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小的一口啜饮开始，德力踏上了寻觅中国美酒的旅程。四川泸州老窖、贵州茅台、桂林三花酒、绍兴黄酒、山西汾酒、河南杜康……在走遍大江南北、品饮各地名酒的同时，他也拜访了当地的酿酒师、考古学家、经销商和资深酒友，在酿酒车间、市井小馆、隐秘酒吧和诗歌故事里发现中国九千年酒饮文化的各个侧面，以及酒中蕴藏着的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怀。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名垂千古的诗人李白这样写道。四川仿佛是一个独立世界，因地形、距离和文化等原因而同中国其他地区分隔开来。在入海口以西一千多英里 1 的地方，长江从青藏高原奔泻进四川南部。长江的众多支流交错成网，进一步将四川与遥远的东部沿海地区隔离开来。
古时候，皇帝把不听话的官员发配到四川，以此作为惩罚。起初，我并不认为自己在那里度过的日子将让我不堪重负，但最后的结果并非如此。
故事还得从 2011 年讲起。那年，我刚刚搬回美国，并同相处已久的女友凯瑟琳结了婚。她刚刚在美国外交部门得到了一个外交官的职位。一个宜人的夏日午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我们按照美国国务院的安排参加了国旗日活动。活动一半是入职典礼，一半是折腾人的仪式。
一个看上去40 多岁、蓄着山羊胡的矮个子秃顶男人走向讲台，会堂里立刻鸦雀无声。他先是介绍了几位贵宾（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楚贵宾们说了什么）。所有人都经过严格训练，眼睛不能看讲台，只盯着后面的一排小国旗。每面国旗代表着新上任的外交官可能即将被派驻的国家。我和凯瑟琳的父亲和兄弟一起坐在会堂后排，我手里是一份派驻地的名单，握得指节都发白了。
几周之前，凯瑟琳受训结束，把这份名单带回了家。我们花了几小时研究派驻到不同地点的好处，就好像我们的想法真的会影响最终结果似的。美国外交人员的工作美其名曰“全球派驻”，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我们想把你派到哪里，就把你派到哪里。”外交人员就是随时准备发射的人肉炮弹。
我们想，要是曼谷就好了，特拉维夫或东欧的什么地方也不错。因为各种未知原因，凯瑟琳班上的几乎每个人都在申请派驻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可能是这个地点可以拿来炫耀吧。我对派驻地点有几条基本的考虑原则：有娃娃兵、严重种族暴力或容易遭受手榴弹袭击的地方不予考虑，接下来，要考虑电力、自来水和疟疾的问题。但不管去哪儿，我都不想去中国。
更准确地说，我不想回到中国。我初到中国时，这个国家似乎是我一系列人生疑问的答案。在那之前，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在波士顿穷困的郊区沃尔瑟姆一边做着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一边等着凯瑟琳毕业。
21 世纪的头十年，美国跌入了让人心惊的低谷之中，人们还没意识到，已经很糟糕的经济会变得更差，伊拉克战争和美欧贸易摩擦是当年热门的政治议题。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发生在很久之前的丢人事了。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边，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却被看作是希望的灯塔。每天的报纸头版都在欢呼着中国的“经济奇迹”，似乎中国将不可阻挡地成为全球霸主。这些报纸说，21 世纪将是“中国世纪”。
我有两个同事早就打破了他们身上的资本主义枷锁，买了张单程机票前往那个神秘的国度。他们只带了一只行李箱，怀着对英文教师工作机会的朦胧期待便上路了。“你真应该过来，”他们到达后对我说，“一到这儿，工作就自己找上门了。”听上去像是做梦。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有限人生经验的全部结果只是一个被水烟熏得发黄的、毫无实际用途的哲学学位，但感觉带着它去中国也比留在美国强。于是，等凯瑟琳一毕业，我们就收拾行装搬去了上海。
我们原计划要当一年英文教师，学习中文，然后回到美国，摇身一变，成为具备“国际经验”的优秀人才。一年后，我们变得疲惫而憔悴，面对可爱且精力旺盛的中国学童，我们的工作实在算不上是教育。每天，我们吃着全世界最美味的炒面，却喝着全世界最难喝的啤酒，真是从内至外的彻底堕落。我们很少说中文，前途并没比我刚来时好多少，但我们爱上了当时被我们称为家的上海，一座杂乱无序的国际化大都市。
来中国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抱有怎样的期许。我童年时期有关中国的回忆，仅限于儿童电视节目《大鸟去中国》，同我的犹太家族去中国饭店聚餐，以及小学美术老师对中国水彩画的喜爱。我曾在她的课上用钢笔在纸巾上画了几只抓着香蕉的猴子，在画上
留下的签名就是后来我的中文名――“德力”，意思是“正义力量”。
上海的生活忙碌、拥挤又疯狂，但总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勃勃生机。如同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的那样，我曾以为中国极其沉闷。然而，我们到来后，却发现了一种异域风情和积极进取的中式未来主义的迷人混搭：你可以在覆盖着落叶的前法租界街道上徜徉，也可以在闪着霓虹灯的 300 米高的屋顶上参加派对。
抵达当天，从偏远的浦东机场开车进入中心区时，我看到的摩天高楼比我此前人生里见到的加起来还要多。接下来几年，我见证着这座城市修建了十几条地铁线路，举办了一场世界博览会，整个街区很快被推平，然后差不多以相同的速度建起新的建筑。每一天，我都能瞥见陌生的风景，体验到新奇的气味，听见交织着新语言和新口音的嘈杂声。每一天的生活都在刺激着我的大脑皮层。
如此多的信息让我们一下子难以招架，一年的逗留时间延长为五年。工作机会就像中国人的语速那样连续不断地涌了过来，凯瑟琳的语言天赋让她在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里找到一个听上去不太可
能的工作――担任意大利语播客节目的主播，我则进入了旅游业，
然后是公共关系行业，最后是出版业。我刚开始工作时穿的是有衣领和纽扣的衬衫，后来需要西服加领带。在这个收入悬殊的国家，我们过上了了无生气的外籍人士生活，整天出入时髦餐馆、鸡尾酒吧和按摩店。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已变得毫无惊喜，甚至有些无聊，初来时的新奇感已经消退殆尽。
中国有一种情况比较折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污染、施工、交通堵塞等在发展中国家生活的琐碎烦恼，会逐渐累积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每日面临的挑战原本让我颇为玩味，现在则让我疲惫厌倦。我开始想家，美国生活的种种缺点在回忆中慢慢消散，我开始怀念与我的生活渐行渐远的朋友们，哪怕这意味着要放弃我们早已熟悉的舒适生活。应该做出改变了。离开中国让人心酸又甜蜜，但如果我们五年后还没有离开，也许永远都无法迫使自己离开。
当凯瑟琳被美国外交部门录用时，那种感觉就好像祈祷应验了。外交官的生活可以满足我们到处旅行的癖好，但我们总会回到美国，回到我们的家，这样两边可以兼顾，我本来的想法差不多就是这样。
回到美国三个月后，我开始明白身为外交官配偶的沉重压力了。他们可能把我们送去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地方。
当讲台后方屏幕上的第一面旗子亮起时，我腋下的衬衫早就被汗浸透了。当有人接过派驻地的国旗时，衣冠楚楚的年轻外交官们起身礼貌地鼓着掌。总有人要幸运一点儿。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和笑容里分辨出来，有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有的则是努力挤出来的。每当一个心仪的地点被我从名单上画掉时，观众中那种欢快的同事情谊就少了几分。派驻的地点越是好，我们越是希望那个幸运儿会遭遇某种难以言明的可怕伤害。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我们开心地拍着手，希望他被热带疾病折腾得再久些。
“意大利罗马。”吃意大利脆饼经常让人噎到。
“挪威奥斯陆。”我希望她能好好体会一下那里的寒冷。
我们的同情只会送给那些被派驻到地球偏僻角落的不幸人士，因为他们替我们承担了厄运。主持人每次宣布一个处于战乱的地点时，整间会堂便会呼出一阵无声的宽慰叹息，当然，不包括那位外交官的家人。一个小个子女人被派驻去了墨西哥边境一个局势格外危急的地方，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走回座位。“真可怜，”我们自言自语道，“但轮到她总比轮到我们强。”
终于轮到我们了，屏幕上亮起一面让人熟悉的火红色旗帜。“中国成都。”主持人宣布。然后，他叫到了凯瑟琳的名字。一个月后，我们出发前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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