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下册）_郭汝瑰黄玉章_9787214091543

本书由郭汝瑰、黄玉章主编，在查阅大量国家和地方档案馆抗战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参考日、美、英、中方出版的300多种图书，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历史，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帮助读者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及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史实原貌。 ★劫难与抗争的亲历者书写的历史。　　★权威、第一手资料忠实记录抗战大历史的每一处细节。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烈的卫国战争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　　4321名飞行员血染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　　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　　硝烟远去，历史尘封，千古英雄，魂归何处。　　谨以此书缅怀320万永远最伟大的殉国英烈们。

　绪论
　　第一节写作动机
　　1937年中国爆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中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展开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2〕而获得的，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配合下”〔3〕获得的。中国所有参加抗战的政党、阶级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虽然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在精神和物质的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战争的胜利和他们作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的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这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的延续、发展造成的，也是中、日力量对比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是当时具有中国特点和进步意义的特殊现象。
　　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闭关自守，科技落后，武备不修，鸦片战争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经过105年之久，才摆脱被瓜分的危局。如此严酷的历史教训，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应忘记。为了振兴中国，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中日战争史，应该“全面地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借以启迪后人，指导将来”。〔4〕
　　一、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5〕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6〕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
　　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7〕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
　　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8〕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曾率部投入淞沪战场，浴血杀敌。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9〕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10〕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11〕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1949年脱离军职去香港定居，1950年又主动不再当国民党员的张发奎，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曾直接批评蒋介石在此问题上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并揭出影响蒋介石作出错误决定的主要原因。他说：当“官兵们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伤亡惨重、后援不继”时，我赴松江出席军事会议，这是蒋先生(蒋介石)召集的，会场设在松江车站一节列车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孙元良、我以及其他将领”。“这件事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因为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用介意蒋先生知道了会发怒”。“那时淞沪会战已葬送了巨大数量的人命。在蒋先生莅会前，我们在火车车厢里讨论了局势。我们都认为无法再抵挡敌军的优势火力。蒋先生到会后，高级军官们依次提出报告。我提议我们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如是我们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绝大多数人同意我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此时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十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并非我想侮辱一个妇女，但是毕竟她只是蒋先生的妻子呀!他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倘若不是蒋夫人要我们再坚持十几天，我们原本可以实行有秩序的后撤”。“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承认在淞沪会战中犯错，但他不敢批评最高统帅部，他只承认撤退时过于混乱。何应钦在台湾不敢说真话”。〔12〕

　“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
　　一、事变前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本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既定方针，参谋本部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就已开始拟制侵占中国东北的纲领性文件——《昭和六年（１９３１年）度形势判断》。主要内容是准备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第一阶段在东北建立一个新的亲日政权以代替张学良；第二阶段使这一政权从中国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武力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１９３１年４月正式形成文件。〔１〕　但在侵占东北的步骤上，日本关东军与参谋本部有不同的看法。早在１９３０年９月，关东军参谋部在石原莞尔主持下就已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之研究》，主张在一两年内就占领东北。〔２〕　为此，从１９３１年１月中旬起，每逢星期六，关东军参谋部都要召开一次有全体参谋参加、满铁调查课和东亚经济调查局有关人员也应邀参加的“占领地统治研究会”，共同策划侵占东北的阴谋活动。〔３〕　当年春天，关东军还对沈阳城进行了现地侦察，因见城墙既坚又厚，认为如果中国军队固守城垣，则难以攻取。于是对城墙的损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选择突破口，并据此制定了攻城计划。“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就是根据这个计划由城西南角墙坏处首先登城的。
　　１９３１年４月，日军第２师团从仙台调到东北辽阳换防。该师团成员多为日本北方人，适于在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作战。〔４〕　５月间召开了联队长、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所谓“满蒙”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突然攻占东北的准备。”〔５〕
　　关东军不满意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的计划，坚持发动战争后立即占领东北、使之成为日本领土的意见，遂派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等人回日本游说。日本参谋本部为了统一认识、协调行动，派建川美次主持召集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５个课长制订了一个折中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实施武力占领。〔６〕　７月间，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至东京，将该《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事实上关东军连一年之期亦不愿等待，此时已经基本上做好了侵占东北的准备。为了分散张学良的注意力和牵制东北军主力于关内，使其无暇顾及东北，〔７〕一方面挑唆石友三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军事叛乱和鼓动蒙古独立，以配合日军对沈阳的进攻，〔８〕一方面加紧制订作战计划。１９３１年４至６月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阴谋活动和作战计划。当时分工：由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制订爆炸柳条湖铁路的行动计划；由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制订进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长春、吉林的作战计划；由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制订在吉林、哈尔滨制造暴乱行动的计划。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行动迅速，要求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止外国的干涉。４月２６日拟好了攻占沈阳的作战计划，３１日研究了发动侵略借口的“谋略”。至６月１９日，全部计划均已完成。主要内容为：发动侵略的当晚，独立守备第２大队的第３中队以演习为名，从石虎台驻地南进，一部至柳条湖铁路边，主力至北大营外围展开。一俟柳条湖铁路炸毁，第３中队即向北大营进攻。在沈阳城内的板垣征四郎则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按照石原莞尔拟定的计划，命独立守备第２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２９联队进攻沈阳城。石原的计划还规定以辽宁的第２师团主力和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３旅团和骑兵第２联队对宽城子、南岭的中国军队作好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向就近的中国军队进攻；占领沈阳后，第２师团利用在吉林制造的暴动，以护侨为名进占吉林，同时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航空兵越过鸭绿江进行支援。计划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关东军以一部兵力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位于吉林北舒兰一带及白城子至索伦地区。〔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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