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书坊第四辑·转益多师_陈尚君_9787532644032

本稿系陈尚君教授最新学术随笔，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他的导师朱东润教授，共六篇，写朱东润先生文学批评、传记文学等方面成就，二是复旦中文系老师，包括王水照、王运熙、刘大杰等诸位，三是复旦之外的一些文史大家，如唐文治、余嘉锡、钱钟书、陈寅恪等等。这些文字或写他与这些长辈的交往，或写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具有一定的价值。

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

——以《梅尧臣传》为例

先师朱东润先生学贯中西，兼通古今，其建树涉及众多方面，学术界早有定评。我于1978年到1981年间虽曾从学唐宋文学，并因此而走上学术道路，但于先师的学问至今难以尽窥其涯岸，更难以体会其治学的真髓及门径。仅因当时做有关欧阳修的学位论文，得以仔细地研读过梅尧臣三书，遇有疑问，又得以经常请教，因此于先生治学的追求和方法，得以稍闻一二。谨此写出，希望对学者了解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所帮助。

朱先生的梅尧臣三书，即《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和《梅尧臣诗选》写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三部书中，《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是为《梅尧臣传》的写作所做资料准备工作，《梅尧臣诗选》则是梅诗的中型选本，因而三书的中心是《梅尧臣传》。《梅尧臣传》是朱先生所作传记的第四部（前三部是《张居正大传》、《王阳明大传》和《陆游传》，其中《王阳明大传》未出版，手稿已遗失），是他一系列传记文学写作中，篇幅和影响都不算最大的一部。为写作这篇传记，他所付出的努力则非常巨大，在此传中努力追求的目标则与他一生致力的目标完全一致。

朱先生1916年自英国留学归来后，先后在广西二中、南通师范和武汉大学教授英语。1931年接受闻一多先生安排始转向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三十年代先后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读诗四论》（后改题《诗三百篇探故》）和《史记考索》，在古代文学和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他感到应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反复比较后，他选择了传记文学，或者说选择了用英国传记文学的路数来从事中国传记文学的写作，并以此作为一生致力的主要目标。他的这一努力开始于四十年代初，最初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和特点，二是尝试采用英国传记文学的作法，写作中国的传记文学。后者于1943年完成了《张居正大传》，出版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前者则写成研究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专着《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他在多篇自叙中对此书非常自信，但又始终深藏行箧而没有出版。此书今年有望出版，笔者得缘先期通读，体会到他对中国古代传记的基本看法。

稍通文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传记及其发达，不仅二十四史中有无数人物传记，隋唐以下的书志中都有传记一类，收录极其丰富。但朱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虽然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都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史记》的传记当然是很优秀的，但限于史书的体例，目标是写史写事，只能略存传主一生的梗概，互见的史例也使传记缺乏人物完整的记录。他对魏晋六朝的别传和唐代的僧传评价很高，只是可惜前者大多已经亡佚了。他认为唐宋的传记以碑志行状为主，虽然产生过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朱熹《张浚行状》那样的优秀之作，但总体来说成就不高，绝大部分都只是对死者抽象的歌颂，过于刻板虚假，缺乏生动的人物描写。对于当时流行且得到学界很高评价的梁启超《王荆公评传》、《李鸿章评传》一类作品，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传记虽然对传主生平和一生事功有详细的叙述，但多是分类评述，看不出传主一生的生命历程和感情变化。他甚至认为，评传的写法，把传主各方面的成就分开叙述，如同把人物“大卸八块”，支离破碎，实在不足取。在中国传统的传记文学中看不到值得师仿发展的方向，他只能放眼世界，从留学期间特别喜爱的英国传记文学中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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