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情参阅-第3辑_《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_978750119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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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帝国民主\\\"的结局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进入第15个年头时，却极其出人意料地被“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在这15年里，伊朗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但民众人心向背却发生了从支持改革到反对改革的根本性变化。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成为伊朗“国教”，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1941年，年仅22岁的巴列维国王继位。经过20余年的历练后，他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
　　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的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1963年初夏，双方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冲突以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动用军队对教会力量的镇压而告结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与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1／4分给3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措施使伊朗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而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
　　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官场腐败贪污盛行，甚至一些王室成员也同样贪污。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民众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后来，国家遇到财政危机，政府为降低通货膨胀决定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在《出使伊朗》一书中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想起自己还住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一个房间。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这些，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通常认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认同这一点，甚至在流亡国外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仍不承认这一点。他一再强调，对权力的制衡、宪政是西方的标准，在伊朗行不通。因为，伊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而且还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更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就更加强烈了。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我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他们却不顾我们的国情，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它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简直无法比较。”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自己的经验”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
　　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巴列维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一直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不过，在巴列维时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则认为未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和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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