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下令强袭俄军坦克营，他手下的这些士兵也被当成了人肉炮灰，刑罚团战士斯文、“老大叔”、“小混球”、波尔塔等人被迫深入敌后，几个人驾驶着敌军坦克，穿行在敌人的土地上。随时都有可能暴露身份，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
　　但是没有任何人觉得诧异，因为这些普通士兵的生命在后方部门的眼里已经被认定是可以随便丢弃。纳粹把他们的士兵当动物一样对待，而这些士兵也学会了动物的生存方式。他们学会了欺骗、偷窃。残暴和无情。
　　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敌人，没有后方，没有退路。

首度披露　　首次全面披露德国纳粹军队鲜为人知的作战细节，全景再现“二战”最前线士兵的惨烈命运　　直面人性　　揭秘充满原始兽性的杀戮内幕，直面生存底限的人性罪恶　　解救被战火灼伤的灵魂，解答命令与人性间的困惑　　全球最传奇、最畅销的军事作家　　作者曾亲历“二战”前线，八次被俘，死里逃生　　全球销量超过5200套，逾千万军事迷一致推荐易中天中华正史：《祖先》《国家》电子书免费抢先看>>

　　斯文·哈塞尔（SvenHassel），1917年生于丹麦，14岁加入国家商船队。1936年在丹麦国家军队里服役。退役后，面临失业，随后便加入德国军队，“二战”期间，除了北非战场以外，他几乎在所有战场前线血战过。先后负伤八次，辗转于苏、美、英、丹监狱，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军营的黑暗，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这一系列“二战史诗”的创作。

第一章  在敌人后方
第二章  死亡雪原
第三章  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
第四章  土耳其
第五章  突然发生的遭遇战
第六章  托尔高监狱
第七章  谋杀
第八章  尔虞我诈
第九章  审判
第十章  特谢茨安诺夫那
第十一章  重回前线

　　坦克剧烈地颠簸着，炮筒愤怒地咆哮着……他们忘记了危险，忘记了死亡，甚至忘记了战争。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杀人。那些身穿卡其军装的不再是人，不再是战士，只是一群等待被猎杀的野兽。
　　看到敌人在车下被碾得粉身碎骨，他们笑了。看到敌人在洞里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得意地叫起来……他们转过身，面对这群可怜的猎物，将他们炸得血肉横飞。
　　我们正开着一辆苏式坦克，巴塞罗那?布洛姆坐在仪表盘的另一边。“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一边吐痰一边说，“开始的时候我是为了一方而战，是人民阵线的民兵。不久国民军逮捕了我，我一再解释我是无辜的，是米亚哈将军强迫我服役的，他们还是把我送到了3连的2营，让我为他们而战。就这样，我加入了另一方的队伍。在我看来，这两方没有任何区别……做民兵的时候，一旦发现可疑的法西斯分子或者第五纵队队员，我们会把他送到马德里的玛丽亚大道。他们成排站在屠场的围墙边，地上的沙子很干燥，几秒之内，他们的血就渗到沙里去了，连打扫屠场的工作都省了……我们喜欢让他们站着，但有人会蜷缩成一团，我们没办法让他们站直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高呼着‘西班牙万岁’！……当然，被国民军抓住后，人民阵线的成员也是同样的下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要求坐着行刑，要求背对我们。最后的一幕也是一样的，他们死前也会高呼‘西班牙万岁’！
　　“有趣的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告发某人。无论告发了谁都不要紧，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因为他们还没开口，就被要求闭嘴……
　　“战争接近尾声，我们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名单上要执行死刑的人已经排到了5年之后。我们只有把他们捆起来，送到露天广场，用机枪扫射。我们叫来了4个中队的兵力来帮忙。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野兽……不久，警察也加入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求参与行动……最后，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被射死了。在我看来，不管处在哪一方，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他停了一会儿，等待大家的反应。这时，小混球发话了：
　　“我对内战深感厌恶。难道西班牙也这样吗？”
　　巴塞罗那耸了耸肩，用手背蒙住眼睛，似乎在遮挡关于屠杀的记忆。他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描述着西班牙黄色的树林、酒庄以及在大街上跳舞的人群。
　　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刺骨的寒冷和暴风雪。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完全沉浸在西班牙的太阳和沙地交相辉映的景色中。
　　寒风在广袤的干草地上呼啸，地上的积雪打起了旋涡。一辆辆坦克首尾相连，排成一条长长的直线。坦克是停着的，士兵们在背风的一侧蜷缩成一团，寻找着可以避风的地方。
　　小混球躺在4号装甲坦克下面。波尔塔在两条履带之间搭出一个窝，脑袋缩回肩膀里，像只猫头鹰。一个老兵蹲在他两腿之间，冻得牙齿咯咯作响。
　　我们没有急行军，而是停下不动，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想过为什么。不论是前进还是停下，反正都是战争的一部分。
　　朱利叶斯?海德在雪地上挖了一个洞，蹲在洞里，邀我们玩21点。我们的手都冻僵了，握不住牌。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的手指和耳朵严重冻伤，涂到伤口上的软膏不仅不管用，还加重了伤势。波尔塔第一天就把口粮吃光了，吃完后，他不停地抱怨说口粮的气味像猫屎。
　　没一会儿，“老大叔”的身影出现在暴风雪中，他刚从团总部回来。我们疑惑地看着他，询问总部的解释。
　　“怎么样？”波尔塔问。
　　“老大叔”没有马上回答。他把枪扔到地上，小心翼翼地坐到身旁的雪堆上。他想点燃烟斗。这支烟斗已经为大家所熟知，末端有一个盖子，是他自己做的。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把打火机递给他。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打火机，从来不会失灵，是法国产的，由一个铅盒、一个刀片、几块破布和一个打火石组成。
　　“怎么样？”波尔塔耐心地问，“他怎么说？”
　　坐在坦克下面的小混球开始敲自己的大腿，以恢复腿部的血液循环。
　　“耶稣基督，真冷啊！”他抚摸着羊皮纸一样的脸颊说，“不是有人说过春天就要来了吗？”
　　“见鬼，3周之内，圣诞节就到了。”波尔塔无精打采地说，“可以告诉你们，今年我们唯一能收到的礼物，就是俄国人的人头。”
　　“老大叔”用冻僵的手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小心翼翼地在雪地上展开。
　　“你们看，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他指着地图上标出的一个位置。小混球从坦克底下爬出来，脑袋凑了过来。
　　“科捷利尼科沃，”“老大叔”的一只手指戳着地图，“离我方前线30公里。到了科捷利尼科沃，我们要前往一个名为奥比诺基的地方，观摩一下俄国人的军队，看看他们有多少人，在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此行是执行侦察任务。如果我们不小心被截断后路——”说到这里，“老大叔”高兴地笑了，“我们要尽量和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取得联系，他们在伏尔加西南的某个地方……目前为止就这些。天知道到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没准大家都一命呜呼。”
　　大家沉默不语。波尔塔放了一个响屁。
　　“究竟是谁的脑袋出毛病了，你还是团长？苏军不是瞎子，你们知道的，他们一定会认出我们。”
　　“老大叔”保持他一贯的笑容。
　　“还有更多内容，最好的还没来呢，等着吧。”
　　他从嘴里抽出烟斗，陷入了沉思。
　　“有个办法。我们可以乘坐俘获的两辆T-34坦克，穿上苏军的军装，跟在苏军坦克后面。”
　　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突然笔直地坐起来。
　　“这么做仅次于自杀，”他以质疑的口吻说，“不能这样。一旦苏军认出来，我们都得完蛋。”
　　“这样死，总比在科雷马慢慢冻死来得痛快，”“老大叔”低声说，“总而言之，我比较赞同这个办法。”
　　说完，他不由分说把我们拉起来，在积雪中无精打采地向团长乘坐的车子走去。
　　兰德上尉来这个营的时间并不长。他来自勒苏益格，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关于他的传言有很多，据说他与几起虐童案件有关，这已经广为战士们所知。波尔塔一向是真相的挖掘者，通过他的朋友费德尔斯，他大致知道了兰德上尉虐童的细节——为了教育几个孩子，他曾让他们洗“冰雪澡”。我们并不感到特别意外，这个营里的许多人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些拍着你的肩膀把你叫做朋友的人，那些把雪茄烟分给大家抽的人，那些吹嘘自己与占领国的老百姓相处得多么多么好的人——迟早有一天，他们不光彩的过去会被抖露出来，而要对此负责的，如果不是波尔塔，便是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
　　据说，在一次战役中，兰德上尉曾用刀刺穿了自己战士的肩膀，有些战士被冻死了，有的被他直接交到了苏军手里。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只是知道个大概，但这些事情，十有八九是真的。
　　兰德上尉正等着我们。他站在那里，双腿张开，双拳紧握。他大约50岁，身材矮小，肌肉结实，参军之前是一个熟食店的老板。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他喜欢引用《圣经》中的语句。在军事法庭上审问时，他会这么说：“面对这个结果，我比你更受伤，但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把迷途的羔羊引向正确的道路，他带的路是毋庸置疑的。”
　　兰德上尉经常祷告。吃饭前，他会进行很长时间的祈祷；在签署针对俄国平民的行刑令前，他不停地祈请圣灵。但是，那些布满伤痕和子弹的尸体只是让大家强化了一个观点——依靠利剑生存的人，只能在利剑下死去。
　　一天，他亲自对一个花季少女执行死刑。“在神的国度里，你能找到更好的去处。”说完，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他一连开了两枪，才将她送进所谓神的国度。
　　总之，他的思想似乎是上帝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混合物。
　　一旦打起仗来，上尉总是和战场离得远远的。他的铁十字勋章是伪造的，就在军团要求查明勋章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英雄行为时，欣卡少校接到了来自柏林当局的最高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对此事的调查。
　　“老大叔”报告完毕，兰德上尉转过身，严肃地看着我们。
　　“战争，”他一脸庄严地说，“需要牺牲。这是为了上帝的战争。如果不死人，就不叫战争。毫无疑问，我给予你们大多数人的使命就是死亡，但是，作为一个战士，战死沙场是光荣的。”
　　“去他妈的万岁。”小混球低声骂道。他的声音大家都听见了。
　　上尉停了下来，他看了小混球一眼，脸上没有现出任何不悦。在德累斯顿的军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就是：作为一名军官，永远都不能表现出失色。兰德保存了26本书，这些书里记录了军官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甚至包括怎样骑自行车。此刻，他面对小混球，表现出一副非常高贵的姿势，继续着他的说教。
　　“死亡也可以很壮美。”他说。他提高音调，在漫天的雪花中唱了起来，“甚至令人觉得可爱，”他叫道，“死亡也可以很可爱……为祖国而战斗，是德国士兵的天职。他应该响应号召，为祖国而献身。作为一名战士，还有什么比英勇献身更光荣呢？”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又是小混球。上尉的嘴唇僵住了，显然，他有点紧张。他脸色先是变青，接着变成粉色，继而变红，最后成为一片苍白。
　　“下士先生，如果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保持安静，直到我开始找你说话的话，我会很高兴。”
　　“是，先生！”小混球伶俐地说，“我不能说话。”他低声说，似乎要把这几个字记到心里，“我应该保持安静，直到你找我。”
　　波尔塔狂笑起来，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斯坦恩向雪地中半掩的一具僵尸上吐了一口痰。
　　兰德上尉咬了咬下嘴唇。他用右手松了松弹带，然后轻轻抚摸着身上的瓦尔特左轮手枪。
　　“你们肩负的使命至关重要。你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让你们深入苏军战线的后方，显然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小混球问，“我还以为这是将军们的旨意呢。”
　　就在那一瞬间，那26本书上的军官笔记被兰德上尉忘得一干二净。他走到小混球跟前，浑身发抖，脑袋刚好够着小混球的胸膛。说话的时候，一股唾沫星子从他唇边溅了出来。
　　“你服从命令！才三天而已，兄弟！作为一名德国士兵，向上级出言不逊是不允许的！如果你们还有人敢多说一个字，我就将他就地枪决！把我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小混球不安地看了看我们。
　　“我哪敢啊！”他支支吾吾地说，“如果多说一个字，我就没命了。”
　　兰德的手放到了左轮手枪上。时间一秒秒地过去。
　　“跪下！”
　　小混球后退一步，低下头，看着上尉。
　　“谁？我吗？”他说。
　　兰德吼了起来，声音沙哑。
　　“跪下！”
　　小混球不得已猛地一下跌坐在雪里，就像一颗土豆从高处掉了下来。兰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轻蔑地骂了一声，转过身面对着我们剩下的几个人说：
　　“这个人是军团的耻辱。他要被送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小混球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兰德就当什么都没听见。他不再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而是向我们说着这次任务的细节和其意义的非同寻常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将穿上苏军军装，开着两辆俘获的T-34坦克，向苏军前线进发。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兰德上尉置之于不顾，也不考虑我们的死活。显然，他已经决定牺牲我们。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怎么为高大的小混球找到一套合身的苏军军服。他自己倒是轻松地开起了玩笑。他说，穿上这样一套军服，既不会违反《日内瓦公约》，也不违背人权。直到出发前几分钟，我们才好不容易将他塞进一条裤子里，这条裤子又短又小，看上去非常不合身。
　　离开军团时，没有举行仪式，战友们自发地过来为我们送行。坦克开动了，驶入一望无际的草地，很快消失在漫天的风雪中。
　　“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这似乎是目送我们离开的纳些人的共同感受。
　　
　　坦克呻吟着，吃力地爬行在一条陡坡上。一束束蓝色的火苗从排烟管里蹿出来，发动机的吼叫声在山谷里回响。布洛姆副官——巴塞罗那?布洛姆，那个经常向我们描述西班牙的阳光和金黄色树林的家伙——打开舱板，注视着夜空。
　　“都是山，”他厌烦地说，“除了冰雪覆盖的大山，什么也看不见。”
　　“还有俄国人，”“老大叔”失望地说，“山上住满了俄国人。我们要有好日子过了。”
　　“你是说，我们已经深入了苏军的后方？”
　　“几个小时之前就穿过他们的战线了。”
　　“老大叔”额头紧紧靠着炮塔窗户上的橡皮套。好几次他想看清外面，但雪下得太大，能见度几乎为零。
　　“我只希望大家不会误入雷区。”
　　小混球心酸地笑了一下，把头上那顶灰色的帽子捂得更紧了。他的帽子是整个行营的骄傲，也是个笑话。据说，这顶帽子曾令不止一位长官突发中风，他仍然不肯扔掉，甚至一刻也不让它离开自己身边。
　　“现在——”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要不，让我出去看看？你不是经常把这样的景色描述成安拉的花园吗？”
　　“不好，”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说，“但是，如果你能停止罪孽、开始祷告，我不会怀疑安拉为你安排一个地方的可能性。”
　　波尔塔不屑一顾地说：
　　“安拉不会允许这样的人渣去弄脏他的花园！”
　　“另外，”海德严肃地说，“如果安拉让小混球进去，我们想一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或许，在他眼里，那并不是一个花园，只是一个大垃圾堆而已。”
　　“闭上你的嘴！”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警告他说。他一向对这个话题敏感。“安拉知道他能做什么，不需要你这种人的帮助。”
　　“老大叔”的一声惨叫把我们从争执中拉了回来，我们再次成为士兵、职业杀人者。因为我们与一个苏军步兵团不期而遇。这次相遇十分突然，波尔塔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踩刹车。苏联士兵向我们挥手、叫喊，但发动机的声音盖住了他们的喊声，他们很快消失在茫茫白雪中。
　　白茫茫的世界中出现了一个黑影，终于看到随行的坦克了，我们松了一口气。苏军并没有察觉到我们：显然，用这两辆带有红星标志的T-34坦克掩饰我们的真实身份没有任何不妥。“老大叔”在喇叭中发话了：
　　“注意，两辆坦克要保持距离。”
　　另一辆坦克减慢了速度，黑影越来越模糊，我们只能从喇叭中传出的“嘎吱”声判断它的存在，那是坦克履带碾在雪地上的声音。
　　“多拉，注意。多拉，注意，”“老大叔”低声说，“方向216度，速度30，完毕。”
　　另一辆坦克突然没了声音。
　　“上帝啊，它冻住了。”我说。
　　大家紧张起来。
　　“出来，跟在我们后面喊‘希特勒万岁’，”波尔塔说，“这样你不会冻僵。当然，这样的叫声不能传到俄国人耳朵里。”
　　“你说得好听，”我说，“但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怎么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一旦他们起了疑心……”
　　“那样我们就完蛋了，”“老大叔”立马接过话，“谁又能谴责他们呢？是我们自己破坏了游戏规则。”
　　“那我们这是在干吗呢？”小混球问。
　　“因为这是命令！”海德骂道，“命令就是命令，现在你该知道了。”
　　一整个晚上，针对目前的处境，我们都在你一言我一语，争论着该怎么办。正当我们互相骂得不可开交时，“老大叔”突然发出尖锐的叫声。大家停止了谩骂。
　　“怎么了？”
　　“准备战斗。”
　　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各自拿起武器。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拿起枪，我抓住一个手榴弹，巴塞罗那盯住坦克的仪表盘。前面传来俄国人的叫声，“老大叔”用波罗的海国家的方言回应。一辆T-34坦克跟在我们后面，很晚才发现我们，来不及停下，撞在了我们的坦克上。那个俄国人粗鲁地谩骂着，爬到我们的坦克上，向我们吼起来：“跟上别的坦克，好好开！”
　　这是一个苏军军官，因为他的帽子上有一个绿色的十字，那是苏联内卫军的标记。他的出现把我们吓瘫了。小混球张开了嘴巴，幸好没叫出声。只有“老大叔”面不改色。
　　“你们从哪儿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苏军军官问。
　　“是的。”
　　“我是从你说的方言中判断出来的。我们赢了战争后，你还是好好学习俄语吧……把这辆该死的坦克挪一挪。”
　　“快，快！你们几个懒虫！”“老大叔”冲我们叫着，骂了几句。
　　我们跟在俄国人的坦克后面，连续行驶了一个星期。苏联内卫军的警察随处可见，他们叫喊着，比画着，想传达什么命令，却带来了更多的混乱。
　　“你们到底从哪儿来？”军官递给“老大叔”一支野草烟①，问道。
　　“老大叔”回答得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大意是为了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军官对他所说的似乎不感兴趣，注意力很快转移了。
　　前面道路堵塞，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苏联军官与前来报告情况的警察激烈地争执起来，要求一定要为我们的两辆坦克让出一条路——似乎他自己正着急赶往某个地方。经过一番争论，警察让步了，向我们挥手示意。
　　“加大油门！”他厉声说。
　　波尔塔乐意表现他驾驶坦克的技术。军官勉强对他的表演表示肯定，还要求“老大叔”将此事报告给团长，希望能让波尔塔为苏军服务。
　　大约一刻钟后，军官的两条腿伸进坦克，看样子他要钻进里面，加入我们这帮乌合之众。“老大叔”示意大家保持安静。一秒钟后，军官站在了我们面前。他的脚重重地跺在坦克底盘的钢板上，以恢复腿部的血液循环。
　　“这里的气味感觉像是妓院。”他把我们一个个打量一番，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小混球和他的帽子上。“伏特加在哪儿？”他问道。
　　“老大叔”递过去一个酒坛子，在我们默默的注视下，他将酒直接灌进嘴里。
　　我们驶入一个检查站。一名内卫军警官要求我们说出口令才肯让我们通过。
　　“Papliji tumani nad rjegoj。”军官说出了口令。
　　“这些坦克属于第67营吗？”警官问。
　　“不。他们在执行特殊任务。”
　　警官让我们等一会儿，他要去向上级报告。
　　“见鬼，该死！”军官从坦克中钻出去，跳到地上，“我不能一整天在这里转悠。时间很宝贵，我很着急。”
　　他小声嘀咕着，跟在内卫军警官后面。他们走到一个少校跟前。少校坐在一棵树下的帆布凳子上，四周围着几个内卫军。军官拿出一摞纸，少校一页页地翻看着。最后，他看了一眼我们的坦克，大笑起来，然后指向附近停着的一辆车。大概他为军官找到了比T-34坦克更舒适的交通工具。
　　过了一会儿，那名内卫军警官走过来，将几页纸递给我们。
　　“给你们。这是新密码。原来的密码不能用了，你们忘了吧。”
　　“怎么了？”“老大叔”问道。他问得很自然，一丝也看不出慌张。
　　“有消息说，几个德国人正开着我们的坦克，在我们的后方活动，但我们很快会把他们找出来的。为了保障安全，我们把所有的通关口令都改了……哪里有伏特加？”
　　“老大叔”把小混球的伏特加酒递了过去。这是小混球的口粮。和之前那位军官一样，警官也当着我们的面，直接将伏特加灌进嘴里。很快，酒瓶空了。他把空瓶子扔到雪地上，放了一个响屁，然后大声说：
　　“现在好多了……好了，现在告诉你们新口令。你们最好认真记下来。这是为了找出那几个德国人而特别设置的，即便他们看到了，也不能正确地读出来……这并不是说你们这些操波罗的海国家方言的人就比他们强多少，可是我又不能在五分钟之内把正确的发音教给你们……记住这几个词：Raswjetilijablonski i gruschi。记住了吗？回答是：Schaumjanauliza。如果有人答错，先开枪再问他们问题。为了防止你们忘记，我再说一个秘密，Schaumjanauliza是内卫军在托木斯克的总部所在地。现在——”他爬上坦克，对“老大叔”说，“你们要开始新的旅程了。你们向萨多沃杰的方向行驶，但不要走过这个小城，因为它已经被德军第14师占据。到了那里再向南，前往克拉斯诺耶塞洛。他们会告诉你新口令。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老大叔”说。
　　“那好吧，再见。”
　　警官抬起手向我们告别，从坦克上跳了下去。我们可以自由行驶了——这是我们从苏军那里得到的唯一的祝福！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向东行驶。途经俄国人的村庄时，我们刻意保持着距离。有几次我们与苏军不期而遇，但只有一次他们要求对口令。
　　深夜时分，我们开到了山里。因为坦克可以在树林里隐藏起来，目光再锐利的苏军探子也不会发现我们。我们希望能停下来休息一下。“老大叔”打电话向总部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继续向图阿普谢的方向行驶。
　　我们再次出发了。这次是向西南方向。大家一言不发，坦克里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行驶了几英里之后，波尔塔说话了：“我们的燃油快用完了。”
　　大家对此毫无反应，只有小混球急得不行。他警告大家，他的口粮快没了，而且生了痔疮，他不可能半路上开始步行穿过俄罗斯。我们都不理会他。
　　我们奋力前进，乌云在头顶盘旋，山里的道路也越来越窄。乡村越来越荒芜、凄凉，我们甚至能听到它低沉的叹息声。地图上显示，我们所走的路应该是宽阔、笔直的，但越往前走，它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崎岖。因为结冰，路面光滑得像玻璃，这对驾驶员的技术是严格的考验。观测盘冻成了一个冰块，彻底不能使用，只能把侧板打开，这样的结果是狂风裹挟着雪花呼呼地钻进了坦克。
　　突然，斯坦恩驾驶的另一辆坦克压在了一个大冰块上，开始打滑，在路上转起了半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去帮他们。我们在坦克后面系上两根钢索，用力向右拉，但它们就像棉花一样，没一会儿，两根钢索都断成了两半。我们又用上了沉重的拖链，这次，坦克倒是动了，但它只是在原来那块冰上滑行，而且滑到了路边，前半部分在路基上悬空。我们惊慌失措。波尔塔重重踩一脚油门，拖链拖着坦克慢慢回到路上。就在我们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拖链却从坦克上脱落了，因为失去了牵引，坦克猛地冲到了路边的深坑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把马勒一起带了下去。上帝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这一幕，我们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和往常一样，还是“老大叔”先打破沉默。
　　“还剩多少燃油？”
　　波尔塔在心里估算着。
　　“只能够洗干净小混球的裤子。”
　　“那就可以了，”海德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这些油足够我们开到西伯利亚，再原路返回。”
　　“老大叔”反驳道：
　　“你能认真点吗？这可不是开玩笑。我想知道到底还能走多远。”
　　“根据汽油表上的数字，实际上，我们一步也不能往前开了。”波尔塔说出了实情。
　　“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把坦克扔这儿好了。把上面的武器和弹药卸下来，只要是手能拿的，我们都带走——记住了，机枪可比伏特加重要。我们离德军前线还有600公里。”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徒步旅行更美妙了。”波尔塔面露喜色，看了我们一眼。
　　“我的口粮没了，怎么办？”小混球嚷嚷道。
　　“我们才不管你什么口粮！”“老大叔”厉声喝道，“如果你不想走路，就留在这里烂掉吧！”
　　海德耸了耸肩膀。
　　“从我们出发的那一刻起，在某些坏蛋眼里，我们已经是有去无回了。”
　　我们拆下坦克上的武器，波尔塔开动引擎，把方向调到对准路边，然后从里面跳了出来。看着那个灰色的大家伙慢慢滑向悬崖，我们甚至感到了一丝快慰。
　　“就这样吧，”斯坦恩一边说，一边把一挺机枪扛在肩膀上，“快点走吧，英雄们……我们走！”
　　“在这冰天雪地里，我一点也找不到在老家的感觉，”小混球抱怨道，“这里和雷佩尔街完全是两码事……雷佩尔街①26号。”
　　“都有哪些不同？”
　　小混球脸上现出一副做白日梦的表情。
　　“那是一个妓院。”他说。
　　那天的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我们一直在步行，直到傍晚时分才停下。小混球卷了一包野草烟，这也是苏军士兵经常抽的一种烟草。他分发给大家，我们坐在雪地上抽了起来。烟雾钻进我们的肺里，让人感觉异常舒服。我们饿得饥肠辘辘，脚痛不已，手和脸都严重冻伤，但在伏特加和香烟的作用下，这些痛苦，连同身处冰天雪地、穷乡僻壤、异国他乡的绝望，都被暂时忘得一干二净。
　　第六天，我们总算从深山里钻了出来，再次进入平原地区。“老大叔”、斯坦恩和巴塞罗那坚持徒步，波尔塔、小混球、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教授和我则不时躲到参差不齐的岩石后面，拿出口粮，小心翼翼地吃起来。疲劳让我们丧失了警惕,当一声吆喝从平原那边传过来，我们都吓了一跳。转过身，沿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雪地中，一队狗拉着的雪橇正向我们跑过来。之前，他们被盖住了，看到我们之后，他们便出其不意，向我们飞来，令我们措手不及。
　　雪橇在离“老大叔”和另外两个战友不到几步的位置突然停了下来。上面坐着几个士兵。他们个子不高，身材臃肿，穿着绿色的内卫军制服。他们脚上都绑了滑雪板，身上还带有枪。一个士兵从雪橇上下来，走到“老大叔”面前，伸出一只手，做出命令的姿势。我们几个躲在岩石后面，偷偷地看着他们。即便在这横扫一切的狂风中，我也能准确无误地从他的姿势中看出，他正向“老大叔”索要证件。
　　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挽救目前的局面。“老大叔”他们三人站在我们和俄国人中间，而且成了一条直线。如果向俄国人开火，一定会伤及他们。曾在山区和北非沙漠作战的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是我们之中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只有他能想出解决的办法。他钻出岩石，匍匐在雪地上，悄悄向他们爬过去。幸好“老大叔”他们之间离得很近，下雪的声音又掩盖了他爬行的响动。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像个幽灵一样，趁俄国人不注意，突然开枪，俄国人还没来得及自卫便倒在枪下。其中一人试图逃跑，但没跑几步，小混球的刀便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听到枪声，雪橇狗狂吠起来。“老大叔”知道怎么制伏它们。他拉住了领头那只狗的挽具。领头的狗低声嚎叫着，在雪地上嗅着人肉的味道，“老大叔”一只手紧紧地勒住挽具，另一只手轻轻地摸着它的鼻子，低声和它说着什么。
　　雪橇上有几副没用的滑雪板，还有食物和武器，更令我们兴奋的是，我们居然发现了满满两桶伏特加。不到五分钟，我们胃里便盛满了伏特加，几个俄国兵被我们脱得一丝不挂，扔在了雪地里。接下来，我们坐着雪橇继续前行，在我们离开之前，俄国人的尸体已经冻硬了。
　　第二章
　　我们称他“教授”，实际上，他是挪威人，战争爆发前，他还是一个学生，他是自愿加入党卫军的。在我们当中，没有人能正确地评价他。波尔塔说他是个叛徒，回到挪威后他应该被绞死。“老大叔”试图为他争辩。他指出，我们都没搞清楚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入伍的。但波尔塔坚持认为，“教授”即便没犯叛国罪，也犯了愚蠢的罪过，仅仅是因为愚蠢这一条，他都应该受到惩罚。
　　“教授”确实太天真了。加入希特勒的军队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认同党卫军处理事情的方式。但他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以为自己说得上话，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谁知祸从口出，这话一出口，他便被送到了集中营，又从集中营辗转来到前线，最后加入了我们这个松松垮垮的队伍。
　　
　　
　　小混球不时被滑雪板绊倒，倒在地上，一头扎进雪里。每次小混球跌倒，整个队伍便跟着全倒霉了。教授跟着倒了下来，他的滑雪技术比小混球高不了多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眼镜上沾满了雪，狼狈地哭了起来。
　　“该死的党卫军！”波尔塔嘲讽道，“这就是你自愿加入党卫军的报应！”
　　教授拿起滑雪板，在雪地里蹒跚而行。他的眼镜再次掉进雪里。
　　朱利叶斯?海德和雪橇狗并排跑着，一边滑雪，一边吆喝：
　　“跟上，你们这些坏蛋！就不能快点吗？”
　　领头的雪橇狗张开嘴，露出牙齿，和他并排跑。一旦他们碰到彼此，狗会向他狂吠几声。这时，海德便暴怒地咆哮起来，向狗挥舞着拳头。
　　“你这吵闹的家伙！猪头！再冲我叫，我就戳穿你的喉咙！如果还有什么比犹太人更让我讨厌的话，那无疑就是狗了……如果还有什么比狗更令我讨厌，那一定是雪……”
　　海德加快速度，滑到了狗队前面。领头的雪橇狗狂奔上去，很快超过了他，其余的狗紧跟上来。被雪橇超过的时候，海德突然摔倒。
　　“呵哈！呵哈！”“老大叔”在狗队上方扬起长鞭，大声叫着。
　　雪橇继续平稳滑行。海德爬起来，狠狠地扬了一下拳头，迈开他那又瘦又长的腿，继续前行。
　　“我真是受够了。”我轻声对波尔塔说。
　　“那你就出去，留在这儿等死吧。”波尔塔的回答听起来是如此冷血，毫无感情可言。
　　我开始计算自己的步伐。每一步大约是一米，甚至比一米还长一点……不，就是一步一米，因为我们走了一千步，刚好是一千米。走完这一千米，我们花了三分钟。那么，如果我们走12小时—24小时—48小时……我就这样在心里计算着。突然，我跌倒了，但是马上爬了起来，心里的算术题还在继续。最后，我计算出的结果是，还需要14天我们才能抵达德军战线——假如战线还在的话。
　　“老大叔”不时拿出罗盘，以矫正我们的前进方向。在西北方向，再走很久很久，就是波罗的海；再往前走，就是瑞典和丹麦。
　　我正在想象瑞典和丹麦的美好风光，有人哭了。是教授，他的一只滑雪板断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不再前行。“老大叔”吆喝一声，雪橇狗停了下来，“老大叔”走下雪橇，掏出烟斗。小混球倒在雪地上，四仰八叉地躺了下来。没过几秒钟，他身上便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看上去很滑稽。波尔塔背靠雪橇狗坐下来，海德则趴在雪地上。我们的姿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大家太累了，谁也不想说话，甚至不想思考。狗们也安静下来。最后，还是“老大叔”把大家从呆滞中唤醒，他从嘴里拿出烟斗，大声说：
　　“不能再这样一动不动了。我们尽情玩一天吧！”
　　话音刚落下，我们便像孩子一样在雪地里玩起来。我们用雪砌房子，准备晚上在里面睡觉。小混球砌了四间屋子，但他生气的时候，会把刚砌起来的房子推倒，狠狠地踢着倒在地上的雪堆，一边踢，一边诅咒着该死的天气。
　　“嘿！做蛋糕的家伙，”波尔塔一边捏着雪团子，一边揶揄他说，“你知道吗？上流社会的人每到冬天就会举行运动会，我们现在就是……”
　　“哦！不要再讲话了！”海德小声说。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你自己的事——”
　　“安静！”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突然坐起来，脑袋转向一边，“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我们竖起耳朵。
　　“胡说！”波尔塔说，“我不是说过吗——”
　　“他们也听见了。”
　　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冲雪橇狗点点头。它们的耳朵竖起，脖子上的毛也立了起来。我们再仔细听了一次，但是，平原上静悄悄的，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你在做梦吧？”巴塞罗那说。
　　“是吗？那狗为什么这样？”
　　“它们是受你控制的，你说那儿有什么，它们就以为那儿真的有什么。你是产生幻觉了，就像在沙漠里看见海市蜃楼一样。”
　　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紧闭嘴唇，举起枪，准备瞄准，似乎在等待某个人或某样东西突然从白茫茫的世界中钻出来。接着，狗群也不安地嚎叫着。它们直直地站起来，脑袋转向西边。我们向西边注视着。教授擦掉眼镜上的雪花，眯起他那双近视眼。
　　“我什么也看不见。”他说。
　　这时，“老大叔”突然直指正前方：
　　“狗群，快弯下腰！教授，你在这里看着它们，波尔塔和海德，你们带着枪过去；斯文，你和巴塞罗那带着火焰喷射器去左边；其余的人都散开，每两人之间的间隔大于50米。”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已经行动开了。我们钻进雪里，准备好武器，雪很快把我们隐藏起来。
　　我们都可以听到狗过来的声音，但是还看不见它们。突然，它们出现了，是两条长长的雪橇，每条雪橇由三只狗拉着，每个雪橇上坐着三个内卫军士兵。他们在离我们40米的地方，正向南疾驰而去。我们听到了他们扬鞭子和吆喝的声音：“呵哈！呵哈！”我们胆战心惊，祈祷我们的狗队不要叫出声来。
　　总算什么事都没发生，这真是奇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两条雪橇就在我们旁边经过，很快消失得无声无息，我们还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上帝！”海德松了一口气，“我们这次幸免于难，真是太幸运了！”
　　“我们可以对付的，”小混球信心十足地说，“不就是六个苏军士兵吗？”
　　“应该把他们射死，”巴塞罗那一边说，一边转向“老大叔”，“杀死一个内卫军，等于杀死好几个普通士兵。”
　　“老大叔”耸耸肩，注视着天空。天气似乎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天空飘着雪花，狂风呼啸着，似乎在夸奖这六个士兵。似乎整个国家都在敌视我们，因为我们是入侵者。
　　随着一声怒吼，狂风裹挟着雪花，把我们的武器和装备吹向空中，扔得雪地里到处都是。我们绝望地叫着、追赶着，脸色苍白。
　　“这个国家太可怕了！”海德尖叫着说。
　　教授胳膊里抱着武器，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他的脸上挂着泪珠。
　　“我太累了，我太累了，我太……”
　　“闭嘴！”波尔塔叫道，“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常识，就应该好好在挪威待着。是你自己自讨苦吃的，不是吗？你想成为英雄，不是吗？想创造一个挪威人单枪匹马、打败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不是吗？我的上帝，那些卖国贼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他转过身，向风中吐了一口唾沫，“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不信就等着瞧，你回国之后再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教授用袖口擦了擦鼻子。
　　“我不会再回去了。”
　　“不回去？”波尔塔说，“如果是那样，你就会落在俄国人手里。你最近听莫斯科的广播了吗？”
　　“当然没有，我们不准收听敌台。”
　　小混球重重地捶了一下额头。
　　“天哪！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你还以为德军会打赢这场战争吗？”
　　挪威人疑惑地摇摇头。“你认为我们会输吗？”他问。
　　“让我告诉你吧。”小混球抓住教授的胳膊，把他拉过来，转了一圈，然后指着北方，说，“在那里，他们已经准备好大炮，足以把整个第6师都轰到天上去，最后的一枚炸弹，会掉下来，落到最后一个士兵脚旁。”他停了下来，“你知道这最后一个士兵会是谁吗？”他问。
　　教授像个孩子一样眨着眼睛。
　　“当然了，除了你们这些人，还会有谁？”小混球急促地说，“当德意志帝国变成一堆废墟的时候，只有我会剩下来。到时候，我会站在废墟上，为了死去的战友，冲它吐几口唾沫。”
　　“你这么说，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老大叔”低声说。
　　小混球狠狠地踢着雪，长啸了一声，然后跪下来，开始挖着什么。突然，一只手出现了，它就像突然从泥土里冒了出来。很快，小混球挖出了一张脸，一张已经发青的、萎缩的脸，它的嘴巴是张开的，龇着牙，眼睛深陷。我们扒着积雪，像一群猎狗。我们发现了两具尸体，是两个德国步兵。其中一个还保持着紧握武器的姿势，手指弯曲，似乎在邀请我们加入。小混球踢了它几下，恶心地跑开了。
　　“我从不接受陌生人的邀请。”他说。
　　“看看他口袋里有什么。”巴塞罗那说。
　　“你自己看吧，”小混球回答，“我对僵尸不感兴趣。”
　　巴塞罗那犹豫不决。
　　“去看看啊，既然你这么感兴趣。”
　　最后，还是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走了过去。他掏出小刀，弯下腰，从一具僵尸所穿制服的背带上割下一个长颈瓶。他把瓶子扔向海德，海德刚好接住。他看着瓶子，嘴巴张得大大的。最后，他拧开瓶盖，把瓶子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他故意抽搐着鼻孔。
　　“闻起来像是伏特加。”
　　他递给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摇摇头。小混球也不要这个玩意儿。一时间，似乎大家都下决心戒酒了。
　　“你们全都是白痴。”
　　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走上前去，抓住瓶子。我们担心地看着他将瓶子放到嘴边，又看着他手里那个“亚当的苹果”抬起又落下。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谁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呢。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用手背擦了擦嘴巴。
　　“味道不错，”他说，“这不是伏特加，但肯定是酒。”
　　听他这么说，我们一个个原形毕露。很快，波尔塔和小混球又找出了一瓶酒，不到几秒钟，两具僵尸身上的东西都被我们一抢而光。斯坦恩还像煞有其事地将他们的身份文书和证件都取了下来。之后，我们回到草草堆砌的雪屋里，紧紧地围成一团。尽管“老大叔”一再反对，我们还是就地躺下了。我们太疲惫了，极度缺乏睡眠。小混球唠叨了两句，但我很快失去了意识，没听清楚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外面，几只雪橇狗却精神抖擞。有了它们，我们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了。
　　第三章
　　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对谁都不会产生同情心。他只关心两个主题：一是他的宗教信仰（他是一个狂热的穆斯林）；二是法国。他本身是德国人，但是，多年在法国生活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法国人。
　　在他的黑色坦克兵制服下面，还绑着一面三色旗；胸前的口袋里，除了他的军队证件，还有一张发黄的照片。这张照片可是他的宝贝，照片上的人被他称为“大将军”。奥尔森少尉告诉我，这是个法国人，名叫查尔斯?戴高乐，他发起了自由法国运动，目前正在非洲作战。
　　海德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后来，有一次他与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争吵中他无意间把“大将军”说成了“沙漠中的狗屎”。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拿出刀，在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的时候，他已经在海德脸颊上划出了一个深深的十字。这个伤口后来缝了好几针，但直到现在，每当海德生气的时候，这个十字架便出现在他脸颊上。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很滑稽，但他们两个当事人却非常在意。
　　“如果是别人，随你们怎么说都可以，”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说，“但如果有人胆敢在我面前说大将军的坏话，这把刀就是为他准备的。我会一刀刺进他的肋骨。我把话说在这里放着，你们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
　　尽管觉得他很可笑，我们还是记住了这一警告。再也没有人冒犯“大将军”了——最起码，不能当着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的面。
　　
　　                           
　　“好吧，别着急。我们可以休息半小时。”
　　“老大叔”命令大家停一下。我们对他充满了感激。大家摘掉滑雪板，纷纷扑进雪地里。狗们也累得趴下，一个个吐着舌头，喘着粗气，呼出的气体在空中形成一团团云雾。“老大叔”点燃烟斗，巴塞罗那拿出冻硬的面包啃了起来。四周静悄悄的，一片和平的景象。突然，海德打破了平静，开始向大家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慢慢地说着，但没有人注意听。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我们中的一人，漫无目的地说起话来，自己都不清楚要说什么，也不期待别人认真听。行军的过程，因为风雪，因为严寒，因为持续的害怕，因为死神的临近，大家有时需要说说话，排遣一下。我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从来没有谁离开过，但是，我们依然感到绝望、感到孤独，为此，我们不时地自言自语，似乎四周空无一人。
　　就这样，海德开始唠叨了。话语从他嘴里流出来，唾沫飞向空中，又被狂风吹回了他嘴里。他的话不是对我们说的，而是说给平原、狗群和暴风雪听的。如果我们听见了，对他而言，也不过是偷听。
　　“我家老头子是个酒鬼。”他说。他不时向空中吐唾沫，唾沫又被风吹了回来：“他每次都要喝很多酒，你知道吗？像牛饮一样……万能的基督啊，他就是这样一个家伙。我没骗你，对他来说，6瓶酒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你觉得自己能喝？”他嘲讽地对狗群说，“他会把你们整天拴在桌子底下……他头脑不清醒，我并没说他是清醒的。实际上，我记得他从来就没醒过，”海德皱起眉头，“他从来都不醒的，这是事实。不清醒，一天到晚醉醺醺的……喝醉的时候，他就拿身上的皮带抽我们，把我们身上抽得青一块紫一块。他几乎每天都会打我们，我们也习惯了挨打。我老妈一直都在祷告。我不知道她对上帝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一个人在角落里自言自语，一会儿说亲爱的上帝请这么做，一会儿说亲爱的上帝请那么做……”
　　海德的目光越过我们，注视着西方。他的眼睛是湛蓝的，眼神清澈。似乎他看见的，不是幕天席地的雪花，不是高大的松树，而是威斯特伐利亚那一间小屋，那是他成长的地方。
　　“知道老头子打我们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吗？他总是说，‘不是因为我喝醉了，你们不要这么认为。我是为了德国，这一切都是为了德国。肉体是罪恶的，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罪恶的肉体必须受到惩罚……当然，他经常惩罚自己的肉体，在床上的时候，他也这样惩罚老妈。有时我们会躺在床上，听他们的声音；有时，他把我们送到公园。我们在公园里一待就是半个小时，坐在那里，看着恺撒大帝的雕像，直到我们觉得可以回去了才离开。我还得带上小妹妹，走到哪里把她带到哪里，因为她还不会走路……我还有一个姐姐，她叫贝莎，但是已经死了。他们给我留下了她的丝巾。还记得我特意去了教堂，感谢他们把贝莎的丝巾给了我，因为冬天实在太冷了，我连个外套都没有……我没有外套。只有一次，我差点就穿上了一件外套，但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不得不向神父解释，他还是把我打了一顿。我摔在地上，把他的瓷柜打翻了。他又把我打了一顿，这一次打得更狠，就像老头子揍我们一样……
　　我还有一个哥哥，他离家出走了，参加了军队。他给我们写了封信，信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但我们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可能死在集中营。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欢呼。正是这一点断送了他的性命。”
　　说到这里，海德冷笑了一下。
　　“接下来说说威廉。他是我的另一个哥哥。他教会了我怎么趁售票员不注意的时候从有轨电车上跳下去。于是，每次坐电车，售票员看到我们，要我们交车费钱的时候，我们就从车上跳下去，还冲他骂起脏话，然后跑掉，而他只能目瞪口呆，拿我们毫无办法……我们觉得这样很好玩。只是，有一次，当我们再次跳车逃票时，威廉跌倒了，电车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海德摇摇头。
　　“为了这件事，他们都责怪我，说是我给他招来了麻烦，但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比他小。他的死不是我的错……我想穿他的鞋，可穿不上。我的块头比威廉大。年纪比他小，块头却比他大，明白吗？威廉骨瘦如柴。他们把他的鞋给了鲁思，但这也是浪费。她并不需要，因为她是在林茨的一个富人家长大——他们管这叫收养；因为老头子得到钱了，所以我管这叫买卖。知道自己要去别人家时，她半滴眼泪都没流。老头子经常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直到她快断气……他把鲁思卖了50马克。对你们来说，50马克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我们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不管怎么说，这么多钱，够老头子好几天的酒钱了……如果有人愿意出钱，他会把我们全都卖掉，但是，没有人喜欢挂着鼻涕、成天调皮捣蛋的孩子。这是他亲口说的。那天晚上，他跑出去，又喝了个酩酊大醉。他回来后，我们躲在屋檐下，直到他出去了，才战战兢兢地爬出来，但第二天上午他还是把我们打了一顿……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来，看到老妈坐在床上哭。我记得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海德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伸出拳头，对准了领头的雪橇狗。他曾不止一次说要戳穿这只脏狗的喉咙。他恨这只狗，似乎它就是老头子。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领头的雪橇狗不仅没有反抗，还乖乖地趴在地上，而且轻轻地舔着海德的脸颊。海德沉思着，挠着它耳朵后面。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听他的故事。
　　“我一直没搞明白她为什么哭，”他说，“可是我也坐到床边哭了起来。我们一直在哭，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不在家，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想他们可能正在街上玩。总之，等我醒来，天已经黑了。我感觉出事了——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老妈还躺在那里，可我觉得很孤单，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我听不见她呼吸的声音，她没有任何动静。我害怕，不敢动，哪怕只动一下都不敢……过了一会儿，我点亮蜡烛。她还那样躺着，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天花板。我马上明白过来。她死了。那年我还没满10岁——事实上只有9岁半——但即便只有这么小，我还是能知道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
　　海德突然直直地看着我们，深蓝色的眼睛里充满泪水。
　　“我母亲，”他动情地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她成长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受人尊敬，也十分勤劳。她从不打骂我们。不管你们信还是不信，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她的一生中从没喝过酒。曾有一次，老头子试着逼她喝，他和一个邻居一起，强迫她将一瓶烈性酒喝下去，但她最后还是一点也没喝。你们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她一手拿过酒瓶子，朝老头子头上砸了下去。老头子疯了似的要打她，她又拿起面包刀向他刺了过去，”说到这里，海德哽咽了，“这样他们才住手，因为他要去包扎腿上的伤口……当然，后来他把她暴打了一顿。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不应该强迫她做她认为不对的事情，不是吗……”
　　“当你醒过来，看到你母亲，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呢？”小混球突然插了一句。
　　海德抓着冻伤的脸，揭下一个伤疤上的痂，扔给雪橇狗。狗先是嗅了嗅，接着将它吞了下去。海德皱了皱眉头。
　　“老头子进来了。和往常一样，他喝醉了，正嚷嚷着要找人打架。他带来了一个哥们，那家伙叫施密特，实际上是一个无赖。”
　　海德的眉头皱得更紧。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泪水，目光明亮而尖锐。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像在吮吸柠檬汁。
　　“总有一天，我会收拾施密特这个浑蛋。”他说。
　　“为什么？”小混球问，“他做了什么？”
　　“他是个浑蛋。”海德说，似乎这本身就足以成为他收拾施密特的理由，“他曾和我家老头子一起在矿井里干活，但被赶了出来，后来他去了疯人院，说自己是一个男护士。护士！据说他经常殴打病人。他现在的日子应该很快乐，因为他管着焚尸炉，每天都有无数的尸体等着他焚化呢。那些人像苍蝇一样一个个被杀死了。政府千方百计想保守秘密，但大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小混球接着问，“为什么他们的死是秘密，而你或者我的死不是秘密？”
　　“这不一样，”海德暴躁地说，“在疯人院，他们给病人注射了一种药物，他们说这叫安乐死。”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怎么知道？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吧。是医生这么做的，而且符合法律，只是这一切都保密了。”
　　说到这里，海德停下了。我们都想着一个问题：因为精神病人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对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从逻辑上说得过去，但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恶心。
　　“施密特那家伙怎么了？”波尔塔问，“你这么恨他，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海德说，“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们进来后，冲老妈嚷嚷着，让她起床去弄点吃的……我告诉他们她已经死了，但他们不相信。施密特笑着说她是装死，他说疯人院里那些疯子经常这样装死，说他知道怎么对付。他说，为什么不把她打醒呢？这样她就会起来为我们做点什么……他就是这么说的。”
　　海德看了我们一眼。
　　“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家伙。”
　　“怎么找到他？”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接下来，大家讨论怎么找到施密特，怎么收拾他。海德只是听着，一句话也没说。
　　“我会找到他的，”他说，“我一定会找到他，你们不用担心。”
　　他朝我们冷笑了一下。
　　“他们把老妈打了一顿，直到她皮开肉绽，他们才确认她已经死了。接着他们掰开我的胳膊，把我踢到一边，跑出去喝酒。我报了警。我对警察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警察以谋杀罪为由把他们抓了起来，送到监狱里关了6个月。从监狱出来后，老头子愤怒地把我打了一顿，差点把我打死……从医院出来后，我便收拾了自己的衣服行李，一个人离家出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
　　大家都沉默。这个团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但我相信海德的故事是最悲惨的。我们可能不喜欢他，但现在，最起码大家都可以理解他。如果我们内心还有柔软的角落，我们一定会对他生起同情心。
　　“17年了。”海德说。他把狗从身边赶走，站了起来：“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忘记的。我知道他在哪儿，等时机好一点，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家伙。”
　　我们相信他。他的故事，和法国军团小个子大兵的大将军一样，我们必须尊重，不能拿来开玩笑。我们大多数人心里都有脆弱的地方，有一道伤口，这道伤口是不能碰的。
　　“可以告诉你们，”海德发誓了，“这个家伙一定会得到报应。”
　　“当然，”波尔塔说，他拍了一下海德的肩膀，“你一定会收拾他的，我们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