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读者·校园版》的原创栏目，由知名度的作家、学者、媒体人执笔，撰写自己的中学时代生活，从2013年开始连续刊载。《记忆的折痕》由此栏目精选结集，收录了押沙龙、韩松落、杨早、叶开、马伯庸、十年砍柴等名家作品。

    《读者·校园版》改刊以来精华结集
    最受中学生欢迎的三百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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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愚：一条未知的人生之路
9 韩浩月：这样爱你为什么
16 扎西拉姆·多多：我们的烂尾青春
20 南在南方：山一程，风一更
26 黎戈：记忆的折痕
31 云无心：为了走出大山的青春
38 马伯庸：大礼堂电影院
45 萨苏：懵懂时代的爱情回忆
51 鲍尔吉·原野：抓小偷
56 押沙龙：当时少年青衫薄
62 鲍尔金娜：年华电影院
70 十年砍柴：为文学梦付出的代价
76 刘墉：大丙出头记
84 张牧笛：高三记
91 独木舟：青春
99 祁又一：告白惊魂记
106 顾文豪：阅读改变我的眼光
113 毛利：买图书馆红砖的同学
120 韩松落：把郑智化收藏起来
127 叶开：挂在树上的男孩
135 冯俊杰：世界上的桥
142 杨早：初三的城市漫游
152 甄一遥：云在青山水在天
159 王若虚：普罗米修斯的手机号
168 徐杭：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老师
173 方羌羌：三人行
181 微酸袅袅：平淡流光
189 巫昂：我的一中命
197 巩高峰：那年我红过
205 淡蓝蓝蓝：青春哭了
213 云也退：这学期是圆形，上学期是方形
223 李驰翔：谁是卧底

年华电影院
鲍尔金娜
做学生的时候，因为被祝福的自由特别少，所以狂野的愿望特别多。其中大多数当然都跟成年人的心愿相对立，因为我们最想要的无外乎是无忧无虑地吃、玩、睡、恋爱、用科幻的风格憧憬未来。偶尔与校方一拍即合，印象总是格外深刻。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生参与热情最高的集体活动便是全校师生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频率不固定，提前一周通知，几乎都安排在周末。有时罕见地落在周五下午，代替了大扫除的日程，便会引起巨大的欢乐。其实大扫除跟上课相比已经算是嘉年华。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被分配去教学仪器厂索要废弃锯末（用来擦水泥地效果极好）这样自由的美差，只有劳动委员和比较酷的男生团伙才有机会。剩下的大多数人还是周复一周地困在教室里，擦玻璃，擦墙围子，擦灯管，擦一切有表面的东西，在流淌着肥皂水的走廊里提着裤脚跳来跳去。
集体看电影的快乐则是彻底的、无需对比的快乐：既脱离学习又脱离劳动，合法地离家几小时，与好朋友、死对头、暗恋对象、想发展成靠山的学姐学长一起，统统被吸进巨大而深沉的影院里，建立起黑暗中的临时迷你王国。其圆满近乎失真，既不因为有校方的陪伴而扫兴，也不受影片质量优劣的影响。那时候进口的好莱坞大片很少，国产大片还没憋出来几部，我们被领去碰到什么就看什么，每年都为许多或冷僻或疲软的国产电影提供稳定的票房。作为对这种贡献的报答，校方默许我们去看电影时不穿校服——这简直就跟在奶油蛋糕顶上放草莓一样尽善尽美。尽管如此，身处叛逆期的少年不好对成人促成的乐事表现出明显的满足——那等于是对自己阶级的背叛，所以每当集体走在去影院的路上，尤其当与街头时髦的大学生擦肩而过时，我们总要急不可耐地表现出自己对于集体活动的万般轻蔑，我们的独立不羁似乎就和拥有了自由意志的大学生同样硬气。于是整齐的队伍彻底瓦解，一双双年轻的眼睛为做出愤世嫉俗状而眯成斜视，步态和站姿尽可能地不符合人体工程学。男生跳到彼此身上勒脖子，嗓子里嘎嘎地冒怪声，胳膊甩到脑后，像罢工的牵线木偶。女生里胆子大的也会互相推搡，表演撒娇，可到头来还是纯真占了上风，打闹几下之后就真进入游戏状态，恢复小孩子的尖叫，忘记要在余光里搜寻为自己坠入爱河的不幸的人。
但最好的时光还是在影院里。
我们那时固定去的影院最初是一座军队礼堂，建筑结构宏大威严，卫生永远搞得一尘不染，所有楼梯都跟马路一样宽，淡翡翠色的大理石地板，雪白高阔的穹顶，光亮冷寂的大柱子，带点遥远的苏维埃情调。不仅跟现在的高级影院相比毫不逊色，并且多了某种时光带不走的凄凉的古典气息。吵闹的少年们每次进入大厅，都会自觉放低声音，既有人类对殿堂的权威感的天然敬畏，又有冒充成年人进入艺术世界的兴奋。那里的检票员们也比一般影院的检票员更高雅，冬天里穿着合体的军大衣倚靠在柱子下，一边查点无穷无尽的人头，一边看守紫红色天鹅绒遮光幕布里上演的声色世界，表情深不可测。
回头想想，被青少年包场的电影院在开场前看上去总是有点可怕——一口大黑碗里扣着上千只初生的小虫，嗡嗡声高悬在穹顶，脑袋往四面八方扭动，寻找心上人的后脑勺，揪出谁在二楼吹口哨，看高年级的校花又剪了什么新样式的刘海，趁老师不注意窜过去跟死党坐到一起，策划几时溜出去买零食吃。
当全场灯光忽然熄灭，银幕发出颤抖的光时，世界便突然变得狭小而响亮。大家按惯例总要欢呼几下，以庆祝黑暗带来的美丽和自由——热爱清晨的阳光和慵懒的午后，那都是长大之后的一些事。虽然我们从没在那黑暗里成就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光是不被盯梢，不被揣摩，放肆隐身于黢黑的汪洋，就已经构成了珍贵的狂欢。
记得我那时候有一块卡西欧塑料表，是三姨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淡粉色的表盘四周暗浮着小灯泡，手腕晃动时会有三色荧光灯闪烁，这在我上初中时绝对是少见的时髦玩意，我视作珍宝——走哪都戴着，尤其在集体看电影时。几次在熄灯后离座去洗手间，其实不过是想趁黑摇晃胳膊，让全影院的人都看到我的手表多么酷。直到有一次听见黑暗里有人说：“不就是个破表，得瑟个屁！”我才从此停止在电影院里锻炼肱二头肌。
那三年里看过的电影很多，印象深刻的很少。毕竟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里观影，太容易分心。银幕上的大多数活动都沦为我们激动时光的背景音乐。大概每十部电影里总有五部跟校园励志、家庭温暖、军旅荣誉有关，会避免爱情主题，暴力的港台动作片倒没格外禁忌，男生们对此大加赞赏。还有一次不知是不是校方消息失灵，竟给我们看了一部香港制作的低成本恐怖片。当看到红衣女鬼从衣橱里平移到门后，扼住主人公喉咙的镜头时，影院里炸出一锅凄惨的尖叫，紧接着是放声大笑，充满了自嘲和劫后重生的过瘾。放到现在，学校组织孩子看这样的电影，估计是要上微博头条的。
有时看到煽情场景，受了感动，双手紧抠着座椅扶手，看到旁座哽咽时，自己才敢擦眼睛；有时又会无聊得要命，猫腰悄悄跑回光明里待几分钟。影院大厅里设有小卖部，明亮的长方形玻璃屋，白炽灯直射到两个神气活现的阿姨身上，她们是寂静电影院里的美食双生花。她们身后的货架上稀松摆放着虾条、薯片、话梅干，还有东北小孩都爱喝的八王寺汽水。这些袋装食品上总是落着灰，像生物标本室里的样品，想必生意不很景气。所以那两个阿姨招待我们时总是很殷勤，中学生虽然零花钱少，却个顶个是馋鬼，为了零食舍得“一掷千分”。窗口炸锅里金油冒泡的铁钎羊肉串，让多少人自愿错过了黄飞鸿最精彩的打斗。
后来由于小卖部聚会大范围流行，老师们不得不牺牲自己观影的完整，从门帘里时不时探出头，面无表情地转动眼睛——也像免费恐怖片——检查有没有男生抽烟，或企图逃走。敢在雄伟的苏维埃大柱子下公然抽烟的人几乎没有，逃走的倒隔三差五就被逮到几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跟校方的看法一致，觉得他们很可恶。干吗要逃呢，我当时的理想课外生活——和朋友、喜欢的人在一起，看电影、做白日梦、吃东西，在影院里都能实现得八九不离十。那些逃跑的人竟然在外面的世界里有更想做的事情——我猜我的厌恶来自嫉妒那些神秘的可能性，也为自己相比之下的简单生活略感遗憾。后来知道那些逃跑者大多数不过是去网吧打游戏，瑰丽的神秘色彩尽失，我从此心无挂碍。
有时候我喜欢从吃零食的队伍里进一步溜出，一个人走到大厅角落的狭窄回廊里，一边看宣传板上几年不更换的电影海报和故事简介，一边听放映厅里传出的声响，比在放映厅里另有一番趣味——真正是蒙在鼓里的质感，深远又缥缈。银幕里万马奔腾，竹林笛声，厅外墙面跟着震动。我有一种虽然置身千里之外，却永远逃不出佛祖掌心的省悟和刺激。有时听着听着就渐渐入迷，心神四散。直到鞋跟踢踏声靠近、忽然响起了大笑声、羊肉串的香味钻入鼻孔，才一个激灵醒过来，拉开死沉死沉的门帘偷偷溜回去，看到几百张被银幕染成淡蓝的脸，正一起屏息迎接大结局。
电影散场永远是伤感时刻。一群手脚发麻的少男少女步伐迟缓地走出电影院，共享无精打采的面色。眯眼发现夕阳已现，天空正是金橘与蓝的交接，总要震惊几秒，才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然后又要跟那么多人分别，下周才能再见，更难免怅然若失。不愿回家的，三三两两坐在台阶上，沐浴在金光当中，手里摇晃着瓶里喝剩的饮料，把电影票捏成球弹出老远。这放到青春电影里会是很好看的画面，八成会加上钢琴配乐。可惜现实的青春少年不会像电影主人公一样先知先觉地对着远方喊“青春万岁”，或找一片肥美的草地仰躺下去思考蹉跎岁月。我们只是继续在影院台阶上坐着，坐到太阳无可挽回地落山，想起各自家里妈妈一寸寸拉长的脸，攒了几堆的作业，需要打气的自行车，仓鼠啊、小乌龟啊还没喂。于是我们懒洋洋地起身，最后一次嘲笑彼此潮红的脸和乱糟糟的发型，然后各自消失在忙碌嘈杂的人群里。我们的背影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但还是会坚持认为一定有人在我们身后留恋地看了又看。
2013年第24期
当时少年青衫薄
押沙龙
我上中学的时候大学还没扩招，大学生相对来说还是一种“稀罕之物”，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跟菜市场的大白菜似的满眼都是。
我生活的地方是个小城市，大家对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无比敬仰。我记得有一次，几个人凑在一起玩牌，有个同学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厕所里有个大学生，上海交大的！”我们马上提出要去看看。他领着我们跑进公共厕所，对着茅坑用手一指：“就是他！”那人的胸前别着一枚校徽，手里捏着一团纸，蹲在茅坑上双眉紧锁，满面红光，让人好生敬佩。在我们眼里，他脑门上仿佛写着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牛人。
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学是什么样子，反正在我们那个时候，师长们教给我们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成为像那位“坑上客”一样的牛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校系统地、深谋远虑地铲除掉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换给我们一脑袋的标准答案。
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搞了一个阅读调查，说中国人每年平均读书4.3本，韩国人是11本，法国人是20本，日本人是40本。对这个数据，有人做了很多解释，从经济到互联网再扯到堕落的国民性什么的。我倒没想得那么复杂，以我的经验来看，大家不喜欢读书，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所受的教育让我们讨厌读书。要是把书比成美女的话，中国的学校就像一个净身房。如果你不像韦小宝那样作弊，而是老老实实地让干啥就干啥，让怎么想就怎么想，日后多半粉白无须，视美女如浮云，断了那个念想。
比如说鲁迅。鲁迅是一代文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第二个人。他的《野草》《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直到现在都无人可及。但在我的中学时代，他是最招人烦的一个人，就他事多。老伴儿华大妈掏出钱，你华老栓拿着走就是了，儿子都病得那么厉害了，还要“抖抖地装入衣袋”，还要“捏一捏，按两按”，还要“硬硬的还在”。每个形容词都金光闪闪，每个动词都不可替代，都要我们分析。还有，窗外两棵枣树，你就说两棵枣树，非说“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这也要我们分析，分析得不对就要扣分。直到后来仔细读过《鲁迅全集》以后，我才相信鲁迅也是被我们冤枉的，换他来做这些分析题，30分的题能扣40分——因为还要倒扣10分的态度分。
所有的文章都要划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中心思想还都有固定格式：该文通过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鞭笞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还都要抄到本子上。再好的文章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中国的老师们就像劝善戒淫的高人，手持风月宝鉴，将美女一照，照成骷髅，然后掀髯一笑道：“且看老夫手段！”
我在中学还有过更离奇的经验，比如我曾用抄黑板的方式学英语。我们英语老师每天一写一黑板的英文，一学期下来我能攒好几本厚厚的笔记，里面结结实实的都是知识。什么动词后面跟不定式，什么后面跟动名词，什么动词后面既可以跟不定式，也可以跟动名词，以及in和at的六十多种微妙区别，我都知道，小本子上都有。即使我苦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对不定式和动名词有这么多了解，工作后和外国同事交谈起来，他们却常常陷入沉思，皱着眉头，眯着眼睛，那样子就像闻到了什么气味，撑到最后说声：“Pardon？”
时过境迁，我并不想抱怨，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好人，他们那么做都是为了把我们送进大学，而且我也确实进了不错的大学。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他们，而且从一个宏观角度来看，我也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僧多粥少，各地差距又大，要公平地筛出一部分人上大学，题目就要形式上刁钻古怪，标准上整齐划一，本质上平庸愚蠢。但所有的这些感激、这些理解，都消解不了那六年里的日日夜夜。
在整个六年的时间里，我学会了很多本领：我知道了怎么计算从斜坡上缓缓滑落的小木块所受的摩擦力，知道了怎么从四句赞扬的话里挑出赞扬得最得体的一句，知道了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份，但是没有一个师长告诉过我：“知识本身是美丽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也没有一个师长告诉过我：“在标准答案之外，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诚实，另一种东西叫虚伪。”
如今我已是一个成年人，能理解我以前未曾理解的事情。那些师长们年复一年教授着这些标准化的知识，揣摩出题人的心思，我们烦，他们难道就不烦？你让他们如何去热爱那些知识？如何要求他们把不存在的热爱传达给你？
但我还是觉得中国成年人的教育态度有点古怪：用“乖孩子”的标准让孩子们变蔫，用标准答案让孩子们变蠢。在作文课上逼着孩子们撒谎，在班级生活里鼓励孩子们互相监视，在集体表演中让孩子们用假声音朗诵一些恶心死人的假话——可是等孩子们最终变成玩世不恭的犬儒时，我们又装出很吃惊的样子。
有的时候，我们和老师之间真的免不了互相折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少年，荷尔蒙分泌旺盛，精力充沛，希望体验生活里各种小刺激，难免不服管教。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曾经扔下课本，用诗一样的语言喟然长叹：“你们简直是屎壳郎站在悬崖上，只知道迎风而舞，不知道死就在眼前！”
可是套用罗大佑的话来说，“你别忘了生活在寂寞山谷里的屎壳郎也有春天。”那个年代的天总是很蓝，冰棍总是很凉，未来总是显得很美好。虽然前有高考真题训练，后有海淀名师模拟，可我还是找到了很多闪亮的东西，比如说友谊。其实少年的内心差不多都是脆弱、惶惑的，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需要与同类抱团，彼此理解、彼此取暖。这种友谊以后也许会褪色，但在当时，它是那么重要，能让一个少年的心在虚浮的世界里保持柔软。
但是很多东西也就这样错失，而一旦错失，它再出现的时候，也就没了意义。刘瑜的文章里有一段话：“十五岁的时候再得到那个五岁的时候热爱的布娃娃，六十五岁的时候终于有钱买二十五岁的时候热爱的那条裙子，又有什么意义？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只有青春不能。”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些心痛。
我想起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最后一天。那天，我考完最后一门科目，把所有的复习资料扔出我的屋子。我和同学跑到离家最近的一家游戏厅，在那里玩游戏。当初我们就商量好：高考结束了要通宵玩游戏。但是我玩了不到半个小时，忽然觉得那么无聊，那么厌倦。一切都结束了，就是这样吗？我握着游戏机机柄，思绪纷乱，就像有一只鸟在杂草丛中扑腾着翅膀东冲西撞。
两个月后，我坐上火车去杭州上大学。为了上大学，我准备了六年，但只有今天的我才知道，我只是做了六年的题，其他的什么都没准备。但当年的那个少年并不知道。
2013年第23期
把郑智化收藏起来
韩松落
中学时代，我们常在一起的四个朋友，热烈地喜欢过一个歌手——郑智化。
把郑智化和这些形象带到我们中间的，是小魏。学校里，他跟我是同桌；学校外，他跟我是邻居。他没有念高中，初中毕业，进了铁路技校；技校毕业，到小站当扳道工。1990年，他每月薪水一千多块，是地方普通职工的三四倍，他又没有别的开销，也不需要负担家用，因此买得起引进版的磁带，一盒十三四块钱，磁带盒子上有唱片公司的标志，“滚石”或者“飞碟”；盒子里有折页的歌词纸，甚至歌手写真，堪称豪华。
铁路职工可以免费乘火车，因此他每周都回来，带着他新买的磁带给我们听：潘美辰、姜育恒、罗大佑、郭富城、孟庭苇、陈明真、庾澄庆、赵传，还有各种合集。假期结束，这些磁带他是要带走的，所以，我们翻录自己喜欢的歌，抄写歌词，连歌词纸上的歌手独白都不放过……有一周，他带回一张有郑智化歌曲的合集来，里面收有《堕落天使》；再一周，《堕落天使》和《年轻时代》的专辑就被他带回来了。郑智化瞬间覆盖了、占有了、吞没了我们对别的歌手的热爱，让潘美辰、姜育恒、罗大佑都成了热身，听他们的歌，似乎就是为了最后能够较为顺畅地理解郑智化。
另一个是小谈。他黝黑壮硕，眉目俊朗，整个高中时代，都留着一种被称为“郭富城头”的发型。那时候，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几位体育老师都是学篮球出身，他们调教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篮球队，拿了许多奖，篮球因此成了学校的主流运动项目。而小谈集结了几十位喜欢足球的同学，各年级都有，组建了一支足球队。每天下午，他带着足球队员，在操场边做体能训练，迟到的人还要做俯卧撑。每个周末，他们还会像模像样地踢几场比赛，甚至和附近的部队踢友谊赛。
这支足球队很受校方排挤，举办比赛、日常训练常受阻挠，踢足球因此带上了叛逆的、非主流的、边缘化的，甚至悲壮的色彩。所以，他能喜欢郑智化，一点也不奇怪。他对郑智化的喜欢，近乎狂热，远远超过我们，他哼的唱的全是郑智化的，他一遍遍抄写郑智化的歌词，一个字抄不对，撕掉重来。多年后我意识到，他的这种狂热里，更多的是对友谊的忠诚与狂热。如果对一个歌手最热烈的喜爱可以达到100分，他对郑智化的喜欢就是150分，那50分是交给友谊的，是因为朋友的喜爱而激发的额外的喜爱，是溢出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小杜，他苍白瘦削，也是足球队成员。他性格平静，对什么事物的喜爱都是淡淡的，即便郑智化，也不例外。因为小魏、小谈，还有我，都是那种性急火辣的人，所以我很喜欢他那种淡淡的样子，一直试图学到他的温和，他的不惊不乍，但最终我只学到了他背书包的样子。他总是把书包带子挂在脖子上，让书包挂在胸前，走在路上，老用手捧着书包，一颠一颠。他紧跟着小魏，进了铁路技校，毕业后，同样是去小站，同样是扳道工。在他走了之后，我也像他那样背书包。
他在技校学会了弹吉他。据他的描述，技校里每个宿舍都有一两把吉他。每逢回家，他会带吉他回来，朋友聚会，弹上一两曲，比如《爱的罗曼史》和《致爱丽丝》。这启发了我对吉他的热爱，在我对未来的期待中，有了一件明确的事物：一把木吉他，红棉牌，中号。几年后，我才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们四个人是最好的朋友。四个人的构架是朋友圈的标准构架，也是最稳定构架，比如，好莱坞的青春片里，一起出场的年轻人也往往是四个人。每逢周末，小魏和小杜回来，我们四个人在小城的街道上并肩而行，高声唱着郑智化的歌；我们去小谈家熬夜，录音机里反复放着郑智化的歌；听到窗外有人用口哨吹他的歌，我们会立刻奔到窗前去看。
印象最鲜明的是一个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也没有干涉踢球的体育老师，他们天天到学校足球场去踢球。有一次，是在大雪之后，操场上积了厚厚的雪，他们就在雪中踢球，雪后的那种清寂被他们的喊声和笑声刺破。操场边，榆树苍黑，白杨青灰，栖息在树上的鸟雀，被他们的声响惊起，在操场上空盘旋片刻落下，随后又飞起。踢完了球，他们拎着衣服，唱着郑智化的歌和齐秦的《狼》，穿过整个学校和小城，各自回家。冬天的微温和他们声音的回响，我想起来仿佛身在其中。
还有一次是在春天。我们去爬山，走进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在那里看到一片平坦的草地，开满野花，我们就在草地上躺下，用帽子半遮着脸。山谷里变幻着春天的颜色：墨绿、翠绿、淡绿、鹅黄、鲜红、粉红、米白，我们躺在山谷里，听着郑智化的《让风吹》，想着遥远的台北的夜、黑社会、《将军族》《孽子》、火车站、流浪的少年。直到现在，一听到那首歌，那个春天的景色就呈现在眼前。
郑智化是密语，是暗号，用来相认的半块玉佩。
但是，关于郑智化的资讯却那么少，不够我们咀嚼，直到听到他的第五张专辑，我们才真正确认他的腿脚不方便。即便这样，他的歌唱生涯，和我们的人生发生了奇妙的重叠，那前前后后将近十年的生活，几乎都可以用郑智化的人生变动来诠释：我进入大学那年，郑智化推出专辑《星星点灯》；我工作那年，郑智化推出《游戏人间》；他改变歌路，唱出《夜未眠》那年，我正在恋爱。
四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小魏在偏远小站当了二十年的扳道工和调度，2010年才调到市里。这二十年，他经历了婚姻动荡，养大了儿子，自己变成了一个中年人。他始终对自己工作过的荒原小站念念不忘，时不时开车回去，拍两张照片放在QQ相册里。
小谈高中毕业进了工厂技校，毕业后就留在那个似要倒闭却永远倒闭不了的国营大厂里，在那里工作了十六年，买了厂里盖的房子，和同厂女工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直到2010年，他终于辞职，开始帮朋友做化妆品生意，后来用装修八间化妆品店积累下的经验，开始做装修。
小杜在小站工作了十六年，和从驻地认识的女孩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继承了他温和沉稳的性格。一家人的生活安定平和，直到2007年，他死于癌症。他的母亲就是死于癌症，他也没能躲过去。
我们齐聚在小杜的葬礼上。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灵棚就搭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守了三天，小魏和小谈一直在声讨小杜的单位，嫌他们不肯派领导来吊唁。在小杜家人的一再要求下，才来了一个工会主席。在接待来人、吵嚷和声讨的同时，我替小杜写了悼词，公式化的、板正的，方便领导宣读。他们都说，这悼词写得好，但我觉得没把他喜欢郑智化的内容写进去，是一个遗憾。
但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喜欢郑智化，后来他死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又该怎么说出来才不显得孩子气呢？
同学们建了一个QQ群，也时常聚会。在QQ群里，他们反日保钓、转发段子；在聚会时，他们感叹时运不济。我什么都不能说，只是想，原来少年时我们都一样，之后的命运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二十年时间，放大着这种差异。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郑智化退出、复出，有一次，大概是2006年，他到小地方演出，因为酬劳没有谈拢，拒绝上台，被演出方架上台去。这种新闻让我心如刀绞。上个月看到《南都娱乐周刊》对他的访谈，郑智化说自己很有钱，在美国有上市公司，四个会计替他打理资产。不管这是真的假的，我愿意相信。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采访郑智化，和他一起吃饭，但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我见到的他不是他，而且，想说的太多，也无从说起。我也不再听他的歌，因为那些歌都在心里。
2014年第11期
挂在树上的男孩
叶 开
我老家坡脊是个比芝麻还小的圩镇，在中国大陆最南部的雷州半岛上。我在网络地图上放大再放大，怎么也找不到她，我的家乡似乎被一阵热带季风刮跑了。
长到八岁要上学了，我仍然常常倒挂在树上。我拉着父亲的手，走在通向龙平小学的黄泥路上，可内心仍然牵挂着我们家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如果不是被迫要直立行走，要进入人类社会，我宁可一直待在树上。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身体里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树上荡秋千。
我上小学时的主要活动是种甘蔗，课余则捉鱼摸虾。我几乎没有做作业的“不良记忆”。有一年，学校发了两本印刷精良的暑假作业本，我爱不释手，生怕自己写的字玷污了那些洁白的纸张，于是决定不做作业了。
吃完晚饭，我们还要回学校晚自修。小孩子每人拎着一盏煤油灯，三三两两地走在路上，身体融进夜色，在蚊虫的簇拥下，愉快地返校。在教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盏煤油灯，微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一些同学看课本、抄生字，我则在煤油灯上炒豆子。玻璃灯罩上搁一个锡纸叠成的“小锅”，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黄豆，挑出几粒，放进去，煤油灯火焰摇曳，香气慢慢地飘散，充满了整个教室。
我们学校坐落在一片山洼间，山坡上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山脚下是波光粼粼的大水塘。这种环境里，小动物特别多，小虫子的种类也很丰富。到夏天，我们就捉蝉蛹和蚂蚱，捡来枯枝败叶，生一堆火烤着吃。
晚自修八点钟结束，天色已很晚了，夜也很深了。两百多个小伙伴从不同的教室出来，三五成群地在路上走，走到了岔路口，各个方向都有，不断地四下散开。每人提着一盏小油灯，孩子们说话的声音和灯光交织在一起，丰富了我们寂寞的夜晚。
我的家乡差不多是热带气候，天气变化多端，隔三差五地刮风、闪电、打雷、下雨、发洪水，生活贫穷而快乐。在这简单的快乐中，很少有人想到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学毕业，我的语文和数学加起来一共99分。大姐走了后门，把我弄进河唇初级中学，这才有继续读书的机会。
河唇是个小镇，那时叫河唇公社。河唇是柳州铁路局辖下的火车大站，火车从河唇枢纽分成两个方向前往茂名和湛江。河唇车辆段段长的级别等同于县长。河唇镇另一个大单位是雷州水库运河管理局，局长的级别也等同于县长。水库管理局管理着规模位居全国前十的鹤地水库。鹤地水库水质很好，可以直接饮用。我家紧靠着鹤地水库，我从小就在水库里玩水，很多水湾都清澈见底，水草游鱼，历历可见。
在郭沫若题写名字的青年亭上极目远眺，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湖中有数个荒岛，令人遐想。
上初中后我住集体宿舍，全校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宿舍无床，只是绕着四面墙搭了一圈双层木架子，每人各铺一块竹篱，就是自己的床，大家躺得密密匝匝，情形跟养鸡场似的。到周末，骑车十几里地回坡脊，有一段路是鹤地水库的大坝。大坝黄泥路面，如果刚下过雨，又被手扶拖拉机碾过，就成黄泥沼泽了。黄泥浆黏性大，骑车冲上去会被急刹，有些人会从自行车前飞出去，落在黄泥浆里。我们会扛着车翻过堤坝围栏，冲进水库里洗澡。乡下孩子没那么多讲究，直接脱光，将衣服在水里泡掉黄泥浆后，摊在草上、石头上晾晒，我们则继续在水里泡澡，悠闲、去暑，不知日之将暮。
河唇初级中学按优、良、中、差分为四等，优等生在一班，劣等生在四班。我和全公社的小坏蛋们都被分在四班，等着自生自灭。我们的老师有杀过猪的、有开过拖拉机的、有打过预防针的、有做过冰棍的，身份都十分可疑。
我们班两年内换了四位班主任。初二结束时，来了吴卓寿老师。
一天下午，吴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里。夕阳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犀利地架在教室上空，仿佛达摩克利斯之剑。我立即主动地回忆：没用铅笔夹女生的头发，没在门上放扫把，没叠过纸飞机，没伸腿绊女生的脚，没在严丽丽衬衫背后贴纸条……
吴老师脸色温和，不像要大开杀戒。他问：“廉江去过吗？”
我点点头。廉江我去过很多次，很喜欢那里的一家私人书屋。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了。
“湛江去过吗？”吴老师又问。
我点点头。湛江是海港，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那里的动物园看过猴子和哈哈镜。
“湛江可是个好地方啊，”吴老师说，“我做梦都想去湛江工作。”
没想到吴老师还做梦，爱做梦的人总有些与众不同。
“那我问你，广州去过吗？”吴老师的声音从天外传来。没等我回答，吴老师就从我苦闷的小黑脸上知道了答案，“别说是你，我都没去过……”吴老师坐在我面前的桌上，朝教室门外挥挥手，赶走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家伙，循循善诱地对我说：“广州就是天堂。那里人人都穿绫罗绸缎，天天都吃山珍海味，妹子个个像花一样漂亮。你开动脑浆想想……”
我脑浆完全不够用。但我脑浆上有根小灯芯，被吴老师舌头上的火焰点燃了。他稍微挑一下灯芯，火就会旺起来，“……我来跟你说读书多么重要！如果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去广州了。你可以留在广州工作，还可以娶大城市的妹子做老婆。今后，你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我那时才十四岁，吴老师就对我进行了成功学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是有效果的，我在他的“煽动”下开始努力学习，以六科360分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河唇中学。
河唇中学在河唇火车站另一头的山坡上，校舍虽然无序，设施倒是齐全。十几排瓦房坐落在不同方位，横七竖八地散着，各种树木长到高空中，或俊俏，或婆娑，显示着土地的肥沃。各种鸟类出没，掩映在树梢上的鸟巢，高得让人丧气。
老师们也住在学校里，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养鸡养鸭。
河唇中学以往通常只有理科班，偶尔会开一次文科班。高一结束时，我要求成立文科班，于是学校就有了文科班，混高中文凭的全公社的小坏蛋们都跟过来了。文科班要上历史和地理，却没有老师。政治老师边自学边教我们地理，历史老师老得背都驼了。有时候他没来，我就给班上同学讲历史。
对于历史，我知之甚少，只是把历史书看完了，又曾听我父亲讲过一些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军的故事，胡乱掺和着跟同学们瞎咧咧，大家也很高兴。我的同桌王戈一高兴，他的历史书上某一页就变成纸飞机朝我超低空飞过来。班上同学的手工都做得很好，他们的历史书、地理书、政治书等，不到半个学期就会变成各种纸飞机，在教室上空翱翔，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那年我高二毕业，全班参加湛江地区预考，只有我一个人上线，拥有参加高考的资格。同学们也不嫉妒，甚至对我有些怜悯——预考结束他们就自由了，这一生中再也不用参加考试，就等着发毕业证书回家了。而我还要继续参加讨厌的高考。因此，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欢送我搬出集体宿舍。学校专门为我腾出招待所的一个房间，恨不得把我这株文科独苗种在花盆里。我可能是全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过预选线的文科生，享受了特殊待遇，搬进了招待所，有不做早操的特权。
1986年，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六门课共考了384分，英语32分，数学23分。这个成绩如果放在上海，可以上大专，而在我们湛江只能上个“梦中学堂”。高考因为地区差异而造成了极大的不公，边远地区的考生即使付出双倍的努力，仍然得不到公平的升学机会。
参加高考失败后，父亲让我进县一中文科补习班复读，他说：“你随便读，考不上就回家卖凉茶。”
那时我哥哥已在县一中文科补习班混了三年，我进补习班时，他到了第四个年头。同班同学如果应届考进大学，已经要毕业了。有地头蛇哥哥罩着，把我引荐给各路豪杰，我才不会被欺负。那时全班一百一十八人，我的成绩排在一百名外，这才知道补习班也是一个丛林，高手如云，卧虎藏龙啊。
有位补习班前辈已经待了八个年头了，他脸上有一种古老的表情。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一声不吭，只是额头上皱起几团凌乱的皱纹。
为了实现混进大城市的梦想，我扎扎实实地拼了十个月，没日没夜地做英语、数学习题，语文、历史、地理等完全放弃，只能旁听补习前辈们讨论，然后记在心里。凭着我的阅读积累，高考语文是全班最高的97分，历史、地理、英文都是90分，当时也是全县最高分。只有数学88分、政治76分拖了点后腿。后来上了大学，我发现同班同学的数学成绩没有低于100分的，一位湖南籍同学甚至考了117分，比我高了29分。文科考试，却以数学成绩决胜负，可谓荒唐透顶。
如果没考上大学呢，我就在老家卖凉茶了。我很有商业天赋，凉茶卖得比谁都好。后来，在各个大学里演讲时，我常吹嘘说，不上大学，说不定我现在就是凉茶大王，就没有王老吉什么事了。大家一阵掌声伴随一阵笑声。
谁知道呢？
2014年第12期
大礼堂电影院
马伯庸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宿命。
我的宿命，是转学。转学这种事，本没什么稀奇的，大部分人都可能会碰到一两次。不过像我这种从小学到大学一共转了十三次学的人，就不太寻常了。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个学年都会转一次，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南到三亚，北至内蒙古，东接上海，西去桂林，少说也有八九个城市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我的档案里留下过痕迹。
转学的原因是父母。他们因为工作关系，一直在全国各地奔波。我还能怎么办？跟着呗。所以，我从小学开始，就已经习惯了父亲或者母亲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然后我会冷静地收拾好课本与书包，跟着他们离开学校，登上火车或飞机，前往一个从未听过的城市，甚至来不及跟同学告别。所以我偶尔也会羡慕别人收藏的写满祝福的毕业纪念册，那是我所不曾经历过的。当然我也有他们没有的收藏——写满转学经历的履历表。别人只要简简单单三行就可以：小学、初中、高中，一挥而就；而我如果要把每条履历都写清楚，至少要两页纸才够。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转学都是因为父母的工作，最离奇的一次转学经历是在三亚。当时我们举家搬到三亚，家里人陪着我先去一所附近的某子弟小学考察，与校长交谈过后觉得不满意，转而选择了三亚一小。大人告诉我这个决定时，我正沉迷于漫画，左耳朵进直接右耳朵出了。到了上学那天，他们给我准备好书包，让我自己过去，我想当然地认为我该上的是那所子弟学校。我一个人背着书包，高高兴兴走进那所小学，找到校长，说我是那天来的转学生。校长给我分配好了班级和班主任。一直到三天之后家里人检查我的作业本，这个天大的错误才被发现。整个事件最奇妙的地方是，我那时候甚至已经被所在班级选为语文课代表了。
你看，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我就像是出海冒险的辛巴达，面对过无数性格各异的班主任，领教过无数校园小霸王的铁拳，交过无数交情或深或浅的同班朋友，暗恋过无数全国各地争奇斗艳的班花，见识过不同学校的奇闻轶事。
而这些经历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关于大礼堂的故事。
这甚至不算是一个故事，但是我记忆犹新。
我高中的时候，来到了桂林附近一座小县城里的县中。这所中学非常普通，甚至比普通还要差一点，因为它的主要生源是县城附近农村的孩子们。他们通常只有一次高考机会，考中就跃入“龙门”，考不中就回家务农。因此，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肃杀”。在家长眼里，这是一所不可多得的好学校，但对还处于贪玩年纪的我来说，这里不啻一个地狱。当我得知自己还得住校时，眼前一黑，顿时觉得地狱的火湖也许还更舒服些，至少不用上晚自习。
好在我拥有丰富的转学经历，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我在班级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际关系，习惯了宿舍、食堂和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也初步掌握了各科老师和教导主任的习性——最后一点对于校园生存至关重要。
不过对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脾性。他是个小老头，个子不高，花白头发，喜欢穿一身洗得略显发白的中山装，厚眼镜片。把他和其他校长区别开来的特征，是眉毛。校长的眉毛总是皱着，层叠挤在一起，好似在额头画了一圈等高线。
校长有事没事都会在校园里巡视，而且总是在最敏感的时刻出现在最致命的位置。比如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他会沉默地站在教室后排窗边，看看谁胆敢提前收拾课本；比如早上他会出现在操场和宿舍之间，看看谁胆敢赖床不去晨练。你永远无法预测他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但他总是会在你最心虚的时候在背后突然出现。我们私下里把他称为“忍者”，而且还是“上忍”。
我曾经栽在他手里一回。县中的行政楼旁有一块大黑板，上头用粉笔写着各种通知。有一次学校发布考试通知，我恰好路过，一时童心大起，用指头擦掉了一个数字。没想到当天晚自习，校长突然出现在教学楼里，全年级搜人，气氛紧张至极。校长找人的方式很简单，一个教室一个教室讲话，先说明案情，然后说私自篡改通知的严重性，最后说如果不自愿站出来，就要承担后果。我不知道他是唬人还是真有手段，总之被吓得屁滚尿流，主动站出来承认了。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足足训斥了三十分钟，还让我写了几千字的检查，当着全年级同学念出来。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给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打了个标签：“凶狠毒辣”。他简直就像是电影里的纳粹军官和日本军曹，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大礼堂事件”。
这所县中有一座大礼堂，大礼堂的布局很传统，前面是一个半圆形的舞台，台下是四十排可以翻转座板的椅子。在最后一排座位的后面是出口大门，出口上方有一个凸起的房间，有一截水泥小楼梯盘旋着接上去。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谁都不知道。大礼堂平时很少开放，只有在文艺汇演或者召开全校大会时才会使用。
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教室里伏案苦学，忽然班长被校长叫了出去。没过一会儿，班长神情严肃地跑回来，说全班住读生立刻去礼堂集合（当时有一部分家在县城的走读生已经回家，上晚自习的都是住读生）。我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黑板篡改事件。而且从全体到大礼堂集合这个细节来看，恐怕这次的事情比那次更严重。不少人把目光投向我，吓得我忙摆手说这次不是我干的。
在班长的催促下，我们忐忑不安地收拾好书本，走出教室。看到其他班级里的人也都出来了，我心中一惊，看来是大事。礼堂的门已经打开，里面灯火通明，学生们正鱼贯而入。我下意识地在最后一排选了一个位置，大概是觉得离讲台越远越安全吧。
等到人差不多到齐了，我发现来礼堂里的是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几乎全部的住读生。没有人说话，连窃窃私语都没有，礼堂里的气氛恐怖而压抑。这时候校长从侧面走上舞台，没用话筒，就那么背着手用洪亮的声音对台下所有学生说：“大家学习日程很紧，没时间，也不应该出去看电影。我有个朋友在电影局，我从他那里借来了最近才上映的《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拷贝，今天给大家放松一下。高三面临高考，我没叫他们，只给你们高一、高二的学生放。”
包括我在内的学生们都傻在那儿，愣了一分多钟才意识到这不是开玩笑。校长赶紧挥了挥手说：“你们声音不要太大，不然会打扰到别人。”这时一个监督晚自习的老师发出了疑问，说他看过这电影，这电影有两个多小时长，看完都快半夜了，会不会影响学生休息。校长大手一挥：“明天晨练取消，早自习照旧。”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你们要尽量保密。”
学生们没有欢呼，但是所有的人都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校长没多说什么，跳下舞台去。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舞台上垂着一块白色的幕布，而礼堂后头的那个小房间，分明就是个放映室。幽蓝的光芒从放映室的小孔里射出，照射在幕布上。
这是充满梦幻的一夜。我们在一所县中的礼堂里看到了《泰坦尼克号》，看到了杰克“我是世界之王”的经典站姿，还看到了露丝的裸体。少年们瞪大了双眼吸着气，少女们垂下了头，唯恐与男生对视，但到了结尾的时候，她们哭得很大声，这次轮到男生垂下头，唯恐别人看到自己软弱的泪水。
当电影播放完毕后，学生们走出礼堂，已经接近午夜，璀璨的星星挂满天空。最奇妙的是，这一切居然出自学校最严厉的校长的手笔，就像是一个最荒唐的童话故事。
次日上课的时候，那些走读生发现，住读生们个个神采奕奕、精神饱满。他们好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泄露秘密。从那次之后，整个高一、高二学生的精神面貌极好，校长的任何命令，都得到发自内心的支持。学生们走过礼堂边时，嘴边总带着微笑。
而让我懊恼至今的是，那一夜我居然选择了最后一排。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2013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