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对好地方，汲取正能量：为什么好地方能让你健康和快乐？_［美］埃斯特 M.斯滕伯格博士　著，廖颖　译_9787544340953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外在环境影响着健康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认同。如果说中国的风水学说是在玄而又玄地臆想空间的神奇，那么，国外现代新兴的跨专业学科建筑神经学将风水与科学、现代医学等紧密联系起来，从科学的角度探究空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我们通过神经系统及其结构感知周围的世界，某些特定的地点能让我们感觉愉快与安全，而某些又让我们恐惧与不安。因此，疗养地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疗养效果及恢复速度：风景宜人、山清水秀的疗养地点促进了身体的疗愈和恢复；单调的高墙却让人在康复上“吊车尾”。
　　别以为这是一本晦涩的科学读物，书中大量研究者经历的趣闻轶事将让你觉得这像一本点缀了科学知识的《人物》杂志。本书从神经系统及其结构的科学层次出发，为环境对人体康复的影响提出科学依据，并将研究引入一个复杂且目前仍捉摸不透的记忆存储领域，还深入探讨了地点是如何使人产生恐惧或安全感等诸多科学问题。
　　从书中你将了解一座城市的建筑对居民生活与身心健康的影响，懂得医疗设施如何建造才能更好地促进人体的康复，更明了个人如何选择合适的好地方以汲取正能量帮助身体康复。

　　中文版序：构筑你的健康福地
　　丁东
　　一，科学的风水学
　　居住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中国形成了一门古老的风水学说。风水学说根据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认为居住环境与居住者的健康、命运息息相关，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必须与自然形成和谐的互动关系，才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万代。
　　如何利用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是中国古代风水学说的核心理念，她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何处选址、建筑形态、朝向方位到内部布局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包含了丰富的生活智慧。比如从选址来讲，一栋良好的建筑要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在北半球来说，这样的房屋可以最大程度的接受阳光，并抵御寒冷的北风。背后的山体可以挡风，山上的树木能涵养水土，前面的水体可以提供生活及种植的水源，有利于人类的生存繁衍。不仅仅在中国古代的中原文化圈形成了系统的风水学说，我相信，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各民族都不同程度的形成了类似的风水学说。毕业于哈佛的设计学博士俞孔坚教授在《回到土地》一书中，曾介绍了边远的云南哀牢山区哈尼族的居住生产模式：哈尼族在云贵高原上世代以农耕为生，其居住地山势陡峭，生存艰难，但哈尼人在这里却创造了生活的奇迹。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部分，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哈尼人视之为众神居住的龙山，一般不许族人进入打猎砍伐；在海拔1500-2000米的范围，则是属于人类居住的村寨；在村寨的下方，一直到山脚，就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生长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水稻。山顶的森林涵养了水土，雨水顺山而下，流经哈尼村寨，供人们饮用洗涤，并把人畜的粪便冲下山，给下方的农田带去养分。上千年来，哈尼人一方面保持着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同时又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天、地、人、神共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模式。但是，拥有合理内核的风水观念，经过历代文人的铺陈演绎，却渐渐脱离原初的朴素面貌，变得日益复杂繁琐，成为了一个逐渐僵化的体系。为什么这样布置会带来健康？那样摆设会带来好运？看起来高深莫测，但大多数的风水师不过是沿用师承、照本宣科，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我以为，风水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应用部分，它们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后人只知应当如此却不知何以要如此，即便能够说出一番道理，却一半是根据实践的总结，一半是基于玄学的臆想。因此，凡这一类的学说，用之于事，大都时而准确、时而乖谬，并无确切的定则。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多元的文化现象，它们具有哲学思辨的启发意义和文化上的研究价值，但在实践上却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回到环境与人体健康方面来讲，中国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楼房拔地而起，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水泥森林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城市污染、环境压力使城市人感到莫名的压力，城市生活病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我们应当如何选择和构建良好的居住环境？环境又如何影响居住者的身心健康？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忽然发现，除了相信传统的风水堪舆，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的学说足以借鉴。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西方，在最近的十年里，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正开始试图用严谨的科学实验揭开环境与健康之间的秘密。2002年8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边，美国建筑师协会第一次让科学家和建筑师们走到了一起，这一跨学科的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从建筑学与神经学入手，彻底理解环境与健康的微妙关系。
　　关于建筑对人体身心的影响，和东方的风水学说一样，西方的建筑师也早就开始探索实践，比如在建筑中引入更多的阳光，注重空气的流通和户外的景观等等。建筑师们直观地感知到，优美的环境能够让人心灵放松，有益身体的健康，而黑暗拥挤的环境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导致疾病的产生。但是从来没有人具体测量过，到底是哪些环境因素激活了人体的哪种神经通路，又如何影响到人的免疫系统，进而促进或损害到人体的健康。我们仿佛预先知道了一个不算离谱的答案，但对解题的过程却一无所知。随着现代神经学、免疫学的发展，人类拥有了更为精细的探测工具，人体大脑活动的机理也日益清楚。在科学光芒的照耀下，美国建筑师协会不满足于现有笼统含混的结论，终于，建筑师开始和医学专家携起手来，他们想确切了解环境与健康之间的秘密。新兴的建筑神经学（NeuroscienceforArchitecture）就这样在美国诞生了。埃斯特?M.斯腾伯格博士（EstherM.SternbergMD）在本书中说明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目标：“如果他们能够理解物理环境如何影响人的情绪，以及建筑构造所引起的情绪波动如何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建筑设计的时候将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考虑在内。”对于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建筑神经学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们要探求其中内在的机理，而不仅仅满足于现有的建筑审美规范；他们要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以一种玄想的理论来指导建筑的设计。
　　以中国传统的风水学来相比较，斯滕伯格在本书中关于环境与健康的论述，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环境风水学”，她揭示了环境对人体身心影响的生理学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者，我不能不指出，有人喜欢标榜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特质，但这种整体性却往往以含混不清作为代价。早在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就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不够明晰；他说他的工作就是要利用近代逻辑分析成就来说明传统概念，“努力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对于事物的了解，是止步于笼统的把握，还是从细部解剖入手，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分野。科学并非万能，但它的实证精神却正为我们传统所缺。正如你在这本书里看到的，着力于局部、细小范围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科学，在不断探明事物的内部规律后，开始不断交叉整合。由于这样的整合建立在对局部事物精准把握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清晰的整体观，它就远远超过了传统文化里混沌的整体主义。我想，如果我们建筑风水学能够吸收建筑神经学的最新成果，融合传统的文化心理与科学的实证，完全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二、环境如何影响情绪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爱人在十年前开始涉足家居软装设计布置，她为大量的高端客户进行了装修后的家居环境营造，后来她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家庭居住空间的色彩感、整洁度、风格品味等看起来很抽象的东西与家庭的幸福指数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她告诉我说，每当她进入一个新的家庭，家居布置等环境因素就会让她产生出不同的情绪，并以此感受到这个家庭的和谐程度，随着对这个家庭的进一步了解，其结果和最初的感受往往差异不大。
　　当然，这只是一种直观的感受和经验的累积。现在，科学家以科学实验明确证明了环境对人体情绪的刺激机制。
　　我们知道，人体有五大感受器官，即眼、耳、鼻、舌、身，它们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共同来感知和认识外部世界。在人体这个世界里，大脑如同总司令坐定山头，下派五大探令官四处打探情报。五官把捕捉收集到的各种信息通过神经脉冲传递给大脑，大脑产生出不同的情绪反应，得出相应的判断，再通过神经脉冲向肢体发出种种指令。不同环境中的色彩、声音、气味、质地等元素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感官刺激，并影响到人的情感反应。环境可以让人愉悦放松，也可能带来沮丧紧张，秘密在于，对不同的外部刺激，大脑会分泌出不同的神经化学物质和激素，以帮助人体适应变化的环境，而这些细微的激素又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极大影响。就视觉来说，斯腾伯格引用了南加州大学教授欧文?毕得曼（IrvingBiederman）的发现：“当人们看见普遍所青睐的景观，比如说一片美丽的远景、一次美丽夕阳或一片葱郁的树木，那些能够产生内啡肽的路径中的神经细胞就会变得活跃起来。这就意味着当你看着一片美丽的景色，你的大脑会自动向你提供吗啡！不仅如此，当颜色、纵深、运动等元素被添加到景色之中，越来越多的神经细胞变得活跃起来，进一步促进了内啡肽的分泌。”内啡肽是一种让人愉悦而平静的人体激素，一处风景就能触发我们的快乐中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有机会就喜欢到户外郊游的原因吧。听觉是人体感知世界的另一重要方式，早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人们就认识到音乐与健康的关联。古希腊人在他们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clepius）的神庙中用音乐来帮助病人治疗；中国的《史记?乐书论》也说：“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法国指挥家洛林?马泽尔（LorinMaazel）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演奏会之前，我会被住宿、交通等问题弄得很疲惫，但当音乐会开始后，我会越来越轻松，从音乐中得到能量，演奏会结束时，我会感觉比之前更加精力充沛。”
　　近年来，科学家们开发出了精细的大脑探测仪器来理解音乐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实验证明，音乐能够促使大脑的情感中心分泌出多巴胺、阿片肽、内啡肽等多种神经化学物质，这些内分泌激素对于人的情绪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嗅觉与触觉都同样会对环境进行反馈，激发我们的身体反应。年轻恋人的身体会散发出带有性激素的气味，让双方长期处于兴奋之中；哭闹的幼儿一旦得到母亲的抚摸，很快就会平静下来。对其他很多生物来讲，嗅觉与触觉还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感觉器官，比如：狗的嗅觉就特别发达，能够分辨200万种以上的气味；蚂蚁几乎没有大脑，只有几个神经元，却靠它两根触突的相互碰触来交换全部的信息。当然，环境不仅会让人分泌多巴胺、内啡肽，带来快乐放松的情绪，也会释放肾上腺素、皮质醇，让人进入紧张兴奋的状态。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界的人和生物都处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面对食物时要立即发动进攻，面对危险时得赶紧逃跑，这些压力反应都需要身体迅速释放储存的能量。如果说血液是身体能量的提供者，大脑分泌的应激激素就可以说是高能的催化剂，它促使肾上腺素及皮质醇的分泌，然后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各肌肉组织，让身体瞬间产生出比平时强大得多的力量。李广情急之中，一箭射穿石头；武松喝酒之后，乱拳打死老虎，都是激素的作用。但过度的应激反应也会带来副作用，造成肌肉僵硬，有很多人在突发的危险面前，就由于过度紧张而无法动弹。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环境中的色彩、声音、气温、质地等要素与情绪、激素、健康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就能够在建筑环境中贯穿这样的原则，成功的营造一个健康的物理空间。在西方，建筑神经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运用于医院等公共空间的设计实践之中，并产生了循证设计这一新兴设计学。和擅长于向外探求的西方民族不同，通过对环境的营造来调整身心健康，习惯于内省的东方民族更多走上了禅宗式向内的道路。比如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为长寿的民族，人们大多把他们长寿的原因归结为以鱼类为食物和注重卫生的生活习惯，但我想，还有没有可能与日本保存良好的传统艺术有关呢？我指的是茶道、花道、香道等生活的艺术。贯穿于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茶道、花道，都是通过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全方位调整人体身心状态的艺术。她要求在专注、徐缓、宁静中最大程度的激发身体的感受能力，在一朵花中窥见世界，在一刹那中体会永恒。或许我们不能改变所有的外部环境，但忘情于一茶、一花、一香的世界里，我们便足以在内心中体会到世界的美好。
　　这一事例提醒，我们也并只是非简单地受制于环境中的物理因素，因为我们还具有强大的精神创造力，可以无中生有的创造出一个精神的空间。这个心灵的世界能够激发我们的强烈情感，反过来刺激人体神经化学物质和激素的分泌，促进免疫系统的加速愈合。在某些时候，我们的心灵可以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三、心灵的力量斯腾伯格在书中讲述了法国卢尔德镇的故事：一百多年前，据说圣母玛利亚在这个小镇显灵，指引一位牧羊女饮用一眼泉水，这眼神奇的泉水治愈了她和不少乡人的疾病。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病人来此寻求奇迹，到今天，卢尔德早已成了世界级的疗愈圣地，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或病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从泉水和信仰中寻求疾病的康复。很多病人声称在这里发生了好转反应，而个别瞬间快速愈合的病例更加令人不可思议。
　　是圣母显灵还是泉水的药用功效促成了奇迹的发生？斯腾伯格认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对奇迹的强烈期盼和宗教的虔诚信仰，以及卢尔德充满友爱与关怀的整体氛围，对前来卢尔德寻求帮助的患者带来了内心的鼓舞。观察发现，所有愈合发生的时间点都与患者强烈情感经历产生的时间点相吻合，这说明情绪在整个愈合过程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有一种“冲喜”的民间习俗，大户人家的年轻公子患上某种难以愈合的疾病，药食无效后，族人会想到为他迎娶新娘，用新婚的喜悦来冲去病灶。无疑，这造成了很多的家庭悲剧，但这一习俗的普遍流行，一定是由于发生过成功的案例，使古人直观地认识到，兴奋、喜悦等正面情绪有可能引发神奇的治疗作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门新兴的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才开始揭示了心理情绪与生理状况的相关联系。科学家发现，人的心理状态能极大的影响到疾病的康复，如果我们积极乐观、满怀希望，在内心怀有坚定的信念，就有可能触发体内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改变神经细胞的活性，激活免疫系统。斯腾伯格举到可的松的例子。可的松是一种合成激素，它能够快速缓解因发炎而引起的疼痛和肿胀，195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授予了发现可的松等几种激素化学结构的生化学家。她说：“可的松在人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好地解释了卢尔德出现的奇迹康复经历。身体自身的可的松——皮质醇激素是由肾上腺素产生的；肾上腺素不仅能够在人体感到压力的时候产生皮质醇激素，而且在体验任何强烈情绪的时候都能够产生皮质醇激素。肾上腺释放的皮质醇是一种类似于可的松的强大有效的消炎药，它能够抑止免疫系统，防其攻击身体。”和一百年前相比，目前人类难以治愈的大多数疾病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类疾病，激素类药物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完全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战胜疾病，可以说，人体自有大药。这种大药就是人体神经化学物质和各种激素，产生药物的地方是我们的内分泌腺，促使激素分泌的是我们的大脑，而启动开关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情感。其实，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很早也意识到人体激素与健康的关联，瑜伽的七大脉轮与现代科学所证明的人体七大内分泌腺一一对应；道家练功冥想，试图用意念激活体内的各大关窍，其位置也可以和人体内分泌腺体相吻合。具有现代医学背景的道家修炼者张绪通博士在《性理之道》一书中说：“通过七腺系统，平衡能量水准和提高能量水准，是道学强化免疫系统的方法，通过增加能量来提高免疫系统，我们可以扭转我们现在的虚弱状态，医治自身的疾病。”不仅仅只有强烈的情绪能够唤醒我们身体的潜能，斯腾伯格说：“科学家已经发现慈悲冥想能够改善免疫功能，富有同情心、利他主义的活动同样能够让参加活动的人达到更佳的健康状态。”正如道家所做的那样，平静安详、浑然忘我的心理状态或许能够促使体内激素的分泌达到某种平衡和谐的状态，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由此看来，我们的情绪管理的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如医学博士亚瑟?布朗斯坦（ArtBrownstein）在《唤醒沉睡的自愈力》（ExtraordinaryHealing）一书中说：“心理是疗愈系统最强大的同盟，通过大脑和神经系统，你的心理可以对你的身体发送强大的信息，强烈影响疗愈系统的运作……你的心理活动和想法能引起你身体真正的生理反应。”多年前，我在关于现代新儒家的学习阅读中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帮国学和哲学大师们，他们不仅拥有精深博大的学识，寿命也大都长寿，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金岳霖、牟宗三、张岱年、季羡林等等皆高寿在八十多岁至百岁之间。这些文化大师们身处中国激烈动荡的时代，一生都经历着巨大的人生波折却能得享天年，我想，这种集体性的长寿现象应该有着某种必然的原因。梁漱溟先生曾在自传中写道：“胸中恒有一股清刚之气，使外面病邪好像无隙可乘，反之，偶尔患病，细想起来总是先由自己生命失其清明刚劲，有所疏忽而致。”有人曾询问季羡林先生的养生之道，季先生给了一个有趣的回答，他说：“我有一个三不主义：不运动，不挑食，不嘀咕。”或许这就是秘密所在，无论环境如何变迁，生活如何顺逆，这些大师们用他们的精神境界构建起了一个平衡稳定的心灵世界。我们当然应当关注我们周围的环境，尽力为自己和家人营造出优美的物理空间，但我们还要了解，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不仅是水泥的建筑，重要的还有我们用信念构筑的精神空间，正如斯腾伯格在本书的最后一句所说：“拥有最强大愈合能力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选对好地方，汲取正能量》可以说是近年来我读到过的最精彩的书籍，在这本书里，斯腾伯格以她细腻优美的文笔，结合最新的生物医学成果，为我们讲诉了一个个关于环境与健康的精彩故事。如果说读书是一次精神的遨游，你展卷阅读，会意于心，这本身就成了一次绝好的康复之旅。
　　丁东，自由学人，问学启蒙于当代新儒家，践行汇融中西、返本开新之路径，冀以科学实证观念察照传统思辩学术，于旧学商量中涵养新知新见。现居重庆。
　　第一章康复的空间
　　在康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转折点。当你处于这个转折点，你会感觉自己好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你对这个世界重新产生了兴趣，希望也代替了绝望。当你躺在床上，你会突然开始注意窗帘上斑驳的阳光，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转过头闭上眼睛。你开始注意到窗外传来的鸟鸣声，大厅里的通风系统发出的舒缓的呼呼声。你不再害怕起床，而开始像小孩子那样小心翼翼，谨言慎行，探索自己周遭的新鲜事物。食物的气味不再让你感到一阵阵恶心或反胃，而是让你感到饥饿，让你有大快朵颐的欲望。你感到床单变得清凉而舒爽——床单的触感不再像黑板上粉笔的吱吱声那样让你感到不寒而栗。你不再独自一人蜷缩在病房里，你开始乐于与护士聊天。
　　在这个转折点，疾病所造成的破坏力已经被愈合力所取代。从任何意义来看，它都是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你的意识核心不再集中于内在自我，而是集中于外部物质世界。医生和护士们都知道，如果一名患者突然开始对外在物质感兴趣，这就标志着他的病痛已经开始愈合了。相反的，我们周围的环境能否对我们造成影响呢？我们周围的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治愈病痛么？我们能否设计我们周围的环境，从而提高它们的治愈性呢？如果我们忽略了物理环境的品质，是否会在无意中导致愈合过程的延缓，甚至是让病痛进一步恶化呢？
　　有观点称物理空间可能有助于治疗。随后，这一观点得到了事实和科学依据的证明。针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最初于1984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该研究文章表明，当医院病房中有面对自然世界的窗户时，病人可以痊愈得更快。
　　巴扎德湾（Buzzard’sBay）上空的太阳缓缓落下，与会者们在夜幕降临时聚集在了一起。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星光，人们手里的塑料酒杯中的白色酒液似乎也映照着火光。
　　“看看吧，这儿有治愈的效果！”罗杰?乌尔里希（RogerUlrich）在此美景前挥舞着他的双臂——几十艘帆船停泊在平静而又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他站在科德角（CapeCod）南端的一个悬崖上，俯瞰着整个海湾。他的面前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灰色盐盒式房屋：这些建筑是美国国家科学院（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NAS）的疗养和会议中心。2002年的8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伍兹霍尔（WoodsHole）的老捕鲸村（theoldwhalingvillage）附近，美国建筑师协会（theAmericanInstituteofArchitects，AIA）的研究主任约翰?埃伯哈德（JohnEberhard）组织举办了一场科学家和建筑师的合作研讨会，以探索建筑学与神经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后来的美国建筑神经科学协会（theAcademyofNeuroscienceforArchitecture，ANFA）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
　　乌尔里希那轻松的神态和孩子气的脸庞总是会让人忘记他是建筑神经科学方面的权威人物。他不会做出轻率的评论或是进行随意的猜测。他在1984年提出了里程碑式的研究结论，他证明了窗户可能影响身体的愈合能力。此时，他正在回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启发了他进行该项研究？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常识问题，”他说，“患者们已经存在，他们的各项身体指标受到了监控——根据心脏律、心电图、血压、体温——或者是其它任何你可以想象的东西。因此，我们运用这些数字来衡量窗户能否对愈合效果产生影响。我们验证了它。而它确实对人体的治愈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调查了1972年-1982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郊外医院接受胆囊手术的患者们的住院记录。他选择了46个病例，其中有30名女性患者，16名男性患者。这些患者的病床紧邻着窗户，有的病房窗户外是一片小树林，有的则是砖墙。一半的病人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自然风光，而另一半人则看不到。
　　乌尔里希记录了每个病人的生命体征和各项生命指标，包括用药剂量、使用的止痛药类型和住院时间长短。他发现能够在病床窗外看到小树林的病人比看到砖墙的病人的康复时间快了整整一天。不仅如此，能够看到自然风景的病人所使用的中浓度或者高浓度止痛药的剂量更少。这些数据充满了戏剧性。而且，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显著性。乌尔里希之所以会选择46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尝试着控制那些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变量，比如说年龄、性别、患者是否吸烟、他们以前住院治疗的情况、他们接受手术的情况，甚至是他们的病房位于第几层。每两个患者——一个可以看到自然风景，另一个只能看到砖墙——都会接受相同的护士的专业护理，因此，护理上的差异并非导致康复时间不同的原因。那些对此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坐下来好好观察乌尔里希的实验结论。
　　自然环境对于愈合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概念已经流传了数千年——早在古典时代，象征着希腊治愈之神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庙就被建在了远离城镇喧嚣、可以俯瞰大海的高山之上。直到20世纪后期，最优秀的医院才开始引进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院拥有了更多的扫描仪和X射线设备，能够进行更多的脑电图和心电图测试，能够进行更为复杂的血液和尿液的生化检测，能够提供更加先进的医疗服务。通常，医院的物理空间似乎意味着医疗设备的优化，而非优化对病人的护理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可以发现医院里最早安装空调设备的部门是放射科，因为这些精密的仪器无法在炎热的夏季正常运作。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于医疗技术的依赖和敬畏正在逐渐增加，而病人的舒适感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排挤，医院周围的环境也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医院的规划者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病人能够适应技术的需求，而不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这种观念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为什么关注的重点从病人变成了疾病本身，从愈合变成了诊断和治疗呢？
　　在19世纪，医院都建有大型窗户，甚至是天窗。尽管在强大的电能光源得到完善之前，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医院内部的能见度，但这样做也能够帮助患者康复。诊所和医院在每个病房朝南的方向修建了大型窗户，在每个病房的末端修建了日光浴室，旨在最大程度上利用现有的阳光。甚至是“日光浴室”（它指的是一个房间，病人可以坐在这间房间里，吸收自然光线中的健康射线）这个词也来源于拉丁语中“太阳（sol）”一词。
　　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太阳光有助于治愈的观念开始变得非常盛行。在抗生素的研究成果得到发展之前，人们视各种传染性疾病为洪水猛兽，尤其是肺结核。日光照射和开窗换气被认为是净化空气的最佳手段。1860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写道：黑暗的房间对健康有害，而阳光明媚的房间对健康有益。宽敞明亮、通风良好的房间后来被人们认为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式病房的标志。1877年，一份向位于伦敦（London）的英国皇家学会（theRoyalSociety）提交的文件指出，阳光可以杀死细菌。1903年，奥古斯特?罗莱尔（AugusteRollier）医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Alps）上创建了一家阳光诊所。这一建筑可能给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带来了灵感，引领他们设计了一大批能够充分利用阳光的住宅和医院。
　　罗杰?乌尔里希在1984年提出的研究结论延续了这一传统观念，并且为人们带来了额外的收获。他想要研究自然风景是否有助于平静情绪，减少住院环境的压力能否提升身体的健康水平。他的思想建立在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现代建筑学之上，这种现代建筑学主张将建筑学、健康和自然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类似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Wright）的大草原学派建筑师以及类似于理查德?努特拉（RichardNeutra）和阿尔瓦?阿尔托（AlvarAalto）的现代主义设计师所设计的建筑物似乎产生于自然景观之中。在努特拉所设计的建筑结构之中，玻璃幕墙似乎融化消失，室内空间合并在一起，从而与室外空间连接得天衣无缝。
　　无论是阿尔托还是努特拉都十分清楚精心设计的建筑构造对健康有益，也明确知道自然和自然景观对于健康和康复的重要性。这个概念被运用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结核病疗养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开始使用抗生素。感染了肺结核的病人被送往位于高山之上的医院中，人们希望山上的清新空气可以杀死那些传染性病毒。当然这些医院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优势，那就是它们都坐落于美丽而与世隔绝的自然景观之中。
　　事实上，阿尔瓦?阿尔托所设计的、并于1929年-1932年建造在他的家乡芬兰小镇拜米欧（Paimio）的结核病疗养院，后来成为了所有医院的建造标准。它为病人提供了明亮的房间，房间窗户朝南，窗外可以看到一整片松树林。疗养院中的休息室也十分明亮，通过休息室里的一大片玻璃墙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森林美景。阿尔托细心地确保医院周围的环境保持愉快而宁静。他甚至在设计家具的时候也将病人的舒适感考虑其中，他设计了背部倾斜圆滑的夹层木“拜米欧式”椅子，以此帮助病人缓解呼吸上的压力。
　　尽管理查德?努特拉钦佩并效仿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将建筑融入自然环境中的设计方式，但是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超越了赖特。他采用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墙来作为建筑材料，以此让建筑物内部变得更加明亮，空气更加流通，同时也让户内外的差异变得更小。他在洛杉矶（LosAngeles）设计的“洛弗尔健康之家”——即他为《洛杉矶时代杂志》（LosAngelesTimes）健康专栏作家菲利普?洛弗尔（PhilipLovell）医生和他的妻子李（Lea）所设计的房屋——符合了这对夫妇对于健康所持有的信念。在这幢房屋的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到自然风光。
　　虽然这些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健康与设计之间的理论联系为基础完成了建筑作品设计，但是罗杰?乌尔里希是第一个实际测量环境对病人的愈合过程所产生的影响的人。在伍兹霍尔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窗户和自然风景能否帮助患者愈合，而是愈合机制是如何运作的。窗户和窗户外的自然风景激活了哪种大脑神经通路？而它又是如何对免疫系统及其康复过程产生影响的呢？
　　约翰?埃伯哈德在举办会议的时候已经超过75岁了，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他曾经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了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University）的建筑系主任。他从一个白人新教教徒掌控着建筑设计的职权范围的时代中脱颖而出。在那个时代，即便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弗兰克?盖瑞（FrankGehry）也为了出人头地而在妻子的劝说下将姓氏改为了戈德堡（Goldberg）。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身世，他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权威之感。他是一名擅于挥舞权利的人，他要求尽可能快地取得成果，有时甚至要求他的下属含着泪也要把事情做好。但是，在他严厉的外表之下还藏有温柔的一面。当他谈论到他的遗产和他为自己钟爱的建筑领域所设计的蓝图时，他几乎落下了眼泪。他博览群书，兴趣广泛，还是一名天才艺术家，可以快速地、细致地完成建筑物素描。而在此刻，最能引起他的兴趣的就是神经科学领域。
　　在2002年，埃伯哈德作为美国建筑师协会的研究部主任的头衔显得有一些矛盾，因为那时美国建筑师协会正处于探索自身角色定位的阶段。它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制定和维护建筑的最高标准，而不是对研究活动进行监督或支持。但是，美国建筑师协会赋予了CEO（首席执行长官）为“知识社区”设置优先管理方案的权利，其中包含了与医院、教堂、学校、科技院和科学设施有关的建筑物。诺曼?昆斯（NormanKoonce），时任美国建筑师协会CEO，是一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Lousiana）的博学而亲切的绅士。长期以来，他就对建筑物如何丰富人类的生活经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他招募埃伯哈德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目标。研究建筑物与神经科学之间的关联是实现目标的理想途径，因此昆斯乐于支持研究，以便探索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伍兹霍尔举办的研讨会将建筑师、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汇聚一堂，他们的专业知识让他们得以跨越压力研究、视觉感知和环境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如果他们能够理解物理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情绪以及建筑构造所引起的情绪波动如何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进行建筑设计的时候将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考虑在内。也许当建筑师尝试说服客户选择更大的窗户和更多的自然景观的时候，他们能够拥有更为客观的理由。也许“绿色”建筑设计将不仅仅有利于人体健康，而且有利于整个地球的健康发展。
　　在1954年出版的《生存设计》（SurvivalthroughDesign）中，理查德?努特拉写道：“如果我们对人类的身体机制有明确的了解，并掌握外界自然物质对身体机制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毫无疑问，设计师们就可以将这些信息牢记于胸。”那个阶段，神经科学和免疫学尚未发展到足够的高度来辅助设计师进行建筑设计。现在，它们已经发展到足够的高度。而这正是伍兹霍尔会议所讨论的重点问题：如何利用这些学科知识来探索神经科学与建筑学领域的关系，并以此达到促进病患愈合的效果。
　　各领域的学者在和睦的气氛中做出了决定，像罗杰?乌尔里希这样的环境心理学家也对会议决定表示了赞同。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物理空间对于人类情绪、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生产力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但在科学界中，心理学家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多基于对参与者的调查问卷的统计，这种调查方式被更重视生物导向的研究者称为“软科学”。对建筑师而言，这种研究方法毫无新意，因为他们早已知道这些调查结果所提供的讯息。尽管如此，研究会提供了一个交流各种思想看法的论坛——它为各个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以此研究大脑对建筑环境做出了怎样的回应、物理环境如何促进身体健康、生产能源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在伍兹霍尔召开了一系列介绍性讲座之后，与会者分成了几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神经科学家和一名建筑师共同主持。罗杰?乌尔里希主持了“窗户”小组。这些小组又集思广益，分出若干更小的议题加以讨论。“窗户”小组花时间自由推断窗户是如何促进身体愈合的，并思考用什么方法对这些学科进行测量。窗外的景色为什么会影响愈合的过程，以及它是如何对愈合过程产生影响的？是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自然光，还是更多的气流？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大自然的声音，还是气味？是因为它更能够让人体感知到日夜交替的节奏，还是因为它分散了成日在病床上过着乏味的生活的病人们的注意力？
　　首先行动的是小组中的建筑师们。他们能够测量光的强度、波长和颜色、温度，空气对流度以及窗口处的视线范围。他们用可以测量微小细节的精密仪器仔细研究了上述定量，将物理空间中的每一个可以想象的特征进行了量化。这些定量数据能够帮助研究者们设计一套研究方案来测量和控制这些变量，从而分析出用哪种因素或者是哪些因素才能够解释“窗户效应”。
　　随后开始行动的是神经科学家们。当病人观看风景的时候，神经科学家们可以对病人大脑中的兴奋区域进行监测。他们可以测量类似于压力、松弛等生理反应。他们可以测量唾液中的压力激素的变化，也可以测量心脏心率和呼吸的变化。他们也能够测量一般健康指标，比如说免疫反应、指定药物所使用的剂量以及住院时间长短。
　　该小组的结论是将神经科学、建筑学和工程学结合在一起可以组成最先进的工具，利用这种工具，人们可以剖析和衡量患者周围的物理环境的每一个功能，以及这些外界因素所产生的刺激是如何被患者的大脑和身体所接收的。随后，研究人员能够识别物理环境中的要素，以此帮助患者促进身体的康复。
　　但是，这一切真的能够实现么？从物理环境中分离出有助于康复的一个要素或几个要素的想法真的可行么？或者是它将转变成为某些无形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让有的地方变得有助于康复，将另外的地方变得对康复有害？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窗口提供了一个门户——它能够让患者逃离现实中可怕而痛苦的疾病，或者是窗口能够让患者回想起一段美好的时光和一个美好的地方。也许，窗户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功效，是因为它能够让患者进入某种冥想的空间——这种冥想不仅能够带来娱乐，还能带来宽慰。而宽慰能够帮助患者复原，依靠从大脑流经身体各处的有益化学物质，将疾病转变成健康。该小组认为，上述假设都有可能是合理的，而研究能够确定究竟哪些因素真正有效。
　　伍兹霍尔的与会者决非首先提倡将神经科学与建筑学结合在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一个新兴领域决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努力就出现，它还需要有远见、有勇气、有毅力的人来创建它、支持它。一个新兴领域通常在数年、数十年的知识积累后才能产生，当然在某些时候知识的积累会成倍增长。即便如此，一个新兴领域的产生还得益于千百年来的隐性知识积累，人们对其所持有的疑问也在大众文化中流传已久。
　　有观点认为，直到20世纪末期，科学家们逐渐发现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关联对于维持健康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才可以用科学术语调查研究那些能够对健康产生影响的物理环境。在关于身心之间联系的理解中隐含着一种假设，即物理环境能够让心灵放松，对身体健康有益，而那些负面情绪则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如果能够阐明大脑是如何感知物理空间，我们是如何记忆和浏览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的，那么，那些通过设计物理空间来研究大脑对物理空间所作出的反应的人就能够为一个全新的领域奠定基础，从而获得显著的进步。神经科学家和建筑师共同努力协作所获得的智慧财产并非全新的收获。从科学家们第一次研究大脑的那一天起，建筑师们就在绘制大脑和它那神秘的结构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英国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韦恩爵士（SirChristopherWren）在四个世纪以前设计建造了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Cathedral），他还设计了400余级穿过圣保罗大教堂穹顶的阶梯。攀登完所有的阶梯，你可以到达围绕在圆顶内部的狭窄阳台，它就在距离顶部半中央的位置上。这就是所谓的回音壁：因为即便是两个人站在巨大的空间中的两侧用低语进行交谈，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仍然清晰明了。到圆顶参观的小孩子们总是快乐地尝试着回音壁的声音效果。
　　但是，韦恩爵士建造的圣保罗大教堂并不是为了让人们玩游戏。他创建了它，许多周围的教堂——伦敦人把它们称为“韦恩的信徒”——也用它来取代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中摧毁的建筑结构。如果你在唱诗班练习的时候到大教堂中徜徉，你可能会听到如水晶般清透的男高音在回音壁与圆顶最顶端的地方之间环绕——这种声音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无论你站在教堂中的什么地方，你都会觉得歌唱者就在你身边唱歌，而这是在没有麦克风或扩音器的情况下也能够达到的效果。当你置身于这广阔的空间之中，你会感到敬畏感和平和感，而这正是韦恩设计圆顶的初衷。
　　从圣保罗教堂向西走，经过法院和圣殿关（TempleBar）法律办公室的沉稳的石头建筑，你很快就能够到达牛津街（OxfordStreet）上最繁华的购物区。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的橱窗吸引着你的目光。沿着牛津街往前走，经过牛津环（OxfordCircus），在卡文迪什广场（CavendishSquare）上慢跑一番，然后你就会到达英国皇家医学会（theRoyalSocietyofMedicine），英国皇家医学会的部分建筑的建造时间与韦恩建造圣保罗大教堂的时间相当。托马斯?威利斯爵士（SirThomasWillis）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名解剖学家，他绘制的复杂而精细的大脑图画在1664年得到出版，他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大脑的内部构造。在威利斯打开尸体的头颅并解剖其内部构造之前，医生和科学家们对大脑的内部构造没有任何的概念，对大脑真正的作用更是知之甚少。直到今天，医学专业的学生们仍然知道威利斯的名字是因为他与大脑底部供给营养的血管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血管环被称为“大脑动脉环（CircleofWillis）”。这组动脉看起来不太重要，但它的任何一个分支的破裂几乎可以导致人体瞬间死亡，这是因为它与大脑区域如此接近，并且为这个重要的器官提供着能量。
　　类似于此的解剖学知识帮助人们构造了现代医学知识体系——人们意识到解剖学异常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要发现这一原理，解剖学家们首先必须准确地绘制出人体解剖图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解剖尸体（通常是从墓地中偷来的尸体）并仔细地绘制了他们所看到的人体构造。他们拥有的开颅工具仅有钢锯、锤子和凿子。在完成了开颅工作之后，他们所使用的解剖脆弱的大脑组织的工具仅有最简单的刀、剪刀和镊子。然而，威利斯仍然完成了如此详细、如此精确、如此精雕细琢的大脑图画，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把这些图画当做指南来研究大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威利斯的论文《脑的解剖》（CerebriAnatome）改变了整个医学界，书中提供了各个角度的大脑图案：大脑的上面和下面，前面、后面和侧面，以及每个部位的剖面图。这些插图——被清晰地雕刻，并印刷在了折叠式厚布浆纸上——页面上使用了拉丁文进行标注。如果你到英国皇家医学会图书馆参观，你可以要求阅读这一册书，带上白色棉质手套，在你空闲的时间中翻阅它。在这本书的最前面，你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威利斯特地用拉丁文进行标注：本书的插图画家之一就是克里斯托弗?韦恩爵士。
　　威利斯和韦恩是朋友也是同事。在那个时候，学者们并非固守在自己的学科范围之中，他们也常常涉足其它专业领域。韦恩在最初的时候是一名解剖学家，他痴迷于人体结构。只是后来他发现他对建筑学也拥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在建筑学实践和解剖学实践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需要一种从三维空间角度设想物质结构的能力，然后将它在纸上以二维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那些缺乏空间想象能力的人就能够理解这种内部构造。它们都需要一种在想象中旋转客体的能力，以便从不同的剖面来观察客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威利斯需要将他所看到的图像绘制下来的时候，他向身为建筑师的韦恩寻求了帮助。
　　韦恩自身在解剖学方面也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当然他还有创造性的头脑。他曾帮助他人开发了一种在动脉中注入墨水的技术，以便研究血流量。威利斯和韦恩共同完成了注入、切割工作，并将血管从脑组织中分离出来，从而明确地区分每一个微小的结构，这样韦恩才能够运用其艺术手段将这些构造呈现在白纸之上。
　　当这些卓越的艺术科学家在世的时候，要认识到颅骨内的器官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思维和感觉似乎还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大脑在人体的这些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脑的解剖》出版前20年，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绘制了一幅草图，在这幅草图中，观察者用眼睛看到某种事物，然后通过大脑让手臂动起来。这幅草图可能是第一幅明确显示了大脑从周围的环境接收感觉输入，然后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让身体运动起来的图画。
　　现在，距离笛卡尔完成他的基础绘图、克里斯托弗?韦恩设计他那宏伟的大教堂并为托马斯?威利斯爵士的书绘制插图已经有四个世纪之久，事实上利用现代科学工具，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感觉器官如何从我们周围的环境接收信号，以及大脑中的细胞和分子如何将这些信号转变成为一种感知能力，从而使我们能够感知和接触周围的世界。当我们对周围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可能会反过来影响体内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康复的免疫系统，我们就可以辨别大脑是如何产生这些神经化学物质的。如果没有打破头骨那一步，我们就无法完成这一切。
　　通过使用磁场检测仪器、放射仪器或者光学仪器，同时利用现代影像工具，我们可以在不接触大脑的情况下从任何角度观察大脑的切片图。我们可以认识到大脑中的各个不同部分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大脑中心是如何产生和控制情感并与大脑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共同促成思想和记忆的产生。利用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我们可以逐步认识到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到的周围环境中的元素是如何刺激大脑中的不同区域，从而促成敬畏、恐惧、平和、舒适等不同感觉的产生。
　　利用这些新兴技术，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的生存空间——整个世界环境——在我们巩固记忆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测量免疫系统如何释放分子改变我们记忆环境和空间的能力。尤其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些分子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情绪。最终，当我们再次进入某个能够唤起某种特定情绪的空间时，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情感记忆可以促进力量的恢复，改变大脑中的荷尔蒙与神经化学物质的含量，从而促进或阻碍我们的康复过程。
　　为了了解上述步骤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首先必须掌握愈合是什么，空间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疾病和健康是名词，那么愈合就是动词。它是一种朝着预期方向进展的运动——它是一场带领你远离疾病走向健康的旅程。正如身体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细胞和器官，能够影响它们的疾病和治愈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正是它们使身体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事实上，愈合每时每刻都存在——每一天，每一刻，愈合的微小分子都在发挥着功效。我们得以生存的现实意义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刺激都可能给我们造成冲击或伤害。伤口愈合的失败最终意味着死亡的到来。这就像是当你走上一个自动向下的扶梯，为了保证自己停留在相同的位置，你必须不断朝扶梯上方行走。健康状态就是那个位置，而愈合就是你为了保持健康而不断付出的努力。
　　愈合存在于身体中的不同部位。不难想象患病的肝部、心脏或肺部逐步从患病状态转变为健康状态，即便是它在患病时长满了瘢痕、脂肪沉积或是传染性脓包。感染渐次清除，脂肪逐一溶解，瘢痕缓慢萎缩，器官又恢复到了完全正常的状态。大脑是否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呢？大脑也有可能长满肿瘤、血块或是炎症，而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当然还有心理上的疾病——这种疾病与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有关。这些疾病同样可以得到治愈。在类似的康复过程中，大脑产生的化学物质和大脑细胞能够帮助它们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大脑细胞和大脑所产生的化学物质是如何促使思想和情绪的产生的？这个过程正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们所知道的是：促使情绪和情绪失衡产生的神经化学物质和细胞，与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我们以自身感官所接收的信息为基础在脑海中构思出某个特定地点的印象，它们在某个地方（实际上是大脑中的许多地方）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我们对某个地点的印象。正如愈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对地点的印象也在不断改变。我们对某个地方的看法不仅仅因为类似于自身的地理位置、天气情况和具体时间这些空间物理元素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心情和健康状况也同样影响着我们的看法。我们不断在头脑中创造和再创造自己对身处的某个地点的看法，这一切取决于当前的情况和我们的记忆上的变化。
　　设想一名结婚多年的妇人在最近丧失了配偶。她来到了一个度假胜地，当她的丈夫身体健康的时候，她和丈夫每年都到这里度假。在丈夫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健康水平每况愈下，导致他们无法再到这个地方旅行；而在丈夫去世后的几个月，她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法自拔；直到现在，丈夫去世后的一年，她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她渴望重游那家小小的餐馆，因为她和丈夫过去常常到那里用餐。尽管那家餐馆装潢简陋且十分狭小，通常只有当地人才会在那里用餐。在过去，他们在每个夜晚都来到那家餐馆享用简单的晚餐——用特殊香料烤制的大明虾是丈夫的最爱。他们也有最喜爱的服务员，他总是为他们选择并展示最新鲜的海产，他让主厨烹制的料理也正好符合他们的口味。餐馆离她现在居住的地方很远，但是她不得不去那里，记忆和渴望驱使她去重温以前的时光。她记不清饭店确切的位置是哪里，因为从前他们总是从旅馆步行到那里。而现在，当出租车穿过蜿蜒、黑暗而又狭窄的街道，她认出了餐馆周围的建筑；带着一丝兴奋与不安，她最终看见了餐厅的雨篷和从餐厅里洒落到街道上的微弱灯光。餐馆没有窗户，甚至没有门，它仅凭一道开放式墙壁便将其与街道分隔开来，餐馆中的玻璃冷柜里装满了刚从海湾上捕捉到的新鲜的鱼、螃蟹、明虾和章鱼。她略带惶恐地走出计程车，上前与那名服务员打招呼，服务员立即认出了她。在同一瞬间，他注意到她的丈夫没有与她一同前来。他们拥抱在一起，留下了悲伤的眼泪，这让她回忆起了丈夫在世的美好时光和失去他的悲伤心境。服务员把她安排在了她与丈夫以前最喜欢的餐桌上。她环顾餐馆四周，心中百感交加——与丈夫一同在这里拥有的欢乐回忆夹杂着当下悲伤心情。无论是光线、气味，还是声音都与过去一模一样。前一刻，她回忆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并沉浸其中；而下一刻，她意识到丈夫已然离世，不禁流下眼泪。但再次来到这家餐馆带给她的还有安慰。她内心中翻滚的情绪正在帮助她走出丧夫之痛，让她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之中。
　　在大脑和心灵这个层次上，愈合和物理空间相互作用。愈合有节奏和循环性。有的疾病停止发展，而有的疾病刚刚开始；有的疾病正处于逐步愈合的过程中，而有的疾病已经痊愈。作为改善机体突发性状况的后备步骤，痊愈的过程通常让人觉得缓慢而痛苦。想象一下罗杰?乌尔里希的一位胆囊疾病患者在窗户边的病床上清醒之前经历了些什么样的痛苦。
　　在手术室中，外科医生在手术灯的强光照射下快速而仔细地用手术刀切开了皮肤。医生划了坚定的一刀，刀片划过了皮肤表层，划开了黄白色脂肪的最底层，到达腹部肌肉所在的位置。接下来的一刀划开了肌肉层，露出了肝脏上方的腹腔。在20世纪80年代，当乌尔里希进行研究的时候，切口足有几英寸长，因为这样才能够暴露出肝脏那闪闪发光的红褐色表面。而现在的切口则不足一英寸，它的大小只需刚够插入一种光学装置——有放大作用的摄像头——外科医生可以通过它进行观察。一旦胆囊变得像一个装满了鹅卵石的绿色气球，它将从肉柄处被切除然后移出体外，随后医生对患者的肌肉层、脂肪层和表层皮肤进行伤口缝合。
　　这些切割行为会让机体开始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会让人体内的能量集中在“愈合伤口”这个唯一的目标上。机体恢复的过程通常比较混乱，当类似于感染的并发症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更加混乱。
　　人体的免疫系统提供了愈合机制。免疫系统中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免疫细胞，它们就像是舞台上精心编排的演员那样清楚地掌握了自己的台词和位置，它们有着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当医生的手术刀切过皮肤和皮下组织，它也切断了血管。尽管这些刀片锋利而干净，仍然不可避免地杀死了皮肤表层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细胞。当细胞死亡，它们会释放出胞内物质，其中包含了能够将其它细胞召唤过来的化学物质。它们召唤的细胞是被称为单核白血球的不规则球状白血细胞。单核白血球通过血液流动到达死亡细胞处。现在它们不再随着血液的流动而沉浮，而是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并与血管内表面碰撞。由于它们不断地滚动、碰撞，在它们的表面产生了蛋白质使其粘连在血管壁上。随后，它们就像远古时代的鱼类第一次踏上陆地那样进一步改变了自己的形状。它们的表面像足迹一般一点一点地伸展开来，并开始缓慢地移动和渗入，它们沿着血管修复细胞之间的裂缝，随后再使血管恢复如初。它们所利用的这种脚状增生被称为伪足，死亡细胞释放出的化学物质气息能够使它们移动并穿过血管下方的组织，直达伤口所在的位置。
　　单核白血球表面分泌出的能够促使其移动的物质是被称为“趋化因子（chemokines）”的蛋白质——这个词语来源于希腊词语，意味着“化学的”和“运动的”，字面意思为“能够使细胞移动的化学物质”。这些分子拥有召唤细胞的神奇力量，它们对于人体“护卫”吞噬细胞（意味着具有积极摄食作用的血细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吞噬细胞当然能够以其自己的方法消化外来物质。单核白血球一旦被激活并开始在组织中移动，就变成了巨噬细胞，并开始吞噬它在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碎片。它伸出的触角抓住并吞噬了其在移动过程中接触到的死细胞和外来物质。你可以在显微镜上实时观察到这戏剧性的一幕，你甚至可以使用微小的乳胶珠给这些细胞喂食。它们会将这些乳胶珠包裹起来，直到它们膨胀、爆裂。当它们吞噬了死细胞或外来物质，它们将其吸收到细胞质内部微小气泡中的酶池里——即细胞内部的液体。这些气泡被称为溶菌酶，一旦它的内部液体溢出，它所释放的化学物质会破坏周围的组织。事实上，这正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划破细胞的时候所发生的现象。但如果酶安全地停留在皮肤内部的皮肤里——即停留在吞噬细胞中的溶菌酶内部——它们便成为了细胞的垃圾处理中心。它们迅速地将碎片分解为蛋白质，将蛋白质拆成一些零碎的物质，然后再将这些零碎的物质拆分为能够构成蛋白质的分子构建模块（氨基酸）。按照这样的方式，死细胞和垂死的组织得到了分解、回收和清除，为下一阶段的机体愈合做好了准备。
　　新生的细胞汇集在这个位置中——这些细胞的任务是填补空洞，将伤口的边缘粘合在一起。这些细胞被称为纤维细胞，它们能够产生一种被称为胶原蛋白的胶状蛋白质。胶原蛋白能够将细胞按规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创建皮肤组织、肌腱组织、脂肪组织和肌肉组织。胶原蛋白能够使我们的肌肤保持水嫩、紧致有弹性。它也是疤痕产生的原因。
　　在所有活动中，其它细胞的到来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这些细胞就是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它们能够产生抗体，攻击病毒，抵御细菌的侵害。每个淋巴细胞在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同时还会成长和分裂，因此在伤口处聚集了许多各种类型的细胞，它们推进了愈合的进程。在伤口愈合处所进行的活动导致了发红、发热、肿胀以及疼痛感。到后来，一个疤痕便产生了。
　　这一切活动所消耗的时间长短是可以预测的。虽然你只接受了一个非常轻微的手术——比如说，将你鼻子上的痣摘除——但是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将得到一份说明书，它告知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拆除外面的加压包扎（通常在24-48小时之后）；你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清洗脸颊或是头发（通常在5-7日之后）；你在什么时候应该回到医院并拆除缝线（通常在7-10天之内）。医生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康复的每一步的原因是愈合过程通常遵循一套时间表。
　　愈合的速度很难被提升，但它可能受到阻碍——通过药物、感染，甚至是压力。如果你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氏症（Alzheimer’sdisease，老年痴呆症），而你是他的主要看护人，你每一天都反反复复地觉得非常伤心。尽管他仍然是你这一生中最熟悉的男人，但现在他的身体只是一个躯壳。随着时间无情地推移，你能够从他的脸庞上找到的属于他的个性特点也越来越少。你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你担心他变得越来越神游天外，你担心他攻击那些尝试着帮助他的人。你变得睡眠不足，忽冷忽热，你每一天每一刻都觉得非常疲惫。你感到非常沮丧，也失去了食欲。这所有的一切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和免疫系统的愈合能力。
　　环境同样能够影响愈合能力。如果你居住在黑暗、狭窄、拥挤而充满了噪音的角落，你会倍感压力。如果你被孤立，远离了你的家人和朋友，你也会倍感压力。在这些情况下，你的免疫系统受到了重压，愈合过程变得缓慢。无论你是在生病的过程中还是在康复的过程中，你周围的物理环境能够改变你的感觉，从而改变你的康复速度。在上述的所有情况中，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的沟通是及其关键的。免疫细胞在感染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分子除了能够产生新的细胞、提升抵御细菌的能力之外，还能够影响大脑，改变大脑的运作方式。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免疫分子对我们造成的一个影响是它抹去了我们对周围环境所拥有的记忆。侧重于感知的那一部分大脑和内部器官变得更加活跃，而侧重于外部世界的那一部分则暂停发挥其功效。因此我们变得对胃、咽喉或者肺这一类内部器官所释放出的信号极其敏感，并且能够更加敏锐地感觉到每一次呼吸或刺痛，而对自身之外的其它物质丧失了兴趣。
　　反过来，大脑将自己的信号传送给免疫细胞——激素和神经化学物质可以调整免疫细胞抵御疾病的能力。有许多物质能够对大脑造成影响，从而促使大脑释放这些化学信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周围的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中的光亮与黑暗、声音与气味、温度与触觉等特性，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触发大脑中的情感中心，从而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反应，影响我们如何去看待周围的世界。这些情感中心释放出的神经化学物质和激素，能够改变免疫细胞抵御疾病的能力。反过来，正是通过这种沟通方式，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对空间和环境的意识才发生了改变，伤口在开始愈合的时候也发生了改变。
　　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窗户是如何影响愈合能力的。窗户的作用可能源于窗户提供的光线，病人通过窗户看到的色彩、听到的声音和闻到的气味。或是因为它能够让病人从无聊中解放出来——也有可能是由于上述的部分原因或全部原因，这因个人经历的不同而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科学、免疫学、心理学、建筑学和工程学领域中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愿意彼此交谈并相互学习。通过这样做，他们更容易找到环境对康复造成影响的原因。
　　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Salk）凭借其根据自身经验所做出的请求和伍兹霍尔那鼓舞人心的自然风光，将专家们聚集在了那里。在20世纪50年代，当索尔克在他那位于匹兹堡（Pittsburgh）的地下实验室中致力于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他陷入了僵局。他感到沮丧而意志消沉，决定到意大利的阿西西（Assisi）小镇度假。他在阿西西镇的美丽风光和灵性光环中获得了灵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他的实验室，创造了他的疫苗。现在，这种疫苗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索尔克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甚至没有得到著名的国家科学院的承认。但是他得到了圣地亚哥（SanDiego）议会赠与的土地，也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theMarchofDimes）处得到了足够的资金，从而创建了他自己的研究中心。索尔克信誓旦旦地说，在阿西西的精神引导下，他将在这个映满了光芒且美景环绕的地方修建科研设施——这些设施将像阿西西为索尔克带来灵感那样启迪其他科学家的想象力。他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南部靠近圣地亚哥市的拉霍亚（LaJolla），他与建筑师路易斯?康努（LouisKahn）共同设计建造了索尔克研究所（theSalkInstitute）。索尔克研究所被许多建筑师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
　　研究所位于能够俯瞰太平洋的峭壁之上，它由两排长长的、耸立于垂直峭壁之上的四层建筑物组成。它们看上去像是由与岩壁相同的白垩岩构建而成，实际上它们是由混凝土构建而成的——康努将这种混凝土设计得与天然石灰石相似。根据索尔克的要求，每个研究员不仅在主层中拥有实验室，还可以在二楼中拥有能够俯瞰大海的私人办公室。镶有木板的办公室能够给人带来安静和平和之感，是沉思的理想空间。两幢建筑物之间是用石灰石铺制而成的长廊，它很好地将悬崖峭壁与室外空间结合在一起，使整个建筑结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两幢建筑物是完全平行的，当太阳从海面跌落，它的光芒会直直地洒落在建筑物之间。一条与长廊长短相当的狭窄管道将水引入倒影池中，水面映射出如火一般的阳光。该研究所现在成为了建筑师和科学家们的圣地，它也因为其在基础科学、分子科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而举世闻名。
　　1992年，索尔克来到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D.C.）接受美国建筑基金会（theAmericanArchitecturalFoundation）为其经历时间考验的建筑物所赋予的殊荣。他向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谈及了他在阿西西的经历，以及这一段经历促使他联合康努在拉霍亚的峭壁上重塑了阿西西式氛围。他描述了阿西西的氛围是怎样的，以及那个地方所带给他的精神体验如何激发了他的直觉，让他找到了研究的最后突破。他要求建筑师们继续研究建筑空间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他在索尔克研究院组织了一系列聚会，以便找出建筑物丰富人类经验的神奇力量。索尔克希望能够加强科学家与建筑师之间的联系，这样研究员们才能够更好地捕捉和理解他所发现的鼓舞人心的氛围。
　　在索尔克行将辞世之际，他将上述要求列入了自己的遗嘱。出席这次基金会颁奖仪式和之后的集会的在场人士也记住了索尔克的要求。2003年，一位来自圣地亚哥的名为埃利森?怀特洛（AlisonWhitelaw）的建筑师提出了成立美国建筑神经科学协会的想法。
　　当怀特洛当选为圣地亚哥市建筑基金会（theSanDiegoArchitecturalFoundation）的主席时，她已经成为了可持续性公共设施设计者中的领先人物。她对圣地亚哥地区丰富的神经科学研究十分熟悉——她不仅在索尔克研究所从事神经科学研究，也在斯科利普斯诊所（ScrippsClinic），以及位于圣地亚哥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和神经科学研究所（theNeurosciencesInstitute）从事科研工作。作为主席，怀特洛负责为下一届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会议发展“传统性项目”。该会议将于秋季之后在圣地亚哥市举办。当怀特洛从诺曼?昆斯处听闻了索尔克的设想，她决定建设一幢能够将神经科学家和建筑师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的虚拟大厦，而不是建设一幢由水泥和砖块构建而成的研究所。幸运的是，昆斯当时身为美国建筑师基金会（theAmericanArchitecturalFoundation）的主席及首席执行长官，曾于1992年参加了乔纳斯?索尔克的颁奖晚会，也参加了索尔克的许多后续会议。当怀特洛向昆斯寻求支持，昆斯回忆起了索尔克得到灵感的故事和索尔克曾提出建设一个神经科学家与建筑师联盟的建议。他知道约翰?埃伯哈德与怀特洛追寻着相同的目标，因而随即安排他们两人取得了联系。埃伯哈德与怀特洛联合在一起，共同创办了位于圣地亚哥市的美国建筑神经科学协会。它也是圣地亚哥建筑基金会（theSanDiegoArchitecturalFoundation）的传统性项目之一。怀特洛风度翩翩，说着一口轻柔的英式英语，对个性深沉的约翰?埃伯哈德来说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合作伙伴。他们的项目得到了位于圣地亚哥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新建筑学院（theNewSchoolofArchitecture）的鼓励，也吸引了该地域中所有主要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乃至全国的建筑师们。现在，昆斯作为美国建筑学院的首席执行长官，非常乐意为美国建筑神经科学协会的建设提供建筑学方面的支持。因此，索尔克的设想终于得到了发展。
　　虽然仍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完成，但是我们已经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学科之间也开始相互学习。只有具备了这些知识，研究活动才能够继续发展，新的方案才能得到设计和实施。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环境能够对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产生许多不同的影响，它也有促进伤病愈合的功能。我们可以将这些难题结合在一起，从而理解我们的感官如何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收刺激；大脑中的不同部位如何变得活跃，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听、摸、闻。我们能够理解感知如何触发情绪，并使情绪分子通过血液和神经细胞的流动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分子如何影响免疫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的愈合能力。因此，我们才能开始真正地理解空间和环境，理解像窗户、小树林那样的简单事物也能够愈合疾病、促进健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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