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系列之中，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第三辑，全书分为经子义疏、义理发明、古典艺术、诗义发微、经学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西学源流、古籍整理八个部分，全书汇集了许多优秀学者研究儒学与古典学的精彩论文，对国学经、史、子、集、书、画、新儒学、古代西学及古籍点校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自小现大，知微见著，针对经典国学之中的问题点进行了精深而透彻的专业分析，是一本专业性极高的儒学与古典评论学论文合集。

《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第三辑）》是“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系列论文集的第三辑，全书分为经子义疏、义理发明、古典艺术、诗义发微、经学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西学源流、古籍整理八个部分，汇集了许多优秀学者研究儒学与古典学的精彩论文，是一本专业性极高的儒学与古典评论学论文合集。

陈畅，男，1978年生于广东梅县。1996—2007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7—2009年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思想、儒学、宋元明清哲学。著有《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即出），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经子义疏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张文江
嫡庶之制与周礼的根基……陈 赟
《老子》“绝学无忧”章（王本二十章）辨证……陈 徽
义理发明
入道之序：由“陈( 淳)、黄( 榦) 之歧”到李滉《圣学十图》……李纪祥
晚明《中庸》学的新视野……陈 畅
天人回环、交尽视野的展露……王林伟
道与时……殷小勇
孔子为什么强调学习？……张振华
古典艺术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王羲之、王徽之、顾恺之为例……柯小刚
论书札记三则……燕 凯                                                      诗义发微
思无邪：《诗经·关雎》讲疏……吴小锋
从政典转换到政教之变……陈雪雁
《诗经》讲义……刘 强
经学研究
辽、金、元三代的经学发展及其特征……周春健
虞周之职官与政教……齐义虎
系谱之外……黄圣修
江永与“地中”问题……徐到稳
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检讨……石 瑊
现代新儒学研究
“时间”观念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方 用
熊十力易学的象数思想及其在熊氏哲学建构中的地位……谷继明
西学源流
医学与哲学：盖伦生平和思想概述……张轩辞
罗马的双面：奥古斯都与基督教……曾维术
古籍整理
北大本《仪礼注疏·丧服》点校商榷……黄 铭
上古本《儀禮注疏·喪服》點校商榷……黄 铭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张文江*
一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总结性文章。这篇文章原来有两个互相竞争的题目，《史记集解》的题目是《太史公自序》，《史记索隐》的题目是《太史公自序传》。我以为两个题目考虑的角度不同：《太史公自序》表示这是全书一百三十篇的总结，《太史公自序传》表示这是七十列传的最后人物。两个题目竞争的结果是《太史公自序》胜出，更强调它是全书的总结，而不是列传的结束。虽然《太史公自序》题目已经确定，这篇文章还是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总结《史记》这本书，一是总结自己这个人，两个内容合一成为本文。
这篇《太史公自序》，追溯了民族的历史、家族的源流、政治的变迁、文化的辨析，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是一篇大文章。根据我对中华学术的理解，我想尝试性地下一个断语，《史记》是总结先秦古学的集大成著作。以此来划出时代，《史记》以前都是古学，《史记》以后都是今学。《史记》是后代人理解先秦古学的阶梯，当然通过以后，这个阶梯也可以撤除。
《史记》作为一部贯通古今的大著作，必须对当时各种思想有总体的认识。写历史书整理古今发生的事情，如何整理就必然脱离不了思想。这个总体认识是《史记》的思想核心，借用后来的佛教术语，也可以称为判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学者根据传承的经论，按照各自体悟的境界，把佛教内容分为若干时或者若干类，在其中安立自宗的位置，并且提供修行的进路，这就是所谓的判教。《太史公自序》分判了当时所有学问，是一篇思想性的文献。
“自序”的“序”，有的版本也写成“叙”。在古代“序”和“叙”是相通的，班固《汉书》模仿《史记》，全书的最后一篇称为《叙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在著作完成以后，通常总要写一篇序，理顺全书各部分的关系，它的标志就是排列好目次。
这篇《自序》，同时也是司马迁的自传。篇名中省略了“传”，突出了对本书的意义，减弱了对本人的意义。在思想性上，先秦能够和此篇比拟的是《庄子·天下篇》，当然《天下篇》还要更精彩些。《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全文抄录了这篇文章，加上了一篇《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报任安书》中的话。名言流传，激励后代人认真对待生命，做出自己的选择。
就文学而言，序的文体始于《序卦传》、《诗大序》。自序的文体始于屈原《离骚》，启发过司马相如，以司马迁为最有成就，此后的变化又有扬雄、班固（刘知己《史通·序传》）。过去我讲第一百二十九篇《货殖列传》，中心是经济。这次讲第一百三十篇《自序》，中心是政治、哲学和文化。《史记》是开创性的大著作，司马迁的志向不仅是写一部历史书，而是模仿经或者拟经，实际达到的地位是子。因此《史记》可以看成诸子类的哲学著作，而不仅仅是史学著作。如果读《史记》只注意其历史作用而忽视其思想作用，多多少少会形成一种遮蔽。
为什么是拟经？《汉书·艺文志》将《史记》列于春秋家，当时著录的书名是《〈太史公〉百三十篇》。司马迁本人用的书名是《太史公书》，他不知道自己的书后来被叫作《史记》。《史记》作为专书的名称出于后人，最早由《汉书·五行志》提及，以后为《后汉书·班彪传》采用。在《史记》中“史记”一词出现十四次，全部指古代官史之书，而不是自己的著作（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之“史”考》）。《汉书》、《后汉书》以后，《史记》才作为专称逐渐流行开来，在《隋书·经籍志》中得到了肯定。我们现在用《史记》的书名，代表了二十四史之首。用《太史公书》的书名，可以理解它的思想史意义。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开篇发生的是一件大事情。《史记》的古史观来自《易经》，出于《系辞下》第二章：“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庖犧氏、神农氏的事情发生在本文之前，还没有和《史记》相接。
庖犧氏也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可以作为中国古史的开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天地间有个人站立出来，从生存的重压下透过气，抬眼看看天地和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谓人之为人，这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在伏羲氏之前，古代传说中还有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还是处于和自然抗争的谋生层面。而到了伏羲氏的仰观俯察，人才有了精力和兴趣研究天地和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古希腊这就是哲学的开端，所谓哲学的开端来源于惊奇（柏拉图《泰阿泰德》155d，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11—12）。在此以前，人和其他动物还浑然难分，而直到有了这样的惊奇，人才和其他动物判然有别。所以从《易经》看来，人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就是成为哲学人或者是知识人。人追求幸福，到最后必然到达精神层面，那才是人之为人的定义。伏羲氏的时候还是畜牧社会，他用了一套特殊符号来沟通天地内外，以此了解自然，了解自己。这就是《易经》的起源，跟西方的数学有同有异。伏羲的符号是用来理解整体的，真的理解了，符号也可以不要。
伏羲氏以后就是神农氏，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农业社会的建立，二是市场的出现。这两件事情影响深远，其中存在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参阅拙稿《〈史记·货殖列传〉讲记》）。
伏羲氏、神农氏以后是黄帝，成为了《史记》的开端。《系辞下》又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黄帝、尧、舜继承伏羲、神农，前半段属于自然科学。“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阴变阳为变，阳变阴为化，不断改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老百姓不断感到新奇，获得安居乐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个方法用到底了，一种体制的能量消耗尽了，就应该变通以开创出新局面。后半段属于社会科学，“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制订礼仪，分出君臣尊卑上下的秩序，建立了一个政治社会。中国传统的道家和儒家，其实很容易分辨，根源就在于此。在黄帝、尧、舜系列中，从黄帝这条路线引申出来的就是道家，从尧、舜这条路线引申出来的就是儒家。道家截取的是头上一段，儒家截取的是尾上一段，好的道家顾了头还要顾尾，好的儒家顾了尾还要顾头。当然还要上追经济上的神农，以及哲学上探索真相、追求幸福的伏羲。
这就是《史记》记载历史的开端，从这里一刀切下来，全书开始于《五帝本纪》。在此之前，神话和历史基本上没有分别，《五帝本纪·赞》：“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黄帝的神话色彩还是很浓，关于他有着种种传说，当时人都相信是真的。后来理性渐渐发展了，就当作神话看了。炎黄子孙祭祀黄帝，虽然可以对着空的石碑行礼如仪，但是当时人思想中的象和现在的象已经不同了。《五帝本纪》开始于黄帝，结束于尧、舜，中间还有《易经》没有提到的颛顼和帝喾，定位一点点清楚了。
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于五帝中位居第二，在古代社会中非常有名。屈原自称为他的后代，《离骚》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就是颛顼。根据《秦本纪》，秦也自称为颛顼的后代。颛顼的年代对《史记》来说也非常遥远，“昔在颛顼”，就是向远古的追溯。《史记》对于我们好像是古代，其实《史记》和颛顼之间的社会状况，其差别不小于《史记》和现在之间的社会状况。神话中有着历史的因子，从黄帝发展到尧、舜，神话色彩越来越少，真实成分越来越多，尽管尧、舜还是有着神话色彩。以下的记载半神话半真实，发生的是一件大事情。
“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人之际”，也就是政治社会成立的关键，后来历史上叫作“绝地天通”。在此以前，人和天地不分，人和神以及动物也不分，所以神话和历史也不分。“命”就是命令，现在可以称为话语权，如果推广得远一些，甚至还可以用上流行词“专政”。为什么“命”就是专政呢？专政在英语是dictatorship，这个词来自dictator，其动词dictate就是指令、口授或者听写。汉字“君”从尹口，尹为治事，口发号令，我说话你们记录，这就是专政。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还能替换成现代说法“制订规则”，或者“制订游戏规则”，虽然比较柔和好听，实质性内容并没有变。如果再推广得远一些，甚至还可以换一个光明正大的词，那就是所谓“立法”。老子讲“名可名，非常名”，这些词彼此分割，渐渐遮蔽，然而相互之间还是可以互通声气。颛顼命令重、黎两个人，一个管住了天，一个管住了地。为什么说“命”是专政？因为发布者垄断了普通人跟天地交流的权利，一定要通过他这个天子来代表，对老百姓来说是代表天地，对天地来说是代表老百姓，王的地位就显出来了。过去原始社会有巫师，普通人也可以和天地交流，至此民间的权利全部丧失，只留下两个人是合法的。颛顼把这两个人判为合法，那么同时就是判其他人不合法，规则于是就制订出来了。
重和黎是传说中的人物，完成了绝地天通这件大事，是后来羲、和两氏的祖先。《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绝地天通以后，因为上天梯断掉了，人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孔传》认为重就是羲，黎就是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从古代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中，这其实是对文明进程的肯定，人归人，神归神，两路分了开来。《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楚昭王看到《周书》（《吕刑》属于《周书》）的“绝地天通”，已经不理解了，于是去问大夫观射父。他看到的是字面意思，如果没有绝地通天，难道老百姓真能升到天上去吗。观射父回答说：“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原始社会中有一些特殊的人，实际上就是巫，由他们来沟通神明，社会秩序得到了稳定。“精爽不携贰”，精神特别集中，思想不开小差，这是职业的要求。此后“九黎乱德，民神杂扰”，颛顼不得不做了整顿，垄断了巫的职业，那就是所谓的“绝地天通”。巫史相通是史官的来源，巫就是天，史就是人。巫预测未来，史记录过去，巫史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古代神话包含了很多当时人的心理事实，由上古成为中古，由巫而史，神话就过渡到了历史。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唐就是唐尧，传说尧封于唐，在今河北唐县。虞就是虞舜，舜封于虞，在今陕西平陆县。“绍重黎之后”，绍就是继承。颛顼命重、黎掌管天地以后，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唐虞继承颛顼，让重、黎的后代羲、和再来负责这件事。从尧、舜以后直到夏、商，每一代都没有缺少过。“使复典之”，就是重新整顿，再操旧业。“世序”，世世代代研究整理。重、黎以后因为一度中断，那么民间还有些生路。“世序”以后，管理不再缺位，政治社会就完全成立了。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颛顼时的重、黎，尧、舜时的羲、和，都还是半神半人，以后神话色彩渐渐消失，一点点出来人的形象。程伯休甫是重、黎的后人。程是国名，在陕西省咸阳市。伯是爵位名，公、侯、伯、子、男中的伯爵。他本人的名字是休甫。根据《索隐》引《左传》的考证，休甫是黎氏之后，只是重、黎中的一支。但是重不出场就好像没有力量似的，所以加上重给自己贴贴金，这可能是古代的一种修辞手法。这个家族的焦点逐渐清晰，关键人物是程伯休甫。这真是一个变来变去的大时代，容易引起人的身世之感。
一直到了周宣王时，家族中有人犯了错误，权位被取消，成为司马氏。周宣王的时代很确切了，就是《大雅·抑》的时代，完完全全靠得住。司马氏不知道是怎样的官，非常可能跟马有关，《周礼》以大司马为夏官之长，所以也可能是军事上的职务。重、黎“世序天地”，管的是当时最高的层次，到了司马氏地位降低了。用印度的种姓来比喻，就是从婆罗门变成了刹帝利。“司马氏世典周史”，古时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以后综合《尚书》和《春秋》之长，就形成了《史记》。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

周惠王（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52年在位）、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公元前619年在位）的时候，国家接连发生了好几场动乱。司马氏离开周到了晋，这个贵族世家一代代处于衰落之中。起先贵为大臣，然后官做得渐渐小了。后来连中央也待不住，就到地方上去了。

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晋文公的时候设立了上、中、下三军，随会后来成为中军的主将。当时主政的人是赵盾，晋襄公死了，他派人去秦国迎接当人质的公子雍继位，公子雍是晋襄公之弟。然而在队伍出发后，赵盾又改变了主意，拥立了公子夷皋，公子夷皋是晋襄公之子。秦国用军队护送公子雍，赵盾发兵阻拦。随会本来是派去迎接的使者，在混乱中逃往了秦国。发生了这场意外，随会后来又经过魏回到了晋，但是一同去的司马氏却回不来了。
随会奔秦是不可预料的事件，这件事改变了司马氏家族的轨迹。主将投靠了敌国，他身边的司马氏也没有办法。他们内心不一定想叛晋，但是回来难免还要经历审查之类，所以索性不回来了。司马氏进入少梁，少梁属秦国，在陕西韩城县。古代这里是梁国，秦灭后改名少梁，后来再改名为夏阳。这就是司马迁一族本支的流动，从几代人来看就是变来变去的。好像从来都不动的，后来就动了。三十年，五十年，三百年，如果时间放长，变化大得不得了，历史的因果真是难说的很。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司马氏在晋的这一支，经过这场变乱，走的走了，留下的人有通外的嫌疑，日子大概也不会太好过。于是也就分散开了，有些去了卫国，有些去了赵国，有些去了秦国。这就是大时代中一个家族的命运，一群人分分合合，各奔前程。在司马迁的大手笔之下，线索一点也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