧美文学跨学科视野”“英国旅行文学研究”“斯拉夫文论的中国之旅”“文学史的对话”“莎剧经典的中国重生”“西方目光下的俄罗斯文化”“中日俄文学关系”等七个方面, 应用跨媒介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空间叙事、后殖民批评、文化批评、影响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 对外国文学前沿问题展开研究。内容涉及但丁、莎士比亚、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经典作家作品的跨学科审视和新的阐释、巴赫金文论的核心话语、东西方文学关系等命题, 体现了对外国文学前沿问题的热切关注。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前沿性学术问题涉及诸多方面，随着时间的更替和学术语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更新。然而，作为外国文学学科研究的中国学者，为建构自己的学术家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前沿问题，世界文学意识是必须尊崇和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根基。一外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国别文学研究，需要世界文学的整体意识。培养世界文学的整体意识，对于很多文学现象都可以做出更加全面的认知。因为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之间，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家之间，以及国别的主题和创作方法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学研究，既要从宏观的视角整体把握，又要从微观的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强调世界文学意识的培养，有助于我们不再孤立地看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学，而是将此看成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尤其是有助于我们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经典以及相应作家的文学创作。譬如，对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哈代的创作，我们从世界文学的整体视野进行观照，便可发现，他的重要作品与同时代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有着独特的血性关联。仅从内容和作品结构方面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两位不同民族的伟大作家之间所存在的共性。以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苔丝》为例。这两部作品是同时代的作品，先后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两者之间不存在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作品框架结构等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两位作家的内在关联。在人物塑造方面，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苔丝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都是传统道德原则以及宗教法律等社会原则的勇敢的叛逆者，同时，也都是两位作家所竭力描述的各自民族中和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充满激情和愤恨的优美的女性形象。在哈代的理想世界中，苔丝是美的象征和爱的化身，更有坚强的意志和叛逆的精神，同时也有威塞克斯人的正直忠实和自然纯朴。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同样是一位被极力美化的形象，她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学中**美迷人的女性艺术形象之一。如同苔丝，她不仅天生丽质、光彩夺人，而且显得极为纯真、自然，并且有着一个深邃复杂的、充满激情和诗意的内心世界。尽管都是优美迷人的艺术形象，有着高尚的品质，但与此同时，这两个人物形象也都存在着宿命论思想和一定程度的悲观情绪。尤其是对待爱情方面，尽管她们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但她们也都是爱情至上者，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甘心做克莱尔或沃伦斯基的爱的奴隶，甚至以死相报，这些都是有着同样局限性的。在结构方面，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两部作品都是以一个女性和两个男性的关系为主要框架的。而且在这一框架中，女性是作为轴心的，两个男性都是在不同的方面起着烘托和完善这一女性形象的作用。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迫害主要是通过卡列宁和沃伦斯基来体现的，安娜身上所具有的火热的爱和强烈的恨也是通过这两个人物来实现的。卡列宁形象的作用，体现在烘托安娜的对虚伪家庭和传统道德原则的反感和叛逆，而沃伦斯基的形象则烘托了安娜爱与激情的一面。同样，在哈代的《苔丝》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体现的。哈代通过克莱尔的形象，来展现女主人公苔丝的火热的爱，又通过亚雷克的形象，来展现她强烈的恨，所以，两个男主人公以不同的方式完善了苔丝的形象。克莱尔和亚雷克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苔丝性格典型化的过程中，在苔丝奇异的优美的特性和诗化特征的认知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各自以女主人公命名并且表现女主人公命运和叛逆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苔丝》，哈代和托尔斯泰之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血性联系”则是《列王》与《战争与和平》了。如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列王》所叙述的剧情也是《战争与和平》所关注的发生在1805年至 1815年的历史事件。尽管这两部题材相近的作品出版年代有一定的距离，相差30 多年，但是，有证据表明，哈代几乎是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创作的同时期开始构思《列王》的，但是由于这是史诗剧的形式，篇幅巨大，直到20世纪初才完成和出版。如同《战争与和平》，《列王》在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的框架之下，写进了许许多多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列王》是哈代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哈代所选择的题材尽管与《战争与和平》相近，但是，像托尔斯泰那样现实主义地表现战争的本来面目以及宏观再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并非哈代的本意，哈代所要表现的是他一贯关注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悲观主义思想内涵以及他的“进化向善论”的思想体系。二有了世界文学意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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