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思_张荣翼著_9787516109076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理论之思：文学理论的问题与思考》文集依照主题类别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从知识学角度考察文学理论在剖析文学合法性方面的问题；中编文学理论的范畴思考，探讨文学理论中的范畴或与文学理论有关的范畴；下编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则是分别探讨文学理论中需要思考的对于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整个三编各有自己思考的方面，同时相互之间也有关联，即都是对于文学理论进行具有当代意识、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研究。

    一逻辑规定性——人文研究的对话基础
    作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方面，文学研究虽然由于对象性质的特性而必须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来看待问题，但是作为研究就需要尊崇研究的基本规则，这种对规则的尊崇和遵从以不损害对文学本身的个性化特点的关注为底线。福柯认为：“在每一个社会，话语的生产过程都不是漫无定则的。”应该说福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总是致力于揭示话语权力的运用乃至滥用，但是话语也得要在交往过程中发生作用，而既然是交往过程中的就需要交往的双方或者多方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与对话的公共平台，这样就得要有“定则”。
    如果说文学研究的基本的规则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又需要考虑了，那就是针对文学研究的领域而言，它的基本的规则是什么？实际上，在我们阅读各种文学研究的资料时，其实可以看见它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路。撇开具体观点的倾向性不论，仅就学理方式而言，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印度和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就往往是属于体悟性质的，而从古希腊滥觞的西方文学研究则倾向于认识，这里体悟和认识都涉及对对象的理解和说明，但是其中有着重要区别。东方的文学研究的思维不排斥主观感受，在这种感受中是一种进入到对象的体验，研究者自我可能融人对象之中；而西方思维则是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别，主体是以一种客观的立场看待对象，并且力图使得这种看待一经指明之后，他人也可以从中得到相近的认识。再以对文学的要求来看，中国先秦以降的文学研究的主流，就是把文学作为广义的“礼”的一个方面，因此论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整个社会的要求来看待文学、评价文学和要求文学；无独有偶，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提出文学要求的。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背景下的文学则可能作为人生的一种修养方式，和个人之外的社会功利目标没有多少关系，则这样的文学研究就别有一番趣味了。再有就是，中西古代都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把所有文字材料都视为文学，而现在作为“美文”即审美对象来理解的文学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观念，那么在这种差异的总体格局下，文学的研究也就是五花八门的，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所以韦勒克认为：“我们的研究处在不稳定状态，其最为严重的迹象就是面临着还没有建立确切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methodlogy）。”这种所谓严重的迹象是韦勒克的想法，他是作为新批评的代表人物，认为文学研究应该探讨“文学性”，而“文学性”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就应该有相对专业或者专门的方法论。而假如我们跳出他的这一新批评的理路，把文学理解为和社会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对象，对文学的理解也可以从不同方面把握的话，那么这种并没有专门化的现实就只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根本不算什么弊端。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的集成或者缩影，在其他学科采用的方法、理路一般也都可以运用到文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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