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理论_赵白生著_9787301065174

《传记文学理论》主要讲述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传记文学的结构原理，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等，精彩内容。

　　在谈唯物论时，瞿秋白对“互辩律”（瞿秋白对辩证法的翻译）十分看重，而对“历史意识”落墨较少。《多余的话》则正好相反，历史意识跳跃到前台，“互辩律”反而屈居暗线。“历史的纠葛”、“历史的误会”、“历史的偶然”、“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1]等等自始至终，通贯全传。浓郁的历史意识弥漫着《多余的话》的每一个章节，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瞿耿白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却是非历史的。
　　首先，他切断历史，给非历史性阐释提供了契机。《多余的话》省略了在瞿秋白短暂的一生里掀起涟漪的重大历史事实。最明显的例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时，瞿秋白只有十三岁，但这场革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国丧”的故事是瞿秋白早年生活的一个里程碑。杨之华和羊牧之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都不约而同地叙述了这个故事。瞿秋白的妹妹是当事人，她给我们提供的亲历记无疑更为详实可靠：
　　哥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最年长的。我比他小两岁。他在幼年时期一些不同凡响的言谈举动，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在中学读书时，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风云所激荡，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他在周围的人中，最早剪掉了那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我现在还记得他高擎着自己剪掉的辫子，在天井里欢呼雀跃的样子。在当时他幼小的心里，以为国家已经有救了。但到了第二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那年的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许多人家都挂上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灯笼上写上“国庆”。哥哥却与众不同，弄了个白灯笼，写上“国丧”两字，挂在侧门上。我那时已经懂事，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去挂上；我再去摘下，他还是去挂上，还追来追去地要打我。我终于拗不过他，只好听凭这盏“国丧”白灯笼悬挂门外，直到天明。事后，我听他对人说，这时孙中山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这一年，哥哥也只不过十二岁（下注：应为十四岁），却怀着这样深沉的忧国之心，这样明晰的政治见识，现在想来真令人惊讶！实际上，他在这时候，已经树立起革命的志向了。[1]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故事证明秋白从小就爱国”，[2]或者十四岁的瞿秋白就“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我们先来看一看略去“国丧”这个故事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七会议是主流历史的一条干线，同时又是瞿秋白一生的三段生命线，那么截去“国丧”的故事，一方面割断了历史和个人的纽带，更重要的是切掉了个人发展史的源头。历史纵向发展的来龙去脉切断了，瞿秋白的三段生命线自然衔接不上。所以，他说参加五四运动是“历史的误会”，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把参加五四运动解释为“历史的误会”，这是瞿秋白非历史性阐释的范例。他这样叙述那段如火如荼的经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3]两个“得”字，一副无奈的神情跃然纸上。那么，瞿秋白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被动和无奈呢？事实上，瞿秋白对这一运动“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1]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忘我的投入：“因为疲劳过度，他回校以后，当天即肺病发作，口吐鲜血，但仍奋不顾身，第二天又积极响应全市专科学校总罢课的号召，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负责人，积极领导俄专学生进行罢课斗争。”[2]对于他在五四的表现，瞿秋白的好友郑振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回忆资料，其中有一句话正好回应了瞿秋白怎样当上“政治领袖”的：“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3]也许，瞿秋白说的“谁也不愿意干”是事实，但瞿秋白在解释这一事实时，却省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郑振铎所提供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做上“政治领袖”，并不是完全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内在的品质——“出众的辩才”和“领导的天才”——脱颖而出，更不用说他长期的精神准备。在俄文专修馆时，他“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4]
　　五四运动是一件大事，需要全景式的透视，可是瞿秋白却大事化小，拈出一点事实，从一个角度人手，轻描淡写两笔，就把它打发掉了。他不想内外结合，多方位地解释这段历史。这样非历史处理的结果，瞿秋白模糊了个人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完完全全掩盖了他那颗“浪漫派”（下面加点为原作者原强调点，下同）的心。这颗心“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5]“‘我’无限”[6]是瞿秋白“无涯”诗的基调。可是省略了辛亥革命，淡化了五四运动，没有了永恒的历史，怎么能体现“无限”的“我”?
　　非社会之我
　　关键性传记事实的缺席是《多余的话》的又一个显著特点。瞿秋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当过驻外记者，执教过上海大学，后又身居党内要职，交游可谓遍及海内外。跟他有过交往或交锋的主要人物包括：斯大林、布哈林、鲍罗亭、米夫、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戴季陶、汪精卫、蒋介石、王明、胡适、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等。这些人构成了瞿秋白自传里不可或缺的传记事实。可是《多余的话》只偶尔提及一两个人，造成了传记事实的大片空白。
　　对瞿秋白的传记作家来说，核心的传记事实是鲁迅。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1931年夏初到1933年底，他在上海同鲁迅一起战斗的生活，一个字也未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1]
　　瞿秋白只字不提鲁迅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当然不能写他“和鲁迅特别致力于当时文化战线上政治的思想理论的斗争，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对标榜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进行了密切的协同作战”。[2]他更不能叙述他在鲁迅家三次难忘的避难生活，特别是“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