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音乐宫调研究_周天星著_9787104053552

本书作者针对潮州音乐定调定律及宫调体系的系统研究。作者身处潮州音乐的地方环境，对研究对象有多年的关注。他既有丰富的一首文献、二手文献，还掌握演奏的的技巧，并能够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展开测音和分析。本书从形成潮乐音律特点的乐器历史渊源入手、阐述潮乐常用调名在管乐器上的调门转换属性，并通过论证清末外江戏、外江乐对潮乐的影响，揭示潮乐轻六调、重六调与外江戏二黄、西皮调门的内在一致性，阐明了其宫调运用的规律。

以往对于潮州音乐的研究，普遍局限于一时一地，或单一、局部之角度。此类研究多以强调其地方性、独特性为主，易于忽略潮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纵横两方面的联系，尤其是潮州音乐所包含的宫调运用规律与中国传统音乐宫调实践之间的关联。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力求避免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旨在提炼潮乐实践中存在的各种传统音乐精华，构筑系统之潮州音乐宫调理论。
　　首先是对潮乐音律源头定性及其管色定调传统的研究。对于潮州音乐音律源头的定性及其诸调的调门关系，本书先从中国传统音乐“管色定调”的共性实践着手。通过深入研究潮州音乐管色定调实践，提出将管色调门变化作为判断调式、音阶属性的定性依据，而将音律游移现象归属于定量变化之表象的观点；将隐藏在潮乐中的管色定调实践以理论的形式揭示出来，从而还原潮乐基于管色定调的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管色定调实践对潮州音乐扬琴、秦琴等乐器的形制及定律习惯的影响，从而得出以下观点：潮州音乐之音律特点源于传统工尺七调实践，其音律特点本质上仍归属于传统十二律实践，将“中立音”实践定性为变格之特殊处理形式。通过以上定性研究，最终将潮乐音律、调式音阶、调门变化统摄于传统“管色定调”实践，从源头上厘清了扬琴、秦琴等乐器与管乐器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有关对潮州音乐音律的定性问题。
　　其次是对潮州音乐宫调实践及其规律的研究。在潮州音乐宫调理论的研究中，通过梳理清末民初外江戏对潮剧的影响，提出潮州音乐的宫调（包括潮剧中的伴奏音乐），乃是一种复合了明清以来南北曲实践以及清末外江戏“西皮、二黄”“梆子”唱腔调门体系的观点。即轻六调对应“二黄”；重六调对应“西皮”（梆子）；反线调（下属）对应“反西皮”；活五调则属于西皮、梆子唱腔的衍变形式，同属于转调。潮州音乐的宫调实践可归为以下两类形式。一是基于工尺谱体系的“七反”实践，其本质乃是传统南北曲实践“笛色工尺七调”的延续，对应潮剧早期“以土音唱南北曲”之形式。二是基于“二四谱”体系的宫调实践。由于二四谱并不适合记录南北曲翻七调之实践，故二四谱可能是在潮音班学习外江戏皮黄声腔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隐语性质的记谱体系，其本质是对清末外江戏西皮、二黄声腔常用调门的“潮州化”记录，乃是工尺谱的寄生谱。并由于二四谱固定调记谱以及扬琴固定音高乐器的实践，皮黄调门在潮乐实践中逐渐演化出一部分“同均三宫”的形式。
　　最后，谨基于潮剧、潮乐近代之沿革与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发展脉络之关联，本书将潮州音乐定性为一种主体部分由外江戏中的皮黄戏、皮黄音乐构成，并融合本地原有的传统南北曲实践音乐演化而成的“共性与个性兼具”的地方音乐形式，从而建立潮州音乐“小传统”与中国传统音乐“大传统”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
　　综上，本成果已初步形成“潮州音乐宫调理论”框架，旨在提炼蕴藏于潮乐实践中的各种传统音乐精华，构筑基于中国传统音乐共性之潮州音乐宫调理论。本成果拓展了潮州音乐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化了潮州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之间的共性基础，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潮州音乐、潮剧唱腔宫调的运用规律，开辟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对于潮州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对近代潮剧、潮乐宫调研究的启示。“传统”并非博物馆陈列的僵化标本，而是一种不断演化的活态传承，或者说传统是由各个时代不断被创造、发明出来的新形式所组成的。中国传统戏剧声腔、民间音乐同样是一种活态艺术，不断演化甚至脱变为新的艺术形式乃是其常态，而这种变化今天依然在继续。因此，潮州音乐在今后的发展中，既要在不失其地方特色的前提下保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精髓，古为今用，又要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在戏曲、音乐艺术领域创造新的辉煌，永葆艺术生命力。
　　显而易见，目前潮州音乐研究者依然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潮州音乐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在现象中把握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立基于中国传统音乐共性的潮州音乐理论，筑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理念，以科学的音乐理论指导潮州音乐实践，使潮州优秀传统音乐及戏曲音乐文化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光芒，凸显其特有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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