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喧嚣》：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的普斯科夫， 当时，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去普斯科夫看那里的教堂（ 应该说，那些教堂是整个帝国最漂亮的教堂）。听说 我们要去普斯科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 娃建议我们去见一见当时在该地师范学院教英语的娜 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让我们把几《时代的喧嚣》转交给她 。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之前不知道她还活 着。
　　她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共住宅里。其中一个房间 里住着一位住户女代表，其姓氏就像是命运的嘲弄， 叫“非茨维塔耶娃”，另一个房间则属于娜杰日达· 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这个房间与普通美国 家庭的浴室差不多大，只有八平方米。房间的大部分 面积为一张大铁床所占据，另外还有两把维也纳式椅 子，一张带有小镜子的五斗橱，还有一个床头柜，这 床头柜也当桌子用，上面摆着几只剩有残羹的盘子， 旁边是一本简装英文书，以赛亚·伯林的《刺猬和狐 狸》。这本红皮书籍会出现在这间斗室，有人敲门时 它也未被藏到枕头下面，这个事实本身恰好也表明， 喘息时期业已开始。
　　后来得知，这《时代的喧嚣》也是阿赫马托娃送来的，在半 个世纪的时间里，阿赫马托娃始终是曼德尔施塔姆夫 妇最亲近的朋友，起初是他们夫妇两人的朋友，之后 则仅为娜杰日达一人的朋友了。阿赫马托娃自己也两 度守寡：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契卡、亦 即克格勃的前身所枪毙；第二任丈夫、艺术学家尼古 拉·普宁死于同一机构设置的集中营。阿赫马托娃竭 尽所能地帮助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 姆，在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救了后者的命，她将后者偷 偷带到塔什干，作家协会的部分成员当时被疏散到那 里，在塔什干，阿赫马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 姆分享自己的那份定量口粮。阿赫马托娃的两任丈夫 均为国家所灭，她的儿子在集中营里受苦（总共被关 了十六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尽管如此，阿赫马 托娃的处境还是要比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好一些 ，即便仅仅因为，官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她 是一位作家，还允许她住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而对 于人民公敌的妻子而言，大城市的门则是紧闭的。
　　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 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 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 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 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 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 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 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 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 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 还给别人，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应该像对她自己一 样。在她最遂顺的时期，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 ，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区的那套一居室住宅里，最贵重 的物件就是厨房墙上那只能发出布谷鸟报时声的挂钟 。窃贼到了这里会感到失望，顺便说一句，带着逮捕 证赶到这里来的那些人也同样会感到失望。
　　在那些“遂顺的”年代，即她的两部回忆录在西 方发表之后，这间厨房的确成为一块朝觐之地。几乎 每天晚上，那些熬过艰难时世或是在后斯大林时期涌 现出来的精英们都会围坐在一张长木桌边，这张桌子 要比普斯科夫的那个床头柜大十倍。能感觉到，她在 试图挽回她被摈弃的那几十年。但这只是我的怀疑， 不知为何我记得更清楚的还是她在普斯科夫那间斗室 里的模样，或是她坐在阿赫马托娃彼得格勒住所里的 沙发角上的模样，她有时偷偷从普斯科夫跑到彼得格 勒来，或是她现身于什克洛夫斯基夫妇莫斯科住处的 走廊深处时的模样，在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时，她就 住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之所以对这些模样印象更 为深刻，或许是因为她在那些时候更接近她的本质， 即一位被抛弃的女子、女难民，或是像曼德尔施塔姆 在一首诗中对她的称呼，即“穷女友”，这种身份她 实际上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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