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经济丛书:高技术产业集聚研究》内容简介:产业集聚由于其外部经济性、网络经济性、规模经济性等集聚效应,日益引起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实践中诸多的高新区建设并未形成集聚效应。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特征和动因、产业集聚促进高技术产业成长的规律等问题亟待理论探索。《高技术产业经济丛书:高技术产业集聚研究》从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交易成本等视角,结合国内外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典型案例,深入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内在动因与成长路径。《高技术产业经济丛书:高技术产业集聚研究》揭示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动力和成长规律性,为政府制定高新区的管制政策提供了决策的依据,为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高技术产业经济丛书:高技术产业集聚研究》可供科技工作者、高技术企业和产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对高技术产业有兴趣的人员阅读和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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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集聚研究》可供科技工作者、高技术企业和产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对高技术产业有兴趣的人员阅读和研究参考。产业集聚由于其外部经济性、网络经济性、规模经济性等集聚效应,日益引起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实践中诸多的高新区建设并未形成集聚效应。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特征和动因、产业集聚促进高技术产业成长的规律等问题亟待理论探索。
第1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
产业集聚是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之一,由于外部经济性、网络经济性、规模经济性等产业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日益引起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对产业集聚的概念内涵、特征、形成动因、经济效应等进行了诸多研究,这为本书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奠定了理论基础。本章对学术界关于产业集聚的内涵、形成机制、集聚的度量、创新网络、分析模型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文献综述,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本书的研究重点。
1.1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
1.1.1 产业集聚内涵的界定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的提出与系统研究是迈克尔•波特完成的。迈克尔•波特(1990)把产业集群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产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李小建(1997)评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新产业区和经济活动全球化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区域的形成时间、规模部门结构、联系程度和根植性等方面来判别产业集聚区(即新产业区)的观点。曾忠禄(1997)认为产业集群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该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持该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徐康宁(2001)认为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魏江(2004)以地理聚集和产业特性作为标准界定集群,认为地理集聚是指所有成员企业和相关成员要素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并且共同“锁定”于一个区域;产业集聚的特性是指该地域集聚的成员企业只从事某一产业和相关产业的生产和服务。王辑慈(2005)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同性或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产业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产业集群也可以定义为: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及其相关的领域中,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如行业协会、金融机构、职业培训和科研机构等,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复旦大学李怡博士(2005)认为,所谓集聚(agglomeration),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企业(或产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聚合。与此相关的另一概念——产业集群(cluster)是指大量专业化的企业(或产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柔性集聚(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并结成密集的合作网络,植根于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内涵的研究已经较成熟而且趋向一致。
1.1.2 产业集聚机制
20世纪90年代后,克鲁格曼(2000)深入研究了产业集聚背后的三个重要要素,认为生产本地化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集群研究的逻辑基础。克鲁格曼通过其新贸易理论,发展了集聚经济观点,其理论基础仍然是收益递增。他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区位,有两种生产活动(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产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另外,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多种影响因素诸如收益递增、自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证明了低的运输成本、高的制造业比例和规模经济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同时克鲁格曼认为集聚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需求、外部经济、产业地方化。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集群产生的机制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仇保兴(1999)根据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分析了小企业集群的内在机制及外部条件。他认为集群内的每个小企业都可以获得集群外的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源于小企业为谋求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所结成的“结盟”,并强调了人文之网的重要性。安虎森(2001)从信息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机制。他认为空间距离提高了信息生产成本;信息量的多少,与信息甄别能力、不确定性的降低是正相关的,降低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主要和本质内容;集群分横向和纵向两种基本形式,其形成机制有所不同。杜宇和赵艺学(2005)提出了产业集群形成三维度影响因素的设想,认为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宏观(产业成长环境)、中观(产业发展角度)与微观(集群内企业业主体)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
叶建亮(2001)运用新增长理论分析了浙江省的企业集群现象,认为知识溢出是导致企业集群的重要原因。与此观点相近,郭晓林等(2006)认为,产业共性技术是促使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技术获得的困难性,在学习和共同研发新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产业集群和向产业集群靠拢成为企业追寻产业技术的一个有效方式,在集群中,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共性技术。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横向上的集群的形成机制。符正平(2004)从集群形成的内外部条件出发分析了集群形成机制。他认为,集群的产生需要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同时强调了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陈雪梅(2003)研究了形成因素、形成方式和集群内部的互动机制。她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市场需求条件和生产要素条件、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及配套体系、宏观经济条件等。魏江和魏勇(2004)认为产业集群各要素之间,通过人际网络关系、价值链关系和竞争合作关系形成了特殊的产业生态系统,包括内部核心网络、辅助网络以及由外部支持要素构成的外围网络等三个子系统。他们进而从人员流动、技术知识溢出、管理信息溢出、设备转移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内部的学习机制。
梁琦(2004)在揭示产业集聚机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考察了一般的产业集聚,从一个全新视角,深入而系统地揭示出产业集聚过程的内在规律。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她把产业一般聚集的因素归结为两大类:基本因素和市场因素。其中,基本因素包括运输成本、收益递增和知识溢出;市场因素包括地方市场因素、产品差异性、市场垂直关联和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针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中的知识溢出问题,她进一步提出产业集聚水平与产业生命周期有关,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应该更高。
1.1.3 产业集聚内涵的界定实证研究
Henderson(1997)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美国资本品产业的动态外部性,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对产业多样化进行了测度,并将赫芬达尔指数滞后项加入模型进行了回归,发现多样化作用在论文所用的样本中可以持续7年。Duranton和Puga(2000)用赫芬达尔指数倒数作为多样化的测度对城市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考察。Naude和Krugell利用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作为城市化经济(多样化经济)的度量计算了南非19个城市的该指数,得出扩散只与开放的城市规模和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有关的结论。Batisse(2002)利用中国29个省的30个工业产业在1988~1997年的数据,探讨了产业专门化、多样化、竞争度和一省发展初始水平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用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作为多样化的测度,结果表明在该样本期间,产业外部工业环境和产业内的竞争度有利于产业的增长,但产业专门化的影响为负。
Krugman(1991b)等用基尼系数来测算美国制造业聚集程度的度量,他们计算了美国三位数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Audretsch和Feldman(1996)计算了美国两位数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并对12个创新型行业地理集中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表明创新活动会使企业趋向于聚集,强调知识溢出是产业空间聚集的主要因素。Henderson(1997)利用1983~1993年韩国制造业数据和人口数据对韩国经济外部性的大小进行了估计,对基尼系数进行了简单的变形,用某地区某产业在国家该产业所占的份额减去某地区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的比重的平方和来测度,这样就控制了聚集的时间趋势。Amiti(1998)计算了欧盟10国三位数水平的27个行业的基尼系数,以检验欧盟国家在1968~1990年的工业是否更为集中。Henderson(2003)利用生产方程对美国机械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外部性进行了估计,考虑到来自产业内的溢出效应(专业化效应)和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多样化效应),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对多样化效应进行了测度,没有发现关于多样化效应存在的证据。梁琦(2004)利用区位计算公式计算了中国制造业3位数分类的171个行业的2001年的区位基尼系数,同时也计算了这些产业的主要分布区域。张同升等(2005)利用1980~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并分析了各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即变动趋势,研究了各工业行业在省区之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和变动趋势。分析结果发现:1980~1990年,我国26个制造业工业行业在总体分布上趋于集中,12个分散分布型工业行业中有9个分散程度有所收敛,9个集中分布型行业对生产的地域集中有较大的影响。
Ellison和Glaeser(1997)通过建立利润最大化的区位选择模型以及自然优势和产业内溢出效应模型,得出了总溢出系数;然后构造了产业聚集测度的条件期望,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满足logit模型的溢出系数。
赵果庆和罗宏翔(2009)总结分析了已有的产业集聚测量的方法,并且提出了可以进行显著性检验的普适性产业集聚指数,并对我国制造业1994年的860个样本和2004年的800个样本进行了测量和检验。罗勇和曹丽莉(2005)利用EG指数对中国20个制造业1993~2003年的聚集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993~1997年的聚集程度有所下降,而1997~2003年的聚集程度呈增长的态势。聚集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依次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五省(直辖市)的集中度很高,西部边远地区则远远落后,两极分化很严重。但他们没有对产业聚集变动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现象的研究开始较早,并充分意识到产业集群对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但有关产业集群实证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只是得出研究性结论,并没有给出过多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